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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外出比赛
　　我九岁时首次赢得了一项赛事的胜利。那只是一项小赛事，是每个星期在俱乐部举行的那种比赛。每次比赛都只有五六个球手参加，比赛获胜后得到的奖品不是金钱，而是一个奖杯，外加一张券，让你在某张球台上免费打六个小时。我得到了免费打球的券，虽然我并不真正需要免费球台，因为我父亲总是确保我的球台付了钱。我真正想要的是那奖杯，可我却没有得到。我很伤心。他们说，“对不起，那奖杯还没有准备好，不过我们正在准备。”于是，我就等啊等。大约等了两个月，我都以为那奖杯不会有了。我不断问他们奖杯在哪里，他们一再向我保证，说快了。有一天，我们一群人正坐在那里——那多少有些像社交俱乐部，大家的年龄从十岁（比方说我）到二十五岁不等——那该死的小奖杯终于送到的俱乐部。俱乐部里的职业球手尼克•特里告诉我，得到奖杯的时候要亲吻它。“亲吻它一下，”他说。我心中却在想，你想拿我开涮，我就不亲吻这该死的奖杯。他说，“我来教你怎样亲吻奖杯。于是，他开始亲吻我的奖杯。我一直不愿意亲吻奖杯，我从来没有那种冲动感，现在也只是为了拍照才亲吻奖杯。但是我特别喜欢将奖杯拿起来，举过头顶，抚摸它们，看着它们。我一直为奖杯而疯狂。
　　对于我来说，奖杯一直比金钱更重要。几年后，在我十四岁那年，我在利兹的一项赛事中获得了胜利，赢了五百英镑，但他们又没有给我奖杯。我站在那里想：我的奖杯在哪里？我想要一样东西来纪念我所获得的胜利。奖金早晚总是要用完的，所以我需要在我的奖杯柜里添一项纪念物。我回到家时非常伤心，几乎要流泪了。我甚至都没有告诉母亲我赢得了比赛的胜利。我只是伤心地嘟哝了一句，“妈，他们没有给我奖杯。”

　　尽管我平生第一次赢得了一项赛事的胜利，但我对人的态度却没有任何改进。我小时候脾气坏透了：只要父亲不在场，我每次打出空杆都会气急败坏地胡作非为；可只要他一走进俱乐部，我就会立刻变成最听话的乖孩子。不过，俱乐部里的人会把我的表现以及我所说过的脏话告诉他。他们会说，“你要好好说说他。我们不能让一个十岁的孩子在俱乐部里脏话连篇，每次打出空杆就将球杆摔在地上。”父亲会来到俱乐部，如果我在打球的时候又是放声大笑又是和他开着玩笑，他就会严厉地看我一眼，这一眼足以让我立刻收敛起来。我只要一看到那目光，就会胆战心惊。他从来不当着别人的面说什么，但回家时他会在汽车内说，“这样不行。我进来时看到你在球台上乱来，我为你每小时付五英镑，不是让你去那里鬼混的。如果你想鬼混，完全可以和你的那些伙伴们去骑自行车。我下次再来俱乐部时，不想知道你是赢了还是输了，我只想看到你脸上面无表情。”
　　他的话当然是对的，因此我只好洗耳恭听。如果我不听他的话，比赛的结果一塌糊涂，他就会对我说，“瞧，我早就告诉过你吧。虽让我不能做到百分之百的正确，但百分之九十九的时候我都是对的，我不希望你经历人生中的这些挫折。”他只希望我能走正道：一心一意地打斯诺克，不是打牌，不是玩老虎机，也不是到处鬼混。他总是希望我能认真对待斯诺克，即使在我只有十岁时。

　　等我一开始参加各种比赛，我就意识到，如果我想取胜，我就必须改变我的态度。我必须学会在对手打球时坐在那里集中精力。在斯诺克这一行中，你必须接受自己会打出空杆这一事实，然后尽量不要让对手看出你心情紧张，因为对手会利用你的心态，让你更加紧张。如果你在比赛时勃然大怒，那么最终你会连日子都不知道。即使是在今天，尽管我的脾气不是世界上最好的，但已经比以前好上了一千倍。我现在常常会在输球后气急败坏，说一些蠢话——通常是我再也不打斯诺克了。我已经明白，只有像我这样热爱这项运动的人才会说那样的话。
　　我小时候，只有在斯诺克球馆里，脾气才会这么糟，在球馆外，我要放松得多。我常常和我的伙伴们一起踢足球。我太争强好胜，任何运动项目都不喜欢输给别人——足球、乒乓球、高尔夫。不过，这些项目当中没有一样会像斯诺克那样让我感到紧张。我特别不愿意看到自己打出空杆时对手就在球台旁。我常常会恼羞成怒，心中想：我是想把球打进球袋，而不是给对手创造机会。

　　我在学校里比较腼腆，绝对不是人们注意的焦点，因此没有人真正了解我。我在女孩面前尤其腼腆，结果直到十五岁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女朋友。虽然我有许多机会跟一两个女孩交朋友，但是我没有勇气邀她们出去。我讨厌学校，讨厌早晨起床、背上书包、步行去学校，因为我知道自己在学校会无所事事。我会坐在课堂上，将书从头至尾翻一遍，但我从来不会给它百分之百的注意力。我唯一稍微感兴趣的课程是木工课和体育课。我常常急不可待地盼望着木工课的到来，然后画图，拿出锯子。我动手做了一只非常漂亮的斯诺克球盒，唯一的问题是我将公分和英尺混淆在了一起。我边做边对老师说：“我的盒子不要这么宽。”可他却坚持说没问题，因为我的草图完全是按比例画的。“不，”我说，“我家里有个盒子，一点也不是这个样子。”“不，你就这样做下去，你没有弄错。”结果，完成之后，那看上去像巨人用的球盒。
　　不过，不过我如何讨厌学校，我从来不逃课，因为我很害怕父亲会对我说什么。我知道，如果我逃课，我们家就会收到学校的来信，父亲就会暴跳如雷，给我那种让我胆战心惊的眼神，然后便是屁股享受一顿痛打，疼得我好几天都无法坐下来。我倒是从来没有被严厉惩罚过，也没有被关在自己的房间里不准出来。我受到的惩罚要么是屁股被痛打一顿，要么是一连几个星期不准打斯诺克。我想这比严厉的惩罚对我更有效，因为我会因此无法做我唯一喜欢的事。

　　我总是在学校里做完作业，然后尽快离开学校。我从最近的出口飞快地跑出去，不是下到地铁车站，而是直接穿过人来人往的雷德里奇绕行路线，为的是要赶上放学铃声响后九分钟、也就是三点二十四分开出的148路公共汽车。我要是赶不上这辆车，就得在那里干等着，而这对我来说简直是如坐针毡，因为我会损失半小时打球的时间。我一到家就扔下书包，抓起球杆，给出租车公司打电话（我至今仍然记得那号码！），出租车立刻就会过来接我。我三点五十分就可以赶到斯诺克俱乐部。我从九岁起就过上了这种习惯性的生活。
　　父亲每天给我二十英镑，用于出租车来回车费，外加零花钱。他说：“在俱乐部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打多就得球就打多久。”他会在每个周末支付所有费用——至少要100英镑。只要我表现好，他不在乎我花多少钱。

　　可是我的表现却并不好。尽管父亲为了我在俱乐部里花了那么多钱，俱乐部里的人仍然不喜欢我。由于某些原因，许多人就是不喜欢我。这种情况现在少多了，但仍然存在。总有那么一些人想让**子不好过。我现在仍然不明白那其中的原因。我和一些人关系密切，但这些人与父亲圈子里的人截然不同。在以前，父亲会把我介绍给不同的人，我却在心里想：不，多谢了，他们跟我不是一路人。父亲总是跟什么人都自来熟，而在这方面，我与他有着天壤之别。我这个人总的来说不爱说话，我只有熟悉某个人之后，才会向这个人敞开心扉，才会和他们一起放声大笑。
　　终于，我十七岁那年，在我赢得第一个大奖赛冠军后不久，我因为自己带了吃的东西而被伊尔福德俱乐部禁止入内。我总是去“马克和斯宾塞”快餐店买三明治和水果沙拉，因为俱乐部里所有的食物都是油炸的。俱乐部的老板娘莫尼卡走到我跟前，对我说，“宝贝，你不能将自己的食物带进这里来。”他叫谁都是“宝贝”，但她对我的态度中没有任何爱意。“如果你想吃自己带来的东西，你就去俱乐部外面，在那里吃。你不能在俱乐部里吃这些，宝贝。”她当着所有人的面给我难堪，居高临下地训斥我。
　　就在她轻蔑地离去时，我冲着他的背影大声说道，“莫尼卡，你有没有勺子可以借给我喝酸奶？” 她勃然大怒，气急败坏。大家放声哈哈大笑，把她气得满脸通红。
　　我在这家俱乐部的日子走到了尽头。她丈夫罗恩死板着脸走到我面前。“你这样和莫尼卡说话，以后就别再来这里了。”但这件事与我对莫尼卡说话的态度没有任何关系。我不是故意给她捣乱，我这样做是因为他偏爱肯•达赫蒂。

　　我从九岁起就在伊尔福德的这家俱乐部打球，是他们这里最佳的消费者，至少我父亲是。如果我父亲走进这家俱乐部，看到里面有二十个人，他便会给所有人买点吃的，外加一杯茶。他给这地方带来了生气。肯•达赫蒂只是一年前才从爱尔兰来到这里，然而这地方到处贴满了对肯阿谀奉承的肉麻话——这项赛事赢得出色，那项赛事赢得漂亮。当我获得了世界上第二大赛事——英国冠军赛——的冠军时，肯赢得了皇家威尔士赛冠军。尽管皇家威尔士赛的规格根本无法与英国冠军赛相提并论，俱乐部里却到处张贴着“肯•达赫蒂，皇家威尔士冠军”，而且是用五颜六色的正楷写在非常漂亮的纸上。对于我的胜利，他们只是随便在墙上贴了张破纸，上面潦草地写着，“祝贺罗尼•奥沙利文，英国冠军赛史上最年轻的冠军。”肯可以免费打球，而我在将自己的标准球台放进俱乐部前，他们连五分钟免费时间都不给我。
　　当他们把我赶出来时，我已经将自己专用的价值4000英镑的标准球台放在了那里。我对罗恩和莫尼卡说，“公平合理，但我要将自己的球台带走。”
　　“不，你可以把球台留在这里，”罗恩说。
　　“你真是太可笑了，”我说，“装球台的工人下星期就会过来，将球台拆走。没问题。多谢了，罗恩宝贝。”这件事就此结束。

　　我小时候听到人们说我将成为斯诺克冠军时，从赛没有想到过我会赢那么多钱，我只是想上电视。我想出名，想得到人们的承认。我想走在街上，听到人们在喊叫，“快看，那位斯诺克球手就在那里。”然后，他们就会走到我面前，和我握手。我常常幻想着等我毕业离开学校后，我可以走进一家夜总会，被一位姑娘人出来。然后，她走过来对我说，“啊，你是罗尼•奥沙利文。”我们会天南地北地聊起来，在不知不觉中，谈话的内容就会变成：“你明天晚上干什么？我们一起出去吃晚饭吧！”“哦，好的，宝贝！”我希望能碰到我不比主动出击，胡说八道的情景。因此，我就必须出名——因为我不擅长与人交流。我以为那样一来，我的生活会容易一些。
　　我是个非常滑稽的混合体：年龄才十岁，身材却很高大，而且很有劲，但也很脆弱。我参加了学校的足球队，其他球员会欺负我，因为我有点胖，做不了俯卧撑。他们叫我“胖子”，当面嘲笑我，而我则会哭着跑出学校大厅。我们家这时已经从北伊尔福德搬到了南伊尔福德，但我还在原来的学校念书，就在埃顿路我家老房子的对面。我会一路跑出学校，来到我们原来的家——它现在属于我父亲的一位朋友。我再也受不了了。父亲最后找足球队的教练谈了一次，问他为什么让自己的孩子会伤心地哭着跑回家。
　　我不能说我在学校里不讨人喜欢，但我也不能说我很讨人喜欢。我有一个真正要好的朋友——我的伙伴乔治•帕拉卡斯罗。我们现在仍然常常见面，仍然一起踢球。他现在摆弄电脑，创办了一个名叫“足球辅导”的足球网页。他还想和我一起做一个“斯诺克辅导”的网页，在上面分析西诺克所用的不同技术，球台上练习的不同内容，如何热身，以及有关斯诺克的一切。我和乔治八岁时就相互认识，打了一架后成了朋友。

　　我上了伊尔福德的海兰德学校，大家都在谈论谁是学校里最难对付的孩子——是我，还是和我一样比较腼腆的乔治。孩子们有时候也会很坏，学校里的孩子们拉帮结派，而我似乎总是被人找茬、被人欺负。一些小帮派总是集体欺负我，但他们在欺负我的同时又认为我比较坚强，因为当我反击时，那是货真价实的反击，而且非常凶狠。他们有一天对我说，“乔治马上就要从塞浦路斯回来了，他会和你打一架的。他会打赢你，把你打得头破血流。”我内心很紧张，但我尽量不去想这件事。
　　我现在不善于和人打架，当时也一样，但我比较喜欢主动出击。如果把我惹火了，我也有很多的蛮力气。我当时不知道运用组合拳，但我一旦发起火来也能像街头打群架的孩子一样。尽管我竭力要忘掉乔治会回学校，我心里却一直惦记着这件事。当他终于回来时，我看着他，心中暗想：他并没有什么特别指出，他只是一个寡言少语的小男孩。没过多久，我们就在从操场回来时打了个照面，结果我们俩打在了一起。我不知怎么给了他一拳，他倒在了地上。我简直不敢相信。周围每个人都在嚷嚷：“他打倒了乔治！他打倒了乔治！”我因此赢得了一些尊敬。大家开始对我另眼相看。从那天起，海兰德学校就再也没有人来惹我了。

　　升入中学后，也有一些令我伤心的是在等着我。我在小学时的名声已经先一步传到了中学。自从和乔治大了那一架之后，我成了海兰德学校最厉害的孩子。虽然我从不欺负人，但我当时非常喜欢看李小龙的电影，常常在其他孩子身上练习我的功夫。尽管我不喜欢真的与人打斗，可如果有人想对我叫板，我也决不会让他们的便宜。我只有决不让步才能避免被人蹂躏。每当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心里都值发毛，但我知道自己不能打退堂鼓。虽然大多数时候的冲突都不了了之，但我在中学期间仍然与人打了四次架，每年一次。
　　其中一次的对手是一个印度孩子，结果他打歪了我的鼻子。我不知道自己究竟干了什么事，要遭此侮辱。他比我大一岁，说我撞了他，可那是我第一次听说此事。有人告诉我，说他要在课间和我干一架。就在我穿过他的操场——也就是三年级和四年级学生用的草场——去我们自己的操场时，该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一群孩子向我迎面走来，正中间的就是他。我心里当然清楚会发生什么事，但我假装一无所知的样子。“求你让我度过这一关，”我在心里默默祈祷道。他走到我面前，开始推我。我们打了起来，他打了我的鼻子一拳，血一下子便流了下来。老师们跑了过来，可这时我的衬衫上已经到处是血，我已经不想住手了。我豁出去了：既然我鼻子已经挨了一拳，我一定要让他加倍偿还。可他已经不再想打了，他已经占了便宜，已经心满意足，可我不干。最后是我教训了他。
　　回到家后，母亲问我，“你鼻子怎么啦？”
　　我的鼻子现在仍然有一点歪。他没有把我的鼻梁打断，但她把我的鼻子打歪了。我并不是个好孩子。我父亲这时已经开始从他的那些性工具商店里挣大把大把的钱，因此家里总有现钱。我看是每隔一天从父亲的工资袋里抽走我英镑，用它来买那些小的足球明星不干胶。那些不干胶十便士一盒，我常常将它们带到学校，与其他同学交换。你必须买上整整一盒，才能得到某个非常稀少的球星。如果我买下整盒，我就一定能得到这个球星，而且还可能得到好几张。由于别人都没有，我就可以用多余的不干胶与其他人换来五十张左右别的球星。我从小就很有经济头脑，而且在学校里时就一直在与别人做交易。

　　父亲不久就发现少钱的事，因为他的一个员工给他打来了电话，说，“罗尼，我的工资袋里少了五英镑。”这种情况持续了大约一个月，他心中便想：我不可能每次都少五英镑。他将钱数了又数，一开始以为自己昏了头。接着，他接到了学校打来的一个电话。学校发现我有两大盒足球明星不干胶，便问我从哪里得到钱买的。父亲赶到学校后说，“你一直从我的工资袋里偷钱，是不是？”我承认了。我们一走出校长办公室，他就说，“你这手脚不干净的小杂种！”我被痛打了一顿，他用一只拖鞋打我，结果屁股右边疼了好多天。我再没有从他那里拿过任何都东西。顺便说一句，我保住了那些足球明星不干胶。

　　我越来越认真地对待斯诺克。我第一次赢得较大数额的奖金是在十一岁时——一项十六岁以下斯诺克球手的赛事。我星期一回到学校，告诉我的伙伴们我刚刚赢得了四百五十英镑。一位老师听到后问我：“你说你赢了四百五是英镑，是怎么回事？”接着，校长找到我说，“罗尼，你刚刚在斯诺克比赛中赢了四百五是英镑，是真的吗？”
　　 “是的，”我说，心里感到非常骄傲。
　　 “你能不能把支票和奖杯带到学校来给我看看？”
　　我回到家后说，“妈妈，我能不能把支票带到学校去给校长看看？”
　　 “当然可以，”她说。
　　于是我把奖杯和支票装在我的小包里，告诉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包丢了，到了学校后不管去哪里都带着我的书包——我都不愿意把书包留在更衣柜里。我在上课时接到一个通知：“请罗尼去见一下校长。”接过我以下午都不用上课，而且还在校长办公室和他的朋友一起喝了杯咖啡。
　　 “罗尼，能不能请你把支票和奖杯给我朋友看看？让他看看可以吗？”校长查隆先生非常了不起，可学校里的有些老师却总是嘲笑我。他们总是对其他孩子说，“你们就像罗尼•奥沙利文，总认为自己会成为大明星。可他将一事无成。”当然，所有孩子都回过来，把老师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我。我则告诉他们，我将成为世界冠军，上学对我来说只是在浪费时间。老师们总是拿我取笑，因为我不是学业上最聪明的孩子，而我现在却可以说，“看到了吧？我已经有所成就了。”不久，我就理直气壮地说道，“瞧，我现在挣到的钱比你还多，而我还只有十二岁，所以你不要告诉我该做什么。”

　　我和罗伯特哪里都去——约克郡、贝里圣埃德蒙兹、斯蒂夫尼奇、伯明翰、威尔士、布里斯托，只要你能想得起来。只要什么地方比赛，我们就一定会去那里。我们常常翻阅斯诺克杂志，计划我们的行程。我家的斯诺克球房里有一份很大的年历，我们会在上面标出全年所有即将举行的职业——业余赛事。因此，我们每次练习时，总是将下一场重大比赛定为我们的目标。
　　比赛的前一天晚上，我会拿出我得球杆，像大家擦洗汽车一样将球杆擦拭好。我给球杆抹上滑石粉，因为比赛地点的条件有时会很糟，球杆会变得黏糊糊的，无法在手指上滑行自如。我会花大量时间用水和湿毛巾清洗球杆，将球杆上的污垢擦拭干净，然后再把它晾干。我每次参加职业——业余比赛前，这都是一项仪式。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我会让球杆变得非常脏，然后到了星期五，我就会把它擦亮，让它发挥作用。
　　我们通常会在上午九点三十分赶到比赛现场，吃完三明治后进去。屋子里挤满了人，你简直寸步难行。我会挤到接待处，告诉负责接待的姑娘：“我来了，我叫罗尼，这是我的报名费。”报名费一般在十至十五英镑之间，但偶尔也会是二十英镑，这完全取决于参赛的人数。有时他们会在人数达到六十四人时停止报名，有时则是一百二十八人。如果举办比赛的俱乐部非常大，他们会允许一百八十人参赛。有些赛事，组织者会只让报名的前六十四人进去参赛，因为如果你上午九点赶到，你就会排不进前六十四人，成为替补。但是，由于罗伯特把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而且墙上又贴着巨大的日历，我们从来没有进入到替补选手的行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