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健
《全宋诗》的修纂，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古籍整理项目，成书72册，凡3785卷，收近万人诗作，录诗20余万首，堪称洋洋大观，其集千万书于一书的盛举无疑是功德无量的。尤其是对有别集传世作者佚诗的补遗和无集传世宋人诗作的广搜博采，就更为学者造福，可省读者无数翻检之劳。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总集编纂的要求是不错、不漏、不重，如以这个极高的标准衡量，无疑《全宋诗》的修订、完善尚有很长的路要走。1998年底，该书正编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齐后，与媒体不遗余力的追捧炒作和屡获大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迄今鲜见学术层面的批评意见和匡谬证讹，笔者极有限的阅读范畴中仅见一些札记性的零星订讹辨误之作，这是十分令人遗憾的。
笔者时因专题研究之需而查阅和翻检《全宋诗》，合计总量约2册，仅占全书3%左右，就发现有各种问题数百例之多，由于这种发现多产生在校核是书所引原典资料的过程中，因此就具备了某种随机抽样的性质。虽然笔者尚未通读全书，目前还无法对《全宋诗》编纂的得失作出全面的评价，但从已发现的问题看，情况相当严重而不容忽视，有些舛误、硬伤还相当离奇、出格，甚至令人匪夷所思。《全宋诗》卷首"编纂说明"中对前人编总集的失误讥评甚苛，如称四库馆臣因"草率和缺少知识，把他人的作品误编于另一作家名下，张冠李戴，所在多有。"不幸的是，《全宋诗》编者也未能避免重蹈覆辙，误收的情况屡见不鲜，导致了"新的混乱"。尤其在辑佚补遗部分，失考的情况相当严重。正如钱钟书先生《宋诗纪事补正·题辞》中批评陆心源《宋诗纪事补遗》所指出的那样："买菜求益，更不精审。"（《新宋学》第一辑）此外，在作者小传编写，作品重出、版本选用及文字校勘、注文按语等方面也存在许多问题。究其原因， 正如编者坦言："我们对宋代文学和宋代史料还缺乏研究。" （《全宋诗·编纂说明》）
对总集的编修而言，整理、标点、补遗者及编纂者（下合称编者）的学养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编者水平的参差，决定了《全宋诗》各卷、册间质量的良莠不齐。从客观原因分析，宋诗总集编辑的难度远胜《全唐诗》，由于印刷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宋代文史资料浩如烟海，多亟待整理；较之已基本整理完成的唐代资料有几何级数的增长。而其中的笔记、小说、诗话、方志、类书中所收宋诗，真伪杂糅、张冠李戴等可信度低的情况普遍存在，使用时须经鉴别考辨，切忌拾到篮里便是菜。但毋庸置疑，现代的知识水平、资料条件及信息手段是古人无法比拟的，纵然难度极大，我们完全有可能也应该比前人——如清修《全唐诗》做得更好。
陈寅恪先生早就倡导的"以诗证史"法，实乃治学的不二法门，已被实践证明是"金针度人"的远见卓识。就《全宋诗》的编纂而言，亦亟需"以史证诗"，史、诗互证，这不仅体现在作者小传的撰写上，也体现在误收重出诗的判断上。因此，宋史研究的功力于编者就尤为重要。如果编者对邓广铭先生提出的治宋史"四把钥匙"（职官制度、历史地理、年代、目录学）的学养更深厚些，关于小学（文字、训诂、音韵）、校勘、避讳、版本学方面的知识更宽泛些，功底更扎实些，工作更细致、严谨些，无疑其中的绝大部分失误是能够避免的。这就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如果当时不是急于分批陆续出书，而是在宋诗资料库完全建立后，请研究有素的专家分任其责，利用日新月异的电脑技术及不少工具书、索引书的陆续出版提供的检索功能，更多地注意和汲取当代学者不断发表的研究成果（如钱钟书先生即将刊行的《宋诗纪事补正》就有300万言之多），再请熟悉宋代文史的硕学鸿儒分口把关审阅，全书正、续编一次推出，无疑其学术质量会比现已刊行之书高得多。本书凡例出自名家手笔，思虑周详。惜在编纂过程中有自乱其例之处相当多，也成为直接影响本书质量的重要原因之一。如被《宋诗纪事》及其《补遗》、《续补》牵着鼻子走，费力甚勤，却在纠正了前人时贤许多疏误的同时又产生了大量新的错讹。辑佚补遗中也存在对《永乐大典》、《舆地纪胜》、《方舆胜览》、《宋元方志丛刊》、《诗渊》等辑佚渊薮利用程度有差异，对明清方志中的辑佚就更是情况各异，尤乏辨证，导致大量遗漏和错讹的存在。
《全宋诗》的修纂，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古籍整理项目，成书72册，凡3785卷，收近万人诗作，录诗20余万首，堪称洋洋大观，其集千万书于一书的盛举无疑是功德无量的。尤其是对有别集传世作者佚诗的补遗和无集传世宋人诗作的广搜博采，就更为学者造福，可省读者无数翻检之劳。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总集编纂的要求是不错、不漏、不重，如以这个极高的标准衡量，无疑《全宋诗》的修订、完善尚有很长的路要走。1998年底，该书正编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齐后，与媒体不遗余力的追捧炒作和屡获大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迄今鲜见学术层面的批评意见和匡谬证讹，笔者极有限的阅读范畴中仅见一些札记性的零星订讹辨误之作，这是十分令人遗憾的。
笔者时因专题研究之需而查阅和翻检《全宋诗》，合计总量约2册，仅占全书3%左右，就发现有各种问题数百例之多，由于这种发现多产生在校核是书所引原典资料的过程中，因此就具备了某种随机抽样的性质。虽然笔者尚未通读全书，目前还无法对《全宋诗》编纂的得失作出全面的评价，但从已发现的问题看，情况相当严重而不容忽视，有些舛误、硬伤还相当离奇、出格，甚至令人匪夷所思。《全宋诗》卷首"编纂说明"中对前人编总集的失误讥评甚苛，如称四库馆臣因"草率和缺少知识，把他人的作品误编于另一作家名下，张冠李戴，所在多有。"不幸的是，《全宋诗》编者也未能避免重蹈覆辙，误收的情况屡见不鲜，导致了"新的混乱"。尤其在辑佚补遗部分，失考的情况相当严重。正如钱钟书先生《宋诗纪事补正·题辞》中批评陆心源《宋诗纪事补遗》所指出的那样："买菜求益，更不精审。"（《新宋学》第一辑）此外，在作者小传编写，作品重出、版本选用及文字校勘、注文按语等方面也存在许多问题。究其原因， 正如编者坦言："我们对宋代文学和宋代史料还缺乏研究。" （《全宋诗·编纂说明》）
对总集的编修而言，整理、标点、补遗者及编纂者（下合称编者）的学养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编者水平的参差，决定了《全宋诗》各卷、册间质量的良莠不齐。从客观原因分析，宋诗总集编辑的难度远胜《全唐诗》，由于印刷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宋代文史资料浩如烟海，多亟待整理；较之已基本整理完成的唐代资料有几何级数的增长。而其中的笔记、小说、诗话、方志、类书中所收宋诗，真伪杂糅、张冠李戴等可信度低的情况普遍存在，使用时须经鉴别考辨，切忌拾到篮里便是菜。但毋庸置疑，现代的知识水平、资料条件及信息手段是古人无法比拟的，纵然难度极大，我们完全有可能也应该比前人——如清修《全唐诗》做得更好。
陈寅恪先生早就倡导的"以诗证史"法，实乃治学的不二法门，已被实践证明是"金针度人"的远见卓识。就《全宋诗》的编纂而言，亦亟需"以史证诗"，史、诗互证，这不仅体现在作者小传的撰写上，也体现在误收重出诗的判断上。因此，宋史研究的功力于编者就尤为重要。如果编者对邓广铭先生提出的治宋史"四把钥匙"（职官制度、历史地理、年代、目录学）的学养更深厚些，关于小学（文字、训诂、音韵）、校勘、避讳、版本学方面的知识更宽泛些，功底更扎实些，工作更细致、严谨些，无疑其中的绝大部分失误是能够避免的。这就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如果当时不是急于分批陆续出书，而是在宋诗资料库完全建立后，请研究有素的专家分任其责，利用日新月异的电脑技术及不少工具书、索引书的陆续出版提供的检索功能，更多地注意和汲取当代学者不断发表的研究成果（如钱钟书先生即将刊行的《宋诗纪事补正》就有300万言之多），再请熟悉宋代文史的硕学鸿儒分口把关审阅，全书正、续编一次推出，无疑其学术质量会比现已刊行之书高得多。本书凡例出自名家手笔，思虑周详。惜在编纂过程中有自乱其例之处相当多，也成为直接影响本书质量的重要原因之一。如被《宋诗纪事》及其《补遗》、《续补》牵着鼻子走，费力甚勤，却在纠正了前人时贤许多疏误的同时又产生了大量新的错讹。辑佚补遗中也存在对《永乐大典》、《舆地纪胜》、《方舆胜览》、《宋元方志丛刊》、《诗渊》等辑佚渊薮利用程度有差异，对明清方志中的辑佚就更是情况各异，尤乏辨证，导致大量遗漏和错讹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