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六典》所载“王言”有七种，但如按事之大小区别，则可归为制、敕两类[33]。人事除授方面，五品以上为册授及制授，六品以下为敕授及旨授[34]。元朝制（宣）、敕的区分，当即渊源于此。不过唐朝（还有宋朝）制敕的内容所涉广泛，元朝制敕则只限于人事除授和封赠。现在的问题是“制”何以到元朝又称为“宣”。“宣”作为一种诏敕文书类型，出现较晚。沈括《梦溪笔谈》卷一《故事一》云：
　　予按唐故事，中书舍人职掌诏诰，皆写四本，一本为底，一本为宣。此“宣”谓行出耳，未以名书也。晚唐枢密使自禁中受旨，出付中书，即谓之“宣”。中书承受，录之于籍，谓之“宣底”。今史馆中尚有梁《宣底》二卷，如今之“圣语簿”也。梁朝初置崇政院，专行密命。至后唐庄宗，复枢密使，使郭崇韬、安重诲为之，始分领政事，不关由中书直行下者谓之“宣”，如中书之“敕”，小事则发头子、拟堂帖也。至今枢密院用宣及头子。
据此则“宣”本来只是“宣付出外”的意思，并非文书专称。后来随着枢密院制度的发展，皇帝经由枢密院下发的旨令被称为宣，与经由中书下发的敕地位相当，至宋犹然。[35]到金朝，“宣”的含义已有变化，与枢密院无特别关系，而可泛指皇帝的圣旨。金朝皇帝最重要的印玺，就叫做“宣命之宝”。[36]金人李国维也说“宣则王言亲谕”[37]。《大金集礼》卷二五有“赐敕命”、“送宣赐生日”条目，宣、敕并举，两者有地位高低之别。这一用法，已与元朝比较接近。元朝的宣敕概念，远可溯自《唐六典》，近则直接源于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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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元朝另外一类宣敕——封赠宣敕当中有一部分仍然保持了汉地传统，带有诰文。封赠的内容，具体包括对贵族和高级官员加封王或国公爵号，对已故官员加官追封赠谥，对官员的祖父母、父母等加封爵号、勋位、官位（已故者并赠谥），妻加封夫人号等。它不同于一般的人事除授，而是代表着汉地官僚制度中比较发达和精致的一部分内容，具有更明显的褒奖性和礼仪色彩，自然也更需要伴以便于“传宣句读”的骈俪诰文。[42]元世祖、成宗两朝，封赠尚未形成固定制度，但亦偶有举行。《秋涧集》卷六七至六八和《天下同文集》卷一所载封赠制诰十余篇，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武宗在位时，开始系统推行面向七品以上官员的封赠制度，故而元朝中期出现了一股封赠热潮，姚燧《牧庵集》、程钜夫《雪楼集》、袁桷《清容居士集》等文集载有大量封赠制诰，基本都作于这段时间。直到元末，封赠制度大体未变，历朝封赠制诰亦零散可见。然而，并非元朝中后期所有的封赠宣敕都带有诰文。《大元累授临川吴文正公宣敕》中有封赠宣命四通，皆无诰文。姑举第一通为例：
　　上天眷命，皇帝圣旨：翰林学士、太中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吴澄父吴枢，可赠资善大夫、湖广等处行中书省左丞、上护军，追封临川郡公。母游氏，追封临川郡夫人。宜令准此。泰定二年正月 日。
又如赵孟頫《松雪斋集》卷首载文宗至顺三年《封赠宣命》：
　　上天眷命，皇帝圣旨：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赵孟頫，可赠荣禄大夫、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追封魏国公，谥文敏。宜令准此。至顺三年三月 日。
这类封赠宣命，实际上就与简单“直书其事”的授官宣敕无异。总之可以说，元朝的宣敕文书中大部分都不再包含有针对性的诰命文字。这也是其区别于前代制度的一大特点。

二 元朝诏敕制度的演变
　　元朝诏敕制度的演变，广义上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元朝前身大蒙古国时期。第二阶段为元世祖忽必烈在位前期，具体从中统元年（1260）起，到至元六年（1269）止。第三阶段为至元六年以后，这是元朝诏敕制度完全定型的时期。制度定型以后，个别时期也有例外情况，最明显的例外是本来应由翰林儒臣用汉文文言起草的诏书，有时不由翰林，甚或是用蒙古文起草。诏敕的蒙汉互译，是元朝诏敕制度中最有特色的地方。另外有时皇帝也亲自撰写手诏。这些也都值得略加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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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据耶律楚材（即徐霆提到的移剌楚材）回忆，全真教领袖丘处机至西域谒见成吉思汗，辞行时奏请“但修善出家人乞免差役”，获准颁发诏敕。但当时“典诰命者他适，令道人自填”，丘处机遂在诏中“止书道士免役之语”。后来真相暴露，“众皆议丘之不公也”。[46]

三 诏敕起草机构：翰林国史院与蒙古翰林院
　　元朝负责起草诏敕的机构主要为翰林国史院和蒙古翰林院。翰林国史院是在前代翰林学士院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蒙古翰林院却是元朝独有的机构。关于翰林国史院，我以前曾经写文章予以讨论[86]。在此主要就有关诏敕起草的一些问题，与蒙古翰林院并列对比，略作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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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元朝的宫廷怯薛执事官中，有一批从必阇赤中分化出来、负责草原地区的诸王驸马朝觐贡献等事务，并参与翻译诏敕、起草圣旨的显贵子弟，称为“内八府宰相”。《元史》卷八七《百官志三》将其附载于蒙古翰林院之后，略云：
　　内八府宰相，掌诸王朝觐傧介之事。遇有诏令，则与蒙古翰林院官同译写而润色之。谓之宰相云者，其贵似侍中，其近似门下。虽有是命，而无授受宣命，品秩则视二品焉。
《山居新语》（《南村辍耕录》卷一“内八府宰相”条略同）：
　　皇朝设内八府宰相，八员，悉以勋贵子弟为之，禄秩章服并同二品。例不受宣，唯奉照会礼上，寄位于翰林院官埽邻（原注：即宫门外会集处也）。所职视草制词，如诏赦之文，又非所掌。院中选法杂行，公事则不与也。
内八府宰相与蒙古翰林院关系密切，职掌多有互相重叠之处[118]。因此，当史料中提到“翰林院”官员与内八府宰相彼此兼职、互相调任，或其所掌事务与“内八府宰相”近似，诸如诸王驸马事务、蕃部奏事等等，也基本上意味着就是蒙古翰林院官。

　　综合分析蒙古翰林院的职掌，大体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接受皇帝指令，起草蒙古文圣旨。前引《秘书监志·职制》云“蒙古翰林院是写蒙古字圣旨，这勾当大有”。将起草完毕的圣旨由蒙译汉，译成蒙文直译体或汉文吏牍体的汉字圣旨，基本上也由它完成（或许有一些蒙古文圣旨是送到中书省后由中书省译史进行翻译，这方面的具体制度细节已不得其详）。按规定，只有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等几大机构有权力奏请皇帝圣旨，并将其下发，蒙古翰林院不过负责起草和翻译而已。但事实上，元朝中后期存在着屡禁不止的“隔越奏请”现象，即怯薛成员受人请托，利用其接近皇帝的优势，跳过中书省等机构径自奏准皇帝，取得圣旨，中书省等只能被动执行。更有甚者，有时干脆不将圣旨交付中书，而是在蒙古翰林院写、译完毕后，直接加盖玺印下发。元朝中后期圣旨泛滥，大批细微琐事圣旨流传于外，主要就是由于“隔越奏请”造成的。在这种时候，蒙古翰林院就成为其中的关键环节。前引《元史·谙都剌传》：成宗时为翰林院札尔里赤，“有旨命书藩王添力圣旨，谙都剌曰：‘此旨非惟有损国体，行且为民殃矣。’帝闻之，谓近臣曰：‘小吏如此，真难得也。’事遂止”。按所谓“添力圣旨”，即与寺观等奏请“护持圣旨”同属一类[125]。这种“有损国体”、“为民殃”的隔越奏请圣旨，愈演愈烈，成为元朝的一大弊政。武宗时丞相塔思不花等上言：“诸人恃恩径奏，玺书不由中书，直下翰林院给与者，今核其数，自大德六年至至大元年所出，凡六千三百余道，皆干田土、户口、金银铁冶、增余课程、进贡奇货、钱谷、选法、词讼、造作等事，害及于民，请尽追夺之。”[126]隔越奏请圣旨，“隔越”的是中书省，但一般却不会隔越“写蒙古字圣旨”的蒙古翰林院，况且其中有不少就是由在蒙古翰林院任职的怯薛成员去奏请的。因此蒙古翰林院时常成为言官的攻击对象。成宗时御史中丞董士选上言：“蒙古翰林院、宣政院坏乱法纪，而御史台不得预，是阻碍台臣不使之言也，非世祖意。”[127]文宗时监察御史买速丁也奏称“为人臣不可侥幸，蒙古翰林院官曹数请玺书护持，乞追还官，不得再请”[128]。
　　二，将翰林国史院起草的汉语文言诏敕译成蒙古文。颁行于吐蕃、畏兀儿等地的，于蒙古文外再附以当地文字。其由汉译蒙，颁行于汉地者主要为音译，颁行于漠北草原和蒙古百姓者应为意译。内八府宰相“遇有诏令，则与蒙古翰林院官同译写而润色之”，当是协助后一工作。由于文言诏敕中有相当一部分涉及国家大政，其翻译（尤其是意译）是否准确，关系非轻，故中书省、御史台要对译稿进行审查、把关。《元史》卷二七《英宗纪一》：延佑七年十月己巳“敕翰林院译诏，关白中书”。卷一○二《刑法志一·职制上》：“诸翰林院应译写制书，必呈中书省共译其稿。其文卷非迤远军情重事，并从监察御史考阅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