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宇烈
胡适早年未曾见他发表过有关朱熹的研究文字。在离开大陆后，自1950年至1961年间，据胡颂平编著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和胡适纪念馆编集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等材料的记载，胡适先生撰写了有关朱熹研究的论文、笔记和资料摘录等共计八篇，即：
Δ朱子与经商（1950．1．5摘记卡片）
Δ朱子语类的历史（1950．1．8稿，1959．1．8改定）
Δ朱子论尊君卑臣（1950．2．7，摘记卡片）
Δ朱子论死生与鬼神（1952．7）
Δ考朱子答廖子晦最后一书的年份（1952．7．6，文前有“附记关于朱子答廖子晦书的记录”）
Δ朱子论禅家的方法（1952．7．13，文后附有“禅学的方法”、“朱子四字决”、“朱子答罗参议”等摘记）
Δ佛法金汤编记朱熹与开善道谦的关系（1961．2．5）
Δ朱子语略二十卷（1961．8．28）
以上这些论文和笔记等，除《朱子语类的历史》一文后来印入台湾正中书局和日本中文出版社联合出版的《朱子语类》影印本外，其余七种都是未曾发表过的手搞。其中几篇考证性的文章，如《考朱子答廖子晦最后一书的年份》和《朱子语略二十卷》等已是完成了的论文，而余者则均为原始资料的摘录排比，间或有一些按语，尚属写论文前的准备工作。
从上面所列目录的时间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在1952年中，胡适考虑朱熹思想方面的问题比较多。这很可能与他在1951年12月17日六十一岁生日时的想法有关。据他第二年的回忆，当时他为自己定了一个“生日决议案”，“决定谢绝一切长期职务来还债。”在这些“债”中，他说：“我的第一笔债是《中国哲学史》，上卷出版于民国八年，出版后一个月，我的大儿出世，屈指算来已经三十三年之久。现在我要将未完的下卷写完，改为《中国思想史》。”（引自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六册第2195页）因此，他对朱熹思想方面问题的考察，大概是属于他为完成《中国哲学史》下卷工作的一个部分。
胡适晚年有关朱熹研究的文字，明显地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史实考据，一类是思想探究，而前者与后者又有着密切的关系。下面我想就这两类分别作些介绍。
从史实考据的文字来看，有三方面的内容：
一、关于“朱子语类”的编集历史。
胡适在《朱子语类的历史》一文中，对此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考察。胡适指出，最早编集朱子语录的是李道传。他在朱熹死后十五年，（嘉定八年，1215年），于池州搜辑朱子语录，共得三十三家所记的语录，刻成四十三卷的《朱子语录》（其中第三十五卷为朱熹答陈埴书，不是语录），前有黄干写的序（此书省称“池或录”）。其后，李道传之弟李性传继续搜访，又访得四十一家。其中有三十四家是“池录”所无的，其余也有与“池录”相重的，有的则是“池录”中某些家的补充资料（“余录”）等。李性传据此在饶州刻成四十六卷本的《朱子语续录》。此录是按所记语录的年代先后来编集的，有李性传的后序（省称“饶录”）。再次，在1248至1249年间，朱子门人蔡抗又收得诸家语录，在饶州刻为二十六卷的《朱子语后录》。此录共收二十三家所记之语录，其中有二十家为“饶录”、“池录”所无，其后有蔡抗的后序（省称“饶后录”）。大约过了十多年后，吴坚又在建安刊刻了一部《朱子语别录》，据其所序言，他搜集了六十五家语录，经与前述三录比勘后，“重加会粹，以三录所余二十九家，及增入未刊者四家，自为别集，以附《续录》，《后录》之末”。以上是考四部朱子语录的历史。
其后，胡适又考分类朱子语录的历史。他指出，在“饶录”和“饶后录”未刻出之前，在剑南已有黄士毅编集的一百四十卷《朱子语类》的刊本。黄士毅的《语类》是以“池录”为基础的，但他又加上了三十八家，根据魏了翁序和黄士毅第二后序署年月，此《语类》约刻于1219至1220年间。这是第一部朱子语类（省称“蜀类”）。1255年徽州有翻刻“蜀类”者，然据后来编《朱子语类大全》的黎靖德指出，比翻刻本中已增入了“饶录”九家，所以是“蜀类”的增补重刻本（省称为“徽类”）。与此同时，婺州王佖也留心收集朱子语录，先后访得三十多家，编为婺州本的《朱子语录》（可省称为“婺录”）。以后，他又把访得的各家语录，编成《朱子语续类》四十卷，由十卷，由魏了翁在徽州刻出。这是第二部朱子语类（省称“徽续类”）。南宋末年，黎靖德看到以上各书“并行而错出，不相统壹”，于是按照黄士毅原分类门目，“遗者收之，误得正之”，“考其同异，而削其复者”，编成今日流传的《朱子语类》的底本。
胡适早年未曾见他发表过有关朱熹的研究文字。在离开大陆后，自1950年至1961年间，据胡颂平编著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和胡适纪念馆编集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等材料的记载，胡适先生撰写了有关朱熹研究的论文、笔记和资料摘录等共计八篇，即：
Δ朱子与经商（1950．1．5摘记卡片）
Δ朱子语类的历史（1950．1．8稿，1959．1．8改定）
Δ朱子论尊君卑臣（1950．2．7，摘记卡片）
Δ朱子论死生与鬼神（1952．7）
Δ考朱子答廖子晦最后一书的年份（1952．7．6，文前有“附记关于朱子答廖子晦书的记录”）
Δ朱子论禅家的方法（1952．7．13，文后附有“禅学的方法”、“朱子四字决”、“朱子答罗参议”等摘记）
Δ佛法金汤编记朱熹与开善道谦的关系（1961．2．5）
Δ朱子语略二十卷（1961．8．28）
以上这些论文和笔记等，除《朱子语类的历史》一文后来印入台湾正中书局和日本中文出版社联合出版的《朱子语类》影印本外，其余七种都是未曾发表过的手搞。其中几篇考证性的文章，如《考朱子答廖子晦最后一书的年份》和《朱子语略二十卷》等已是完成了的论文，而余者则均为原始资料的摘录排比，间或有一些按语，尚属写论文前的准备工作。
从上面所列目录的时间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在1952年中，胡适考虑朱熹思想方面的问题比较多。这很可能与他在1951年12月17日六十一岁生日时的想法有关。据他第二年的回忆，当时他为自己定了一个“生日决议案”，“决定谢绝一切长期职务来还债。”在这些“债”中，他说：“我的第一笔债是《中国哲学史》，上卷出版于民国八年，出版后一个月，我的大儿出世，屈指算来已经三十三年之久。现在我要将未完的下卷写完，改为《中国思想史》。”（引自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六册第2195页）因此，他对朱熹思想方面问题的考察，大概是属于他为完成《中国哲学史》下卷工作的一个部分。
胡适晚年有关朱熹研究的文字，明显地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史实考据，一类是思想探究，而前者与后者又有着密切的关系。下面我想就这两类分别作些介绍。
从史实考据的文字来看，有三方面的内容：
一、关于“朱子语类”的编集历史。
胡适在《朱子语类的历史》一文中，对此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考察。胡适指出，最早编集朱子语录的是李道传。他在朱熹死后十五年，（嘉定八年，1215年），于池州搜辑朱子语录，共得三十三家所记的语录，刻成四十三卷的《朱子语录》（其中第三十五卷为朱熹答陈埴书，不是语录），前有黄干写的序（此书省称“池或录”）。其后，李道传之弟李性传继续搜访，又访得四十一家。其中有三十四家是“池录”所无的，其余也有与“池录”相重的，有的则是“池录”中某些家的补充资料（“余录”）等。李性传据此在饶州刻成四十六卷本的《朱子语续录》。此录是按所记语录的年代先后来编集的，有李性传的后序（省称“饶录”）。再次，在1248至1249年间，朱子门人蔡抗又收得诸家语录，在饶州刻为二十六卷的《朱子语后录》。此录共收二十三家所记之语录，其中有二十家为“饶录”、“池录”所无，其后有蔡抗的后序（省称“饶后录”）。大约过了十多年后，吴坚又在建安刊刻了一部《朱子语别录》，据其所序言，他搜集了六十五家语录，经与前述三录比勘后，“重加会粹，以三录所余二十九家，及增入未刊者四家，自为别集，以附《续录》，《后录》之末”。以上是考四部朱子语录的历史。
其后，胡适又考分类朱子语录的历史。他指出，在“饶录”和“饶后录”未刻出之前，在剑南已有黄士毅编集的一百四十卷《朱子语类》的刊本。黄士毅的《语类》是以“池录”为基础的，但他又加上了三十八家，根据魏了翁序和黄士毅第二后序署年月，此《语类》约刻于1219至1220年间。这是第一部朱子语类（省称“蜀类”）。1255年徽州有翻刻“蜀类”者，然据后来编《朱子语类大全》的黎靖德指出，比翻刻本中已增入了“饶录”九家，所以是“蜀类”的增补重刻本（省称为“徽类”）。与此同时，婺州王佖也留心收集朱子语录，先后访得三十多家，编为婺州本的《朱子语录》（可省称为“婺录”）。以后，他又把访得的各家语录，编成《朱子语续类》四十卷，由十卷，由魏了翁在徽州刻出。这是第二部朱子语类（省称“徽续类”）。南宋末年，黎靖德看到以上各书“并行而错出，不相统壹”，于是按照黄士毅原分类门目，“遗者收之，误得正之”，“考其同异，而削其复者”，编成今日流传的《朱子语类》的底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