儒学在西汉有着曲折的发展过程。汉初行黄老之学，儒学只能容身于民间，私相传授。但是由于儒学学者的努力，儒学在学术上取得极大的进展，建立了完整的学术 谱系，同时儒者积极参与政治事务，终使儒学在西汉中期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并借政府之力，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力量和影响。由于儒学与政治的特殊的紧密关系， 儒学的传播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政治社会化的过程。
政治社会化是社会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社会化，是社会学的重要范畴，一般而言，主要是研究社会中的个体的从自然人到社会人成长过程。在不同的学科和不同的考 察角度，有不同的社会化的概念，在政治学中，社会化体现为政治社会化。所谓政治社会化，“是社会个体在社会政治互动中接受社会政治文化教化，学习政治知 识、掌握政治技能、内化政治规范、形成政治态度、完善政治人格的辩证过程；是社会政治体系的自我延续机制和功能运行机制”[1]。“政治社会化过程包括政 治信息传播、政治观念内化、政治态度演进和贯穿个体一生的阶段性发展四个层面，并按照其内在的逻辑顺序渐次递进，构成一个连续统一的动态发展过程”。 [2]政治社会化的功能就在于，使社会民众能普遍接受共同的政治知识、政治感情、政治态度、政治价值观。学界关于“政治社会化”的研究至20世纪八十年代 才开始，到目前，基本上仍处于理论介绍和学理研究阶段[1]，把政治社会化与中国现实政治结合的实证研究较少，而研究中国历史时期政治社会化的成果则更少 [2]。

本论题旨在叙述儒学与东汉政治社会进程的关系，重述儒学的传播及引起的相关变化，如政治制度、社会心态、社会价值观、社会文化风貌等等。关于汉代社会文化 面貌的情形和变迁，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有相当多的成果，[3]因此本文只叙述东汉一代儒学政治社会化，及其作用下普遍的价值观念的形成，而于社会文 化风貌的变迁，则只引述先行之言。
儒家自孔孟时期始，就很注重儒学的社会化功能。西汉中期，儒学取得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至东汉，随着儒学在政治和社会中的影响日益加强，其在政治社会化中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可以说，东汉的政治社会化，其实就是儒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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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政府对儒学的提倡与儒学教育体系的建立与完善
政治社会化过程首先是政治信息的传播过程，即政治共同体内的各种政治社会化组织和群体以一定的方式、渠道向社会成员传播政治知识、政治思想、政 治价值规范和政治行为准则等政治文化信息的过程。政治社会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政治传播，只不过，传播的形式和内容，是儒学。这表现在政府对儒学的提倡与 儒学教育体系的建立上。


（一）东汉诸帝的儒学修养
自西汉中期以来，儒学在社会中的影响越来越大，这与政府的提倡、儒者的努力及社会上层阶层的向慕密不可分。
东汉自光武始，皇帝及皇族大多受过较多的儒学教育。这个情形大约从西汉就已开始，贾谊就曾提出以学高身正之人为太子师傅，认为“夫教得而左右 正，则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3]（保傅）。汉武帝就是很好的例子，他的老师中，就有儒学大师赵绾和王臧。而元帝更是“柔仁好儒”[4]（卷九 《元帝纪》）。光武帝微时在“王莽天凤中，乃之长安，受《尚书》”[5]（卷一《光武帝纪》），即位以后，祭祀孔子，并封其后为“褒成侯”，并多次幸临太 学、辟雍。还“数引公卿、郎、将讲论经理，夜分乃寐”[5]（卷一《光武帝纪》）。明帝“十岁能通《春秋》”，且“师事博士桓荣，学通《尚书》”，也曾 “新御讲堂，命皇太子、诸王说经”[5]（卷二《明帝纪》）。这在桓荣的传中也可以得到验证，其中说，汉明帝“学道九载”，“通明经义，观览古今，储君副 主莫能专精博学若此者”[5]（卷三十七《桓荣列传》）。章帝“少宽容，好儒术”[5]（卷三《章帝纪》）。以后诸帝祠祀孔子、兴太学、临幸明堂、辟雍在 《后汉书》诸帝纪中，屡见记载。

东汉诸帝不仅身体力行地学经，还经常亲自讲经并撰写经学著作。光武“受命中兴，群雄崩扰，旌旗乱野，东西诛战，不遑启处，然犹投戈讲蓺，息马论道”[5] （卷三十二《樊宏传附族曾孙准传》。“光武乃躬自讲经，肃宗以后，时或袓效，尊重儒术”（卷372）。明帝中元元年行辟雍明堂礼时，“正坐自讲，诸儒执经 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5]（卷七十九《儒林列传上》）。明帝撰《五家要说章句》，令桓郁校定于宣明殿，谓郁曰：“我为孔 子，卿为子夏，起予者商也”。[5]（卷三十七《桓荣列传》注）

（二）东汉诸帝的经学贡献及对儒学价值的提倡
皇帝与皇族及上层社会阶层的儒学教育，提高了他们的儒学修养，促进了政府对儒学的提倡，并影响了当时的文化政策。当时之世，在儒学经典的整理及提倡名节表彰忠孝等儒学价值诸方面，政府进行了很大的努力。
汉代，儒学师门多出，文无定本。光武时，诏令钟兴“定《春秋》章句，去其复重”[5]（卷七十九《儒林列传下》）。章帝建初四年，“下太常， 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帝亲称制临决，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 虎议奏》”[5]（卷二《章帝纪》）；章帝还曾诏令贾逵“撰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古文同异。逵集为三卷，帝善之。复令撰齐、鲁、韩诗与毛氏异同。并作周官解 诂”[5]（卷三十六《贾逵列传》）。安帝元初四年，安帝“以经传之文多不正定，乃选通儒谒者刘珍及博士良史诣东观，各雠校家法，令伦监典其事”[5] （卷七十八《宦者列传》）。灵帝熹平四年，“诏诸儒正五经文字，刻石立于太学门外”，“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以相参检，树之学门，使天下咸取则焉” [5]（卷七十九《儒林列传序》）。这就是著名的“熹平石经”，勒石以定《五经》语句，对儒学学术的发展意义重大。
修习儒学，就是为了推行并实践儒学的价值。所以后汉一代，中央不断派出使者，巡行天下，观览民风，推行教化，以移风易俗。“和帝即位，分遣使 者，皆微服单行，各至州县，观采风谣。”[5]（卷八十二《方术·李合列传》）顺帝时，雷义“为守灌谒者，使持节督郡国行风俗，太守、令长坐者凡七十人” [5]（《卷八十一《独行列传·雷义》）。　　

汉代，派遣使者观览是定制。与此同时，政府还把一些将儒学价值体现得较好的敦厚长者，褒扬天下，充作楷模。周党以高志受褒奖[5]（卷八十一《逸民列传· 周党》）；而卓茂“束身自修，执节淳固，诚能为人所不能为”，所以“名冠天下，当受天下重赏”[5]（卷二十五《卓茂列传》）。此外，另有毛义“躬履逊 让，比征辞病，淳絜之风，东州称仁”[5]（卷二十七《郑均列传》）；刘平“执性恬淡，所居之处，邑里化之，修身行义”[5]《后汉书》卷三十九《刘平列 传》；江革“‘巨孝’之称，行于天下”[5]（卷三十九《江革列传》）；薛包“好学笃行，丧母，以至孝闻”[5]（卷三十九《刘平列传》）；洛阳令王涣 “秉清修之节，蹈羔羊之义，尽心奉公，务在惠民”[5]（卷七十六《循吏列传·王涣》）；这些人均受到政府的精神与物质上的奖励。同时东汉时，屡有对举荐 之人，一律“以安车玄曛，备礼征之”的事例[5]（卷五十三《徐嗫列传》）。对不愿应征之人，竟有“使画工图其形状”[5]（卷五十三《姜肱列传》）的做 法，以宣示朝野。汉“以孝治天下”，诸帝皆以“孝”为谥号，对“孝”的价值极为推崇，据刘厚琴估计，有汉一代，“全国性的褒奖孝悌达几十次，至于地方性的 则更多”。[6]（P84）正是因为东汉政府对儒学价值的推行和尊崇，所以，在儒学的氛围下，东汉风俗可谓大化。司马光《稽古录》卷30云：光武帝“偃武 修文，崇德报功，勤政治，兴礼乐，宣教化，表行义，励风俗。继以明章，守而不失，于是东汉之风，忠信廉耻及于三代矣”。虽语涉夸张，但儒风所及，人心醇 厚，当是部分事实。

（三）儒学教育体系的建立
《礼记·学记》曰：化民成俗，其必由学；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白虎通·三教》亦曰：“教者，所以追补败政，靡弊溷浊，谓之治也。”“民有质 朴，不教不成。故《孝经》曰：‘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东汉政府提倡儒学，推广儒学价值，目的也在于淳厚人心，敦化风俗。《后汉书》卷二《章帝纪》诏： “三代导人，教学为本”。是故，东汉甫建立，就着手学校的建设。“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学，稽式古典，笾豆干戚之容，备之于列，服方领习矩步者，委它乎其 中。中元元年，初建三雍。”[5]（卷七十九《儒林列传序》）《后汉书》卷四十八《翟酺列传》也说：“光武初兴，愍其荒废，起太学博士舍、内外讲堂，诸生 横巷，为海内所集。”继王莽之后，光武置博士祭酒一人，统领十四家博士，充作太学之长，此时太学始成为一个有校舍有组织的机构，中央官学更快速地发展，东 汉本初年间以后，太学人数曾最多达到三万多人。
除了中央太学，各地方郡县亦依例建学。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皆置经师一人。乡的学校曰庠，聚的学校曰序，都置孝经师一人。这些学校中，教材当然是儒典。
从太学到郡学、县学，虽有完整规制，但也常也受政治形势等各方面的影响，其发挥的作用未必很大。安帝以后，太学就曾“朋徒相视怠散，学舍颓敝， 鞠为园蔬，牧儿荛竖，至于薪刈其下”[5]（卷七十九《儒林列传序》）。因此，在东汉，最有影响的和兴盛的儒学传播形式，反而是私学和家庭教育。

东汉建立了完整的儒学教育体系，这对儒学的传播、儒学价值的推广都有着重要的影响。班固《两都赋》云：“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如林”。[5]（卷四十《班彪列传》）虽语涉夸张，但也说明东汉时学校教育之盛。
政府及政府主导的教育机构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是绝对的主体和主导地位，无论皇帝、大臣，还是教育系统都担负了社会教化的功能。东汉政府即是通过教育系统，有意识地、连续地灌输政府所倡导的政治价值观的。

上层官吏如此，而基层官吏也不例外。在乡里层次，《汉书》卷一十九《百官公卿表》云：“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 徼禁盗赋。”《后汉书志》卷二十八《百官五》也云：“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顺孙，贞女义妇，让财救患，及学士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门，以兴善行。”乡官在 乡里社会有推行教化的责任和义务，而且政府对其也有很大的期待，这体现在很多方面，《后汉书》卷三《明帝纪》注述“三老”职责时说：“（三老）劝导乡里， 助成风化”。《后汉书》卷二《章帝经》褒奖三老诏曰：“三老，尊亲也，孝悌，淑行也，力田，勤劳也。国家甚体之，其赐帛人一匹，勉率农功。”政府对基层的 儒学的道德价值观的提倡是不遗余力的，在制度建构上，也尽力确定保障，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卷二也曾说，三老孝悌力田实为乡官名。由此可以探知，东汉政 府的教化体系从中央一直延伸到社会的最底层。

赵翼在《陔余丛考》卷十六“两汉时受学者皆赴京师”条说：“然经义之专门于一名家，惟太学为盛，故士夫有不游于太学者。及东汉中叶以后，学成而归者，各教 授门徒，每一宿儒门下著录者至千百人，由是学遍天下。”这在《后汉书》卷七十九《儒林列传序》得到验证：“自光武中兴以后，干戈稍戢，其者者名高义开六受 徒者，编牒不下万人。”可见当时教育之盛。而如前所述，东汉一代，对儒学教育体系中起重大作用的，不是官学，而是私学。民间儒者因袭孔孟以来救世之精神， 以传播儒学为己任，对儒学知识的传授、儒学精神的宣扬及儒学价值的提倡，功莫大焉。且看东汉儒者于儒学传播之功业。

后汉书》中，卷三十二《樊鯈列传》记樊鯈，卷六十《马融列传》记马融，卷五十一《李恂列传》记李恂，卷六十四《史弼列传》记史弼，卷六十七《党锢列传》记 刘淑、檀敷，卷六十八《郭太列传》记郭太，卷七十九《儒林列传》中记魏应、丁恭、张兴、牟长、蔡玄、孙期、杨伦、楼望，卷八十《文苑列传》记夏恭，言从其 学者常数百人，甚或数千人。
除却私学教育，张鹤泉的研究表明，东汉一代，游学是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东汉时代的游学促进了经学的传播，这对文化的发展无疑有重要的意义”。[11]（P104-109）东汉游学之风，也儒学价值的提倡和移化同样功不可没。
这些勤勉于业的儒学教授者，有的是大名鼎鼎的学者，有的是显赫一时的高官，有的是平凡普通的教师，无论他们身份如何，他们都秉承儒学的精神，把 儒学的知识和价值普及于世，这种文化的自觉，也正是在东汉政治社会化充分展开以后才得以产生，同时，也把儒学的政治社会化推向深入。余英时论述汉代循吏与 文化传播时，说“《后汉书》中的循吏颇多县令长一级的人物是一个值得注目的现象；它似乎显示儒教大传统确立逐渐渗透到民间日常生活之中。”[8] （P193）正是如此，儒学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其文化的内聚力，也越来越强。

三　儒学区域的扩散与儒学价值观在东汉社会的确立
在政府与儒者的共同努力下，东汉儒学得以在更大区域上传播，受儒学影响的区域较之西汉，有更大的扩展。对东汉学术文化区域，至今研究得最为深入 的，是卢云的《汉晋文化地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在该书中，卢云认为，东汉时，由于各地区学术文化都以经学为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学术文化 的区域性减弱殆尽。这正好说明了在东汉儒学在学术文化地位上的上升，儒学已经超越其他学术文化形态，渐成主流。这一过程，也正好伴随着儒学区域的增长。据 卢云的研究，东汉的学术文化发达区域集中于豫、兖、青、徐、司地区、三辅地区、吴会地区及蜀地，与西汉相比照，已经东迁南移。文化重心也发生了由齐、鲁、 宋、梁地区向汝、颍、南阳一带的转移。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向边远地区拓进，比较突出的有凉州、并州与广大南方地区[12]（P63－98）。卢云的研究 表明，在东汉，儒学的影响力，在下移的同时，在空间上也逐步扩大，达致前所未有的高峰。孔祥宏对东汉时期江南的文化也作了专题的研究，他认为，东汉时期南 方教育的逐渐推广普及以及该地所出的文士及其著作的相应增多正说明了南方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13]。王永平考察了东汉时期江南士人群体，他的结论是，不 仅江南士人数量上有大幅度增加，而且其总体素质也在有提高。这包括品德修养、学识积累、职官等第和从政业绩等都与西汉时期不可同日语，他们已经成为统一国 家政治舞台上一支新兴的地域力量[14] (P119) 。这都是由于儒学的南传及循吏的教化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