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大火
1666年9月2日星期日凌晨1点左右，伦敦普丁巷（Pudding Lane）有一间面包铺失火。一阵大风将火焰很快吹过几条全是木屋的狭窄街道，然后又进入了泰晤士河北岸的火些仓库里。大火延烧了整个城市，连续烧了4天，包括87间教堂、44家公司以及13000间民房尽被焚毁，欧洲最大城市伦敦大约六分之一的建筑被烧毁。


伦理道德家认为，一六六六年的伦敦大火，是上帝对焚毁尼德兰无辜的特尔谢林小岛的行为所给的报应。如果这种看法正确，那么这一报复实在令人畏惧。这场巨火，其后果是对于当时正在英吉利海峡上下和北海海域进行的海上战争造成了深刻的影响——对英国来说，是灾难性的影响。它促进了英国海军财政上的破产，在即将到来的紧要关头的月份中，是构成海军不堪一击的一个重要原因。
　　 和许多火灾一样，这次大火开始时也不过是星星之火，并无大碍。九月二日，星期日，伦敦市著名商业区中心的布丁巷内，一家面包店过热的烟筒里，冒出了一些火烟子。恰巧一六六六年悠长的夏日，干燥而酷热，未烬的煤渣火，引着了靠近鱼街的“星星客栈”，一阵风煽起了火焰，消防队在令人昏昏欲睡的周末午后，对此又反映迟缓，于是火沿着鱼街和布丁巷向河边烧去，一直延及泰晤士街的船用蜡烛店，引燃了商店存储的大麻、油料、牛脂、酒精，以及卸在码头边的成堆的煤和成垛的木料。突然之间，整个沿河区似乎都在大团大团的彤红火焰中爆炸。


海军的缪塞尔·佩皮斯如同一年前瘟疫流行期间一样，又处于这次新灾难的中心，当火灾越来越明显地难于控制时，他驾起小船溯河而上，向国王查理二世禀告，并建议：拆除整排房舍，辟出一条防火地带。他奉国王之命返回，并向伦敦市长传谕皇帝的命令：“不要吝惜房屋，在大火来临之前推倒它。”这位不幸的市长回答说，他正在尽一切努力迅速地辟出防火地带，但大火总是奔驰在前头——而且，不论怎样工作，房主们还是要强烈抵制平毁他们的住房。佩皮斯在日记中记述道“穷人们长久地留在他们的房子里，直到大火烧到跟前，才跑到船上，或是从河滨的这一梯子爬到另一梯子。”
　　 薄暮，佩皮斯渡河躲避热浪，“看到火势在发展，同时随着天黑，似乎火越来越大了，在角落里，在尖屋顶上，在教堂与房舍之间，远至我们所望到的城市最高处，都处在最令人恐惧的凶狠的血红火焰中。只见一道完整的拱形火桥从这头跨到那头，弯弯地悬挂在山上，有一英里多长。望着它真令我伤心。教堂、房舍，全都立即没入了火焰，付之一炬。火焰掀起可怕的声音，房屋倒塌时也响起震裂的声音。”


没正没有十九世纪的那场芝加哥大火有名。

深夜，大火蔓延到佩皮斯住处的深巷中，烧到海军局的一所房子。佩皮斯和他的家人又转回来过了河，加入难民的行列。他们把所能带动的财产和一些海军的档案装在车上、船上，以便运到郊区。佩皮斯和威廉·彭恩爵士为了拯救海军局，带来了船厂的水手们，用炸药把周围的房屋炸掉，这样才阻住了火焰。这时，查理国王御驾亲临现场，与伦敦居民并肩和火灾作战。这种国王亲自参加灭火的事情，的确罕见。国王到处走动，传递水桶，挥舞消防斧，给人以鼓励，他还从御马马鞍的袋中拿出钱来赏赐工人。在一封当时的信件中说国王和约克公爵“站在齐踝骨深的水里传递一桶桶水，好几个小时的在一起转动消防车，”这鼓舞着旁观者们，“有这样好的共同劳动者”他们也积极有效地投入了救火工作。
　　 城市燃烧了四天。佩皮斯所说的“余烬”，随风向西蔓延，越过刚清除的空地，在精疲力尽的救火者身后，又重新燃烧起来。糊纸的板墙、沥青板、茅屋顶，一下子燃起来象一团团火炬，阵雨似的火花在整个城市中扩散开来。“如果你这时在肯新顿，”该选区的一名居民写道：“你一定会认为这大火，伴和着人们的哭喊、呼号，是世界末日的来临。我的花园里覆盖着大风吹来的纸灰、麻片和泥灰。”


估计死者的数字高达四千。物资损失的数字也很惊人。四天中，国王的商业中心——略小于一平方英里——已被焚毁：有一万三千栋房屋，八十七个教堂，四十四个手工场，几尔德大厦，皇家股票交易所和海关大楼、医院、图书馆、监狱。损失在八百万至一千万英镑之间，超过两次与荷兰作战的全部费用。
　　 这场灾难的余波，延及数月之久，对整个英格兰所产生的影响，也是如此。人们并不相信火灾是由事故引起的。认为它既是上帝的惩罚，也是叛国者的阴谋。谣传说：曾有人见到幢幢暗影，把火球扔进酒窖。这些魔鬼究竟是什么人呢？一些人叫喊道，荷兰人！同意火灾是个阴谋活动这种说法的人，绝大多数都盲目地谴责他们宗教信仰方面的宿敌：法国人。虽然法国人没有积极参与两次荷兰战争，他们与荷兰的联盟是松散的。但是，具有强烈反天主教意识的英国人，似乎充分相信，在野心勃勃的年青国王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国“天主教徒们”，虽不敢公然发动战争进行袭击，但必然会偷偷地搞阴谋活动破坏捣乱以达目的。事实上，越来越多的英国人断言，他们认错了作战的敌人，海军大炮最应该对准可恨的法国人。


奇袭泰晤士河

第二次荷兰战争的头两年，英国耗资已经超过三百万英镑。国王通过议会已经为此增收了土地税、关税和货物税近二百万英镑，但是仍有大量未付账单的赤字，和越来越难以应付的债主。更使国王查理为难的是，在欧洲找不到半点使人高兴的事。有关海军陷入困境的消息在国外已经传开，有关讽刺国王的漫画刊登在欧洲大陆的报纸上，有一幅漫画描绘他把两个空空如也的口袋翻转过来。
　　 一六六六年战争季节临近之时，英格兰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为一六六七年的海军筹措款项。国会已经明显地不能胜任这一任务，国王曾寄希望于向伦敦的商人和银行家借贷。但是，一切都在大火灾中毁灭了。即便从他们的商行、私人行会、船舶和同业公司的灰烬中去扒找，也借不出一文。无论如何，海军的资金还得由国会筹集。而国会，同那些债主们一样，对海军的偿还能力却越来越不放心了。


九月份以前，佩皮斯一夜复一夜地坐在他办公室桌前为应付国会的查询而准备海军的账目。但是，无论他怎样审慎地计算，也不能掩盖海军开支中近一百万英镑的欠款，以及无法为被诈骗而无处查找的款项列账。十月，佩皮斯在国会的“公众查账委员会”上作答，使委员们哑口无言——他之所以如此顺利，是由于在此之前他机智地避免了一次喜剧性的错误，当时，他在宫廷门外等候查询，他曾经把一本机密账簿交给威廉·彭恩的小厮——他发现小厮将账簿递给了下议院的门房。由于办公室的一切公事都在那些收支账簿的单据中坦露无遗，因此佩皮斯心情极为紧张。然而，即使在这些主持公道的大堂上，也抗拒不了那种诱惑，佩皮斯还是向门房递上了门包，之后，终于将账簿要回来了。
　　 以后，在国会议员的盘查之后，佩皮斯记述说：他“轮番向他们作答，比我所预料的好。”这次的收获是国会通过了国王提出的另一笔一百八十万镑的款项。但是这笔款从哪里来？一场大火使商业瘫痪，政府岁入少得可怜，而且需要用于其它项目的开支，包括重建伦敦。只有一项提议获得国会的赞同：这就是由全国各户——按烟囱数纳税之户——一次付出为期八年的整笔税款，此后可以免纳赋税。


但这也需要时间，而这时的海军，却处在债主登门、没有钱应急的情况下。一位将领向海军局乞求支款“以平息人们的哭喊和急躁，特别是他们的家属，尖嘴利舌，撒泼纠缠，犹如巫婆。”但他的乞求还是无效。由于没有钱维修舰船，致使待修船上成千上万的水手被解了职，许多水手一年多没有领到一文薪饷，(当局确实没有钱发付)。他们及他们的家属，连同已被解职的伤病员，都处于饥饿中。仍然留在海军服役的人，牢骚满腹，怨气冲天，抵触情绪不断增长。佩皮斯一月二日写道：“上帝怜悯我们！没有人员我们就无法调动舰只，而没有经费我们就无法获得人员。每天都向我们报来有关水兵们造反的新消息。”
　　 造反一词可能不确切，但发生的事件很象**。水兵们不象通常那样采取暴力行动，只是坚决地拒绝再出海，除非发给他们薪饷。英国海军已面临绝境，欠债人对此早已料到，但水兵们——真正的债权人却被剥夺了债权。


奇怪的是，查理王对这一形势的发展并不象人们所预料的那样紧张。在大火灾前，他就已秘密地派出试探和谈的人员去荷兰。而实际上在霍尔姆斯放火烧岛之前不久，谈判就已开始进行了。现在，国王的如意算盘是，在再次为装备海军以及在再次为夏季征募人员入伍而必须支付经费之前，应该达成和谈。他派出圣·阿尔班斯公爵，皇亲中的一位可以充分信托的人(可能是国王母后的情人)去欧洲大陆打开和谈之门。
　　 但谈判进行极为缓慢。到一月，特使们除商议和谈应在何地举行之外，毫无进展。三月，他们最后同意了在荷兰的布雷达市举行(约在阿姆斯特丹和安特卫普的中途)。五月末，在公使们会晤之前，他们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在无谓的协议书的辩论上。争论谁应该先进入会谈室，必须找到一间有几个门的会谈室，才能供双方代表们同时进入。谁应该坐在谈判桌的首席？直到提出使用一张能使人人有座位的大圆桌时，全部问题才得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