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是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苏轼 《留候论》）
此何人哉？——留候张良也。秦汉风云的幕后总导演张良也。
张良是刘邦的谋士，但我以为他只不过是躲在幕后，利用刘邦的力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推翻暴秦，为韩报仇。和刘邦手下的其他人同，他与刘邦不像上下级关系，而像是合作关系。甚至，他比刘邦还高一级，他是孟子之后又一位自称“王者师”的人物。当刘邦做了皇帝后，张良就淡然引退，“学辟谷，学道引，欲轻举”去了。
张良的出身与项羽有相似之处，都是六国贵族。据《史记》的记载，张良的祖父和父亲在韩国连做了五代国相。到了张良，这位世家子弟还未来得及在政坛上展露身手，韩就被秦的铁骑踏平了。年轻气盛又自负其才的张良一下子被葬送了大好前程。自此，他也就在心中埋下了仇秦的种子。他与项羽一样，在秦末，都是一个复仇者。
韩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良尝学礼淮阳，东见沧海君。得力士，为铁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东游，良与客狙击秦皇帝博浪沙中，误中副车。
在秦末，项羽和刘邦在反秦斗争中是有不同的风格的。对项羽而言，秦是国难家仇的债主。“项氏世世为楚将，封于项，故姓项氏”（史记《项羽本纪》）。连他的姓氏都是由楚而来，楚与他的家族可谓连筋带血。秦灭六国，楚最无罪，这是国难。项羽的祖父，楚大将项燕，被秦将王剪逼杀，这是家仇。带着这种家国的双重仇恨，项羽扮演的乃是一个血腥复仇者的角色。他并非天性残暴，这方面他一点也不比刘邦突出。他只对他认定的敌人残暴。而在另一些场合，他是被称为有“妇人之仁”、“仁而爱人”的人，这是典型的贵族家风。只是他所认定的“敌人”范围太宽泛了：凡秦人——关中之人，都是他的敌人；凡秦人之物，比如那空前绝后的阿房宫，都是敌人之物，他都要毁灭。他是鲁迅所讥诮过的，那种“勃然大怒，一把火烧光”的“昏蛋”。凡是敌人反对的，他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他就要反对，他很有这种简单的形而上学的毛病。
刘邦则不同。刘邦在七国时，一无所有，所以，秦灭六国，他无所失。在秦时，日子过得倒不错：做个亭长，耽几杯酒，好一些色，赖一些不多不少的酒帐，耍一点不大不小的流氓。游手好闲，不事生产，悠哉游哉也挺快活。他与秦，并无个人的那种刻骨铭心的仇恨。在某种意义上，他的反秦，倒像是激于“大义”，又是出于一种投机，有一种浑水摸鱼的味道。他以他特有的敏感和贪婪，一定是觉出了，这个世界已是一个没了主人的花园，谁都可以进来薅它一把，把名花贵树拿回去当烧火柴了。所以他在整个反秦过程中，能平和，能较从容地行事，较宽容地待人，从而，显示出一种较雍容的气度。
从复仇上说，张良和项羽又相似。当韩灭亡时，张良的好日子也到头了，就算他不为韩报仇，他也得为自己讨回失去的一切。况且秦对六国贵族是很严厉的，他的三百家僮及其他家产，迟早也会被国家没收，而他自己，就算不被杀死，也要聚之咸阳，严加看管。这里我提一点疑问：《史记》说张良的祖父、父亲在韩国连做五代的国相，可是韩国历史上姓张的国相却与史无征。这就不能排除张良此人姓氏名字的可疑。我以为，“张良”这个姓名未必是真的，很可能是为了避免迫害而“埋名改姓”的——尤其是在他博浪沙狙击秦始皇未果，秦始皇大索天下之时，埋名改姓尤其必要。张者，弓长也，是否暗示他将要“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而这个“良”字，则更具有反讽的意义，恰好表示他对秦有着“不良”的企图，不是一个“良民”。这很有“此地无银三百两”式的幽默。
张良后来以处变不惊的“柔弱”著称。苏轼称这种气质为“大勇”。但在一开始，张良并不是这样的。当韩初亡，目睹血腥，他也是一个咬牙切齿的人物。如《史记》载，“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是孤注，以百二十斤铁椎掷击秦皇帝，是“一掷”，真正的“孤注一掷”。这与项羽在钜鹿之战中，“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不是如出一辙么？
此何人哉？——留候张良也。秦汉风云的幕后总导演张良也。
张良是刘邦的谋士，但我以为他只不过是躲在幕后，利用刘邦的力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推翻暴秦，为韩报仇。和刘邦手下的其他人同，他与刘邦不像上下级关系，而像是合作关系。甚至，他比刘邦还高一级，他是孟子之后又一位自称“王者师”的人物。当刘邦做了皇帝后，张良就淡然引退，“学辟谷，学道引，欲轻举”去了。
张良的出身与项羽有相似之处，都是六国贵族。据《史记》的记载，张良的祖父和父亲在韩国连做了五代国相。到了张良，这位世家子弟还未来得及在政坛上展露身手，韩就被秦的铁骑踏平了。年轻气盛又自负其才的张良一下子被葬送了大好前程。自此，他也就在心中埋下了仇秦的种子。他与项羽一样，在秦末，都是一个复仇者。
韩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良尝学礼淮阳，东见沧海君。得力士，为铁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东游，良与客狙击秦皇帝博浪沙中，误中副车。
在秦末，项羽和刘邦在反秦斗争中是有不同的风格的。对项羽而言，秦是国难家仇的债主。“项氏世世为楚将，封于项，故姓项氏”（史记《项羽本纪》）。连他的姓氏都是由楚而来，楚与他的家族可谓连筋带血。秦灭六国，楚最无罪，这是国难。项羽的祖父，楚大将项燕，被秦将王剪逼杀，这是家仇。带着这种家国的双重仇恨，项羽扮演的乃是一个血腥复仇者的角色。他并非天性残暴，这方面他一点也不比刘邦突出。他只对他认定的敌人残暴。而在另一些场合，他是被称为有“妇人之仁”、“仁而爱人”的人，这是典型的贵族家风。只是他所认定的“敌人”范围太宽泛了：凡秦人——关中之人，都是他的敌人；凡秦人之物，比如那空前绝后的阿房宫，都是敌人之物，他都要毁灭。他是鲁迅所讥诮过的，那种“勃然大怒，一把火烧光”的“昏蛋”。凡是敌人反对的，他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他就要反对，他很有这种简单的形而上学的毛病。
刘邦则不同。刘邦在七国时，一无所有，所以，秦灭六国，他无所失。在秦时，日子过得倒不错：做个亭长，耽几杯酒，好一些色，赖一些不多不少的酒帐，耍一点不大不小的流氓。游手好闲，不事生产，悠哉游哉也挺快活。他与秦，并无个人的那种刻骨铭心的仇恨。在某种意义上，他的反秦，倒像是激于“大义”，又是出于一种投机，有一种浑水摸鱼的味道。他以他特有的敏感和贪婪，一定是觉出了，这个世界已是一个没了主人的花园，谁都可以进来薅它一把，把名花贵树拿回去当烧火柴了。所以他在整个反秦过程中，能平和，能较从容地行事，较宽容地待人，从而，显示出一种较雍容的气度。
从复仇上说，张良和项羽又相似。当韩灭亡时，张良的好日子也到头了，就算他不为韩报仇，他也得为自己讨回失去的一切。况且秦对六国贵族是很严厉的，他的三百家僮及其他家产，迟早也会被国家没收，而他自己，就算不被杀死，也要聚之咸阳，严加看管。这里我提一点疑问：《史记》说张良的祖父、父亲在韩国连做五代的国相，可是韩国历史上姓张的国相却与史无征。这就不能排除张良此人姓氏名字的可疑。我以为，“张良”这个姓名未必是真的，很可能是为了避免迫害而“埋名改姓”的——尤其是在他博浪沙狙击秦始皇未果，秦始皇大索天下之时，埋名改姓尤其必要。张者，弓长也，是否暗示他将要“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而这个“良”字，则更具有反讽的意义，恰好表示他对秦有着“不良”的企图，不是一个“良民”。这很有“此地无银三百两”式的幽默。
张良后来以处变不惊的“柔弱”著称。苏轼称这种气质为“大勇”。但在一开始，张良并不是这样的。当韩初亡，目睹血腥，他也是一个咬牙切齿的人物。如《史记》载，“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是孤注，以百二十斤铁椎掷击秦皇帝，是“一掷”，真正的“孤注一掷”。这与项羽在钜鹿之战中，“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不是如出一辙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