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历史背景（Historical Background）
“罗马帝国的衰亡”（The fall of Roman Empire）是迄今为止西方历史中被误传最深的事件。5世纪罗马城的陷落固然是帝国历史中最悲剧性的时刻，但这并不意味着帝国的灭亡。部分原因在于，自公元330年，君士坦丁一世（Constantine I）将帝国首都迁往古代希腊城市拜占庭（Byzantine，拉丁语Vyzantion）地区后，罗马及西部省区逐渐失去了其在帝国政治和经济上的重要性。不能认为君士坦丁堡的精英竟然对西部帝国的陷落无动于衷。事实上，通过一系列的军事行动，直到12世纪晚期，帝国都试图再征服并控制意大利地区。自西部帝国覆灭后，罗马帝国实际上又延续了近一千年，直到奥斯曼土耳其人（Ottoman Turks）于1453年攻陷了君士坦丁堡。在此之前，即使第四次十字军带来的灾厄也没有断绝帝国文化和政治的传承。最早自公元1世纪起，帝国公民开始自称为“罗马人”（Romania）。拜占庭帝国这个称呼在1557年首次由一名德意志史学家启用，以显示西部帝国自十字军时代起对东部帝国的傲慢与偏见。
从6世纪晚期到9世纪末，皇帝们所忧虑的外部压力越发严重，也越发接近首都地区。自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I）之后，与老对手波斯的交锋主宰着帝国的战事，直到希拉克略皇帝（EmperorHerakleios）于628年摧毁萨珊王朝（Destruction of Sassanian Empire）。拜占庭历史上最不朽的军事著作《战略》（Strategikon）于这个时间段的602年面世，一般认为是杰出的将领莫里斯（Maurikios）皇帝所撰。这本书影响着整个中期拜占庭帝国的军事作战风格。然而，拜占庭人的喜悦是短暂的，新一波的北方移民浪潮带来的灾难最终体现于阿瓦尔人（Avars）在628年对首都的围困。4世纪建造的坚固城墙足以将敌人阻挡在外，虽然君士坦丁堡的市民们将之归功于可能在城墙显圣了的圣母（Holy Virgin）。与此同时，伊斯兰在东方的崛起给帝国带来了更大的威胁。新近改宗的安拉勇士们（Warriors of God）以非凡的速度征服了帝国南部和东部的省区。一般认为，帝国试图在东方省区推行统一的大教会的政策造成了极为负面的影响。这些地区具有非常多样性的基督教传统以及大量古代宗教的残余，帝国的这种政策则招致了当地的离心离德。持续不断的胜利使穆斯林的军队得以在668~677年之间对首都进行了数次围观。首都坚固的城墙依然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却不能阻挡穆斯林无尽的进攻。最终，攻陷君士坦丁堡的寄望让位于伊斯兰内部的分裂，继而发生的内战造成了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分裂，也使得穆斯林向安纳托利亚（Anatolia）的扩张终止了。这段充斥着一系列外部威胁和内部分裂的时期，今天称之为“拜占庭的黑暗时代”（Dark Age of Vyzantion）。

与伊斯兰帝国的稳定疆界刚确立下来，帝国就陷入了是否应当崇拜圣像的巨大争论中，这给虚弱的帝国带来了极大的痛苦。这一时期东方教会发生如此宗教争论的严重性，以及皇帝在争论中处于关键地位的事实，揭示了帝国在整整一个世纪的时间中处于极度动荡和内部分裂的状态。最终，9世纪末通过恢复圣像崇拜，帝国从争论中解脱出来，随之而来的是马其顿王朝皇帝们治下的稳定与复兴的时代。
皇帝“智者”利奥六世（Leo VI ‘the Wise’）改良了司法体系。让我们更感兴趣的是，利奥利奥恢复并十分重视对军事策略的研究。很显然，由于先前几个世纪的灾难，与其他领域一样，军事策略的研究也不可避免地衰退了，但是作战技术的提高与对新的作战环境的适应并没有终止。利奥的贡献在于，自《战略》一书后，第一次将这些内容用文字记录下来并编撰成文典。利奥的《战术》（Taktika）在保留《战略》中依然具有实际价值部分的基础上添加了新的内容，包括了对札甲（Lamellar Armour）的首次提及。利奥的皇位由他的儿子，“紫衣贵族”（‘Porphyrogennestos’）君士坦丁七世（Constantine VII）所继承。君士坦丁延续了其父亲将军事策略记录成书面文字的作法，虽然他的贡献仅限于一本关于帝国远征行动的手册。这份手册使我们得以了解帝国军队的扎营方式与布置安排，却无缘于最基础的士兵状况。
10世纪的中后期是帝国行政的不稳定期，但是对于本书的研究来说十分重要。这一时期，两位军事将领通过和君士坦丁七世一样撰写军事手册证明了自己的能力。他们之中最重要的是尼基弗鲁斯·福卡斯（Nikeforos·Phokas），一位于963~969年占据皇帝宝座的帝国重要将领。他的《论战争》（A Composition on Warfare，拉丁语Praecepta Militaria）记录了他在连续不断的战争生涯中不停反思所获得的军事知识和宝贵的实战经验。另一位10世纪后期的将领，尼基弗鲁斯·乌拉努斯（Nikeforos·Ouranos）所撰写的《战术》（Taktika）在向尼基弗鲁斯二世《论战争》致敬的同时，也叙述了乌拉努斯丰富的战争经验。
纵观古代晚期和中世纪早期的拜占庭帝国，文化上最主要受到东方世界，特别是波斯的影响。即使帝国和萨珊王朝接连交锋，即使伊朗已然并入哈里发的版图，这种影响也不应该被低估。它不仅表现在宗教方面，更体现于日常生活的不同领域上，特别是服装上。

军事背景（Military Background）
罗马共和国和早期帝国时代强有力的职业军队在拜占庭中期便不复存在。虽然在首都和各大城市还有少许职业士兵，但是绝大部分的作战人员却由通过服役获取耕地的半职业军队和大量临时征召兵与雇佣军组成。
众所周知，早期罗马军队的骨干力量是步兵。骑兵最初只是来自外省的辅助部队，其作用也非常的局限。军团的强盛依赖于稳固的步兵线——众多由巨大盾牌所保护的重装步兵。在那个时代的已知世界里，没有一支步兵可以与之媲美。随着时间向古代晚期推移，帝国面临新的威胁以及运用着陌生军事技巧的军队。帝国的新敌人们拥有越来越多数量的骑兵部队，且并不是一般的骑兵，而是装备了马镫和重型马甲的重装骑兵。罗马军队的应对方式是启用一种他们遭遇并击败过的希腊军队武器——萨里沙（sarissa）或长枪（Great Kontarion）。罗马的高级将领并没有因为罗马军团曾击败手持这种武器的希腊部队而忽视它们的实用性——能有效抵御骑兵正面攻击和对抗缺乏纪律及组织性的步兵。长枪的引入从另一角度看也刺激了军队开发出正确有效的战术。使用这种最高长达5米的武器，需要再一次拾起4世纪时维吉提乌斯（Vegetius）所哀叹的，罗马军队已经松懈了的高强度训练。掌握正确的行军步伐节奏是使用这种笨重的武器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技巧。
从古典时代到早期罗马帝国时代，弓箭技艺是只属于北方蛮族附庸军的领域。直到古代晚期，情况发生了决定性的改变，以至于《战略》的作者在他的书中提到，称之为罗马开弓法（Roman Draw）的拇指开弓法（Thumb Draw），这种开弓法最早源自游牧部落的骑射技艺，并不同于波斯人的三指开弓法（Three-fingered draw）。

自6世纪起罗马开始采用马镫技术，步兵和骑兵之间的旧有平衡被改变了，骑兵成为了主宰野战战锤的力量。在此之后，步兵的战场作用更像是移动堡垒。步兵方阵通常是用来抵御骑兵最猛烈的冲击。同时，步兵也可以通过吸引敌军的注意力，以便罗马骑兵发挥不同寻常的强大追击能力与灵活机动能力。大体上，步兵依旧保留着它曾有的进攻能力，只是发挥这种能力的场合变少了。
步兵在攻城战中的接触能力依旧如是，无论是作为进攻方还是防守方。自6世纪末，牵引抛石机（Traction Trebuchet）从中亚引入拜占庭，7世纪起，它就成为了步兵部队远征的标准配置。这种机械的优点在于其操作简便且相对能掷出破坏力更大的重物，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立刻取代了早期的弹力抛石机（Torsion Artillery）。发射石块与弩箭的弩炮（Ballistae，希腊语Vallistrai）虽然破坏力不及牵引抛石机，但是胜在更高的命中率。牵引抛石机的坚韧性和简便操作使得其取代弹力抛石机，而后者则成为防御器械。12世纪，平衡重锤（Counterweight）的发明是抛石机技术的巨大飞跃，有证据证明这是由罗马人发明的。平衡重锤解决了牵引抛石机在冲量方面的不足，同时使得抛石机更容易瞄准目标。根据尼基塔斯·侯尼亚迪斯（Niketas·Khoniates）的记载，安德罗尼库斯·康斯托特发诺斯（Andronikos·Kontostephanos）将军使用的抛石机精准的打击了泽蒙（Zeugminon，即Zemun，今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附近）城墙上的一处木制走廊，造成了众多匈牙利士兵的伤亡。平衡重锤的出现也使得载重量更高的大型攻城器械的发明成为了可能。
黑暗时代的再临，外敌的威胁和自8世纪起的宗教分裂，致使罗马军队重新认知了两种古老的东方式铠甲——鳞甲（Scale）和札甲（Lamellar）。他们都是由体型形状大小规格接近的，由金属、动物角质或皮革制成的甲片所组成。今天看来，它们的区别在于，鳞甲的甲片是一片片固定在一个底面上，底面是衣物或皮革，且甲片是向下重叠的。而札甲则首先将甲片成串连为一排，再向上重叠起来。由于组成的大量甲片是规则且大小适中的，这两种铠甲和锁甲（Mail）一样容易制造。不同于锁甲的是，它们有着更强的防护能力。10世纪初的记录并没有系统地区别步兵甲和骑兵甲，但是由于骑兵是军中的精英力量，所有肯定优先使用高级的铠甲，这也的确记录在了10世纪后期的军事手册中。11到12世纪，随着经济的增长，有证据表明一部分步兵又可能获得高级的装备了。由于第四次十字军之后，拉丁帝国对首都长达60年的占领和帝国持续的贫穷，军队的发展被激烈地阻碍了。札甲从罗马人的军队中消失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军队结构与位列（Force Structure and Ranks）
军团被称为Tagma或Strelos。它的大小根据战场上基于人力、经济和后勤条件而变动。它由将军（Strategos）所统领。一个Tagma由数量不一的Meroi或Tourmai组成，它们的统领称之为Tourmarkhes。一个Meros或Tourma的军力越3000~9000人。Tourma又由3个Droungoi组成，每个军力约1000~3000人。Droungos的统领称之为Droungarios。Droungos往下是由Kometes统领的人数200~400人的Vandon。传统的百人队依旧存在，称之为，拉丁希腊混合词Kentarkhion或者希腊语Hekatontarkhion。其军官希腊化的拉丁文拼法为Kenterion（即centurion，百夫长），或称之为希腊拉丁语合成词Kentarkhes，以及希腊语的Hekatontarkhes。百人队分成两组，每组由一名Pentakontarkhes统领。在此之下是八人小队Dekarkhia和四人小队Pentarkhia（它们的人数和它们名称代表的十人队、五人队并不相符，如果它们曾经相符过，那说明每个单位的人数比之共和国时代减少了）分别由Dekarkhes和Pentarkhes带领，领队被算入小队人数中。帝国的军官们由不同颜色的腰带加以区分。Dekarkhion是构成帝国军队最重要的单位之一，作为最基础的步兵军团单位，它依然发挥着Kontouvernion（Contubernium，即十人队）的作用。同时，它作为阵线中最主要的单位组成“小队”（‘File’，即Lokhos），成员一个接着另一个构成了方阵的纵深。
将军直属军务人员也分很多种。Mandatores负责传递命令。Minsores或Minsouratores是负责先于行军部队到达前布置军营的勘测员。还有持旗者Vandoforoi和号兵Voukinator。负责训练的教官称之为Kampidoktores，他们手持一种称为Kampidoktorion的教棍。

征兵（Recruitment）
这段时期军队所需的人力资源是非常丰富的，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人力也同军队和社会的其他方面一样不停变化。帝国有关征兵的记载很明确，只有40岁以下，身体健壮的男性适宜征募。同时，征兵也趋向于选择具有良好口碑与背景的人。
10世纪，军区（Thematic）的军队力量大部分来自拥有农兵土地（Strateia）的农兵兵役家庭（Stratiotic famility）。他们通过服兵役换取可保留终生的耕地。最初有关农兵的资料，只提到了其与骑兵的关系，其他兵种则毫无提及。尽管如此，农兵应当适用于前线的步兵部队。农兵是世袭的，从一个家庭的一名成员传给另一名。农兵们都被清楚地记录在行省将军的人员名单上。维持大量人力资源的同时，征兵要考虑兵源的身体素质、个人能力与社会背景。有过犯罪记录的在册农兵将会被取消农兵资格。通常情况下，他的兵役义务会转给他家庭内符合要求的人。如果没有合适的人选，那么农兵资格将暂时或永久地分配给他人。同理，如果一个农兵家庭人员全部死亡，农兵资格也将被重新分配。情况允许的条件下，农兵资格将会给予另一户可以提供相应兵役的农兵家庭，否则，农兵资格就会转交当地任何一户符合要求的人家，无论是其自愿的亦或是被迫的。与此同时，帝国也会重新分配可以提供大片农兵耕地的地区，这些分配的定居者可能来自帝国的其他地区，这项政策通常用来减轻人口压力以及预防潜在的矛盾。为此，大量亚美尼亚人口被反复地迁往帝国内部。另一些人是外来移民，比如君士坦丁七世迁入的阿拉伯部落Banu-Habib。值得一提的是，最后一部分被授予农兵资格的人包含了诸多战俘。
军团（Tagmatic）的兵役来源是多种多样的。正如同延续至今的习惯，服兵役是大多数对生活前景不抱希望的男性最佳的选择。在乡村地区，西欧式的“幼子症候群”现象并不多见，土地继承更多是分配而非唯长子继承。这更大程度上是如何选择的问题：很多极端的例子里，这样分配继承的土地太小了甚至难以维持生计。军团的力量还包括一部分的外族部队。完全称呼他们为“雇佣军”并不合适，因为他们处于罗马军队的编制中并使用罗马军队的战术，而不是独立成风格迥异的军事单位。类似近代英军中的廓尔喀人，这些在帝国军队中服役的外族人大多来自帝国长期控制的附庸或半殖民地区，例如，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保加利亚人和南部罗斯人。
最后一类士兵是轻步兵（psiloi），包括弓箭手、标枪手和投石兵，这些兵种并不需要正规军的技巧和训练。军团可能会维持一小部分的轻步兵常备军，但通常情况下，是在战时从社会边缘人力中临时征召的。日常生活中，这些人一般从事技术性较低的工作，例如搬运工、建筑工、伐木工等等。
当然，军队所需的不仅仅是兵源，其他一些后勤人力也很重要，比如骡夫、车夫和搭配给每位十夫长（Centurion）的仆人。很明显，这些人力和兵源来源相同，军区军队里这样的后勤人力资源来自本地住户。很多情况下，人力由当地农兵军户家里尚无法服役的年轻人和男孩补充。如同许多农兵兵户被指定为骑兵，补给运输亦可能是由指定兵户提供的。

虽然如同前文所述，填充甲（padded garment）从这一时期开始一般用于日常生活，厚实的填充甲（Zava或Kavadion）作为重步兵（Hoplites）和轻盾兵（Peltastos）最基础的防护毫无疑问地依然在许多军事单位中起着主要作用。它们可能是集中安排供应，并像颜色相同的丘尼卡一样，在式样上较为整齐一致。军事手册关于这些衣甲的详细记述证明了这些观点。丰富的绘画材料清晰地表明了这些衣甲不同的缝纫式样。它们通常由直线垂直的诸个部分交叉缝纫而成，以防止棉块滑出。亦有资料表明，典礼用的填充甲（Gounia）则会使用更具装饰性的蔓藤缝纫式样。
军官的穿着通过一种称为Pektoranion的腰带加以区分。这些腰带肯定是通过不同颜色来区别等级的。不幸的是，并没有明确的记载表明不同颜色对应的等级。颜色可能是按照惯例规定好的，也可能是在不同部队中有着特定的规范。
盾牌是军事手册中标明应当图案花纹一致的装备之一。虽然并没有记录在案，但是诸多画作反应了盾牌团与战旗的常规式样之间的相似之处。因此，它们有可能是协调一致的，用以巩固作战集团在战场上的凝聚力。
拜占庭士兵着装的整洁源自一条箴言：营地的空余时间应当用于擦亮武器与护甲。除了预防突发情况外，维护良好的装备不仅能带来良好的士气，其本身也是士气良好的体现之一。

装备（Equipment）
10世纪的军事手册，记录了大量不同作者认为应当配备的不同装备。10到12世纪的其他资料也十分混杂，不过这些丰富多样的资料无疑能够反应不同环境下的真实条件。因此，当讨论这些材料记述的装备时，必须结合考虑其供应官员、作者所举个例和可引用资料等因素。
对比不同军事手册关于理想的装备分配情况的描述，值得注意的是，利奥的《战术》和《战术总汇》对于护甲质量的预期要比10世纪后期的尼基弗鲁斯·福卡斯和尼基弗鲁斯·乌拉努斯高。前者预期步兵拥有近似骑兵的装备水平，且认为使用布甲（Cloth Armours）是一种倒退，而后者仅仅记录了填充甲。

头盔（Helm）
这一时期出土的头盔考古实物十分稀少，且这个时间段的画作资料也很少涉及它们。不过，依然有证明描绘了整个古代晚期头盔的持续发展。最普遍的一种是五片脊盔（Five-piece Ridge Helm）的简化版，这种脊盔因于多瑙新城（位于现代匈牙利中部，匈牙利语Dunaujvaros，拉丁语Intercisa）发现的四世纪样本而为人所知。蛮族式的星型盔（Spangenhelm）依然使用，和脊盔一样，去除了面甲（Cheek Plate）。更高且更尖的星型盔，因为大量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发现的10到11世纪样本，而被称为“高加索式的”（Caucasian）。这种头盔也可能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使用的，虽然11世纪前没有东罗马的画作描绘它。有一个被认为是出自9或10世纪的出头头盔——Yasenovo盔（Yasenovo，位于保加利亚布尔加斯州境内）很特别，它与其他头盔的结构颇为不同，不过我们并不清楚这是否是一种纯粹的创新式样。围绕头盔的支撑箍（Reinforcing Bands）回归到了三世纪早期那种用以对抗达西亚镰刀（Dacian Falx）的式样，这可能是为了应对相似的威胁。来自斯西里兹斯编年史（John·Skylitzes：Synopsis of Histories）复原手稿的图片揭示了，像Yasenovo盔这样的头盔和脊盔一样广泛使用。由于10世纪后期开始预算紧缩，士兵除了一顶厚实的毡帽和一条包裹在上的头巾外，没有更好的装备了。
12世纪，似乎产生了一些革新，虽然我们并不清楚它们是来自帝国内部，或由邻国迅速传入，亦或是早已存在只是描绘的画作姗姗来迟。其中一种是早期锅盔（Kettle Hat）——拥有很窄帽檐的整块头盔。这也是是对罗马军队记忆中锅盔的复兴，亦或是这种头盔从来没有彻底停止使用。其他的革新也可能是对古代头盔的复兴。到了12世纪，弗吉里亚无边便盔（Phrygian Cap-style Helm）几乎无视疆界席卷了整个地中海地区。
这些头盔可能是直接戴上，或者如同自古代晚期以来的习惯一般套在一副独立的锁子头巾（Hood of Mail）上。不过，大部分头盔都会连带着不同种类的颈部防护。脊盔通常会带有垫装护颈（Padded Shirt），其缝纫方法被称为Pteruges（意为悬挂皮革片），这种Pteruges可能有时作为其他更具防护效果的垫料的低素质替代品。弗吉里亚无边便盔有时也带有颈部护具。高加索盔则附带着锁子护颈，可能是如同中世纪早期的星型盔一般，通过在头盔边部穿孔连接起来的，亦或是通过一种更复杂的工艺——先将头盔边部卷成管状，再切成梳状，最后将连接锁子下摆的金属丝穿入。这种悬挂方式同样也存在于Yasenovo盔中。早期有檐头盔的图示也带有锁子下摆，但其连接方式不得而知。

身甲（Body Armour）
使用金属或皮革制物代替早期填充甲的趋势似乎源自古代晚期。早期的甲是由厚重羊毛毡和毛织布制成，这种用法直到这一时期仍被利奥皇帝提及。10世纪，黎凡特地区出现的大规模棉花种植，使得棉絮迅速取代了羊毛毡。两种填充甲分别对应了日常生活中的两种式样——被称为Zava的套头式丘尼卡（Pull-over Tunic）和系纽扣的外套式Kavadion（Button-up Coat）。将胸口暴露给敌人是很危险的，这一问题可以由长期确立的波斯方法解决，即将外套做成双排扣式，且外边沿着颈部左侧垂直朝下。系紧用的纽扣可能是金属制的、木制的、骨制的或是“中国结”（Chinese Knot），穿过一个圆洞而不是规则的纽孔。这些衣甲的袖子可能恰好及肘，不过看上去最初可能是用于垫在更坚固的护甲之下。通常情况下，这些袖子都是整长的，在肘部（根据利奥和《战术总汇》的记述）或腋部（根据尼基弗鲁斯·福卡斯）打开一条裂缝，使手臂可以伸出来加强灵活性，松垮的半截袖子此时用扣子系在肩后。这样做的实用性在于，不仅提供了战场上的防护能力，也提供了对恶劣天气的抵御能力。为此，袖子的下半截可能足以盖住整只手，因为实际上日常生活中也有这样的装束。尼基弗鲁斯皇帝提及，这些填充甲应当“缝得尽可能的厚”，可能达到5厘米的厚度，且外裹生丝。
链甲（Chain Armour，拉丁语Lorikion Alusidoton）在东罗马帝国就像其在中世纪西欧一样常见。这种套头的，长至大腿的，且拥有长至肘部袖子的盔甲在这一段时期内很常见。
鳞甲（Scale Armour，拉丁语Lorikon Folidoton）是另一种自早期帝国时代起从未停止使用的盔甲。并没有拜占庭中期的鳞甲样本被发掘出土，所以准确的式样于构造不为人所知。不过绘画材料显示，它们与邻近文明所使用的并无显著区别。鳞甲的大致结构与链甲差不多——套头式的，长至大腿的且袖子及肘。如果金属短缺，鳞甲材料也可以选用动物角质或者牛皮。
札甲（Lamellar Armour，拉丁语Klivanion）是另一种知名于早期罗马帝国军队的盔甲，不过可能随着西部帝国的覆灭而停止使用了。10世纪开始，这种盔甲又被重新启用，并迅速的进行了一系列的改良，从而产生了独特的拜占庭式样。早期罗马人知名并广泛使用的札甲，其甲片是一个一个系起来的。10世纪的革新将札甲做成了类似内面朝外的锁子甲，先将甲片串连成行，再将每一行甲片固定在制作好的皮革模具上。由于工艺复杂且花费较大，即使在早期的记录里，札甲也没有广泛运用于步兵之中。

前排

肢甲（Limb Armour）
利奥与《战术总汇》雄心勃勃地提及了士兵们拥有前臂防护（Manikellia）和小腿防护（Podopsella）。一些图片，特别是最近才发现的实物图片显示，这些颇为笨重的小腿护甲看起来像一种渐缩的、末端方正的结实管状物。除此之外，条板防护（Splinted Defense，译按：广泛用于14世纪到15世纪早期，即将一块加强条板纵向加固在制成前臂或上臂护甲的革质内衬上，条板通常为金属制）也广泛运用。阿克达玛的歌利亚（Aght’amar Goliath，译按：即亚美尼亚阿克达玛岛圣十字大教堂Armenian Cathedral of the Holy Cross所刻绘的大卫与歌利亚，该教堂建于915~921年）所穿的护臂是沿着手臂包裹的薄板，而不是一块加固的条板，这更像是奥斯曼人的护甲类型。
10世纪后期，由于尼基弗鲁斯皇帝对四肢防护预期的降低，致使步兵并不能获得以上有效的小腿护甲。不过，这并非完全不合理的做法，毕竟长枪是战场的主要武器，而普通的徒手武器是最后的作战手段。提供腿部防护最理想的是又长又重的靴子，因为这种靴子的上端可以在战时平展至膝盖以上提供防护，也可以折叠至小腿胫骨处方便行军。
被称作“战地短裤”（Kampotouva）的填充式绑腿，令人惊奇的没有被记录在军事手册中，但诸多文学作品却有所涉及。这种绑腿运用于生活之中，又是皇帝战袍的基础部分，所以，很难相信其军事效用会被遗忘。

盾牌
照例，画作表现的盾牌种类要比文学作品提及到的有限。Skoutarion一词同时代表了圆盾和泪形盾，这些盾牌式样皆源自古代晚期的椭圆罗马塔盾（Scutum）。绘画资料显示所有种类都是凸圆的。圆形的Skoutarion的侧截面可能是拱圆的亦或是锥形的。根据军事手册的记载，圆盾的直径可达90厘米，不过在画作资料里要小一点——一个更切实际的数据，直径75到80厘米。泪形盾Skoutarion的横截面，其宽阔的顶部成曲线状并逐渐紧缩直至底部。长型Skoutarion可能最长有110厘米，不过根据大部分军事手册和艺术作品的记录，实际普遍为95厘米。所有种类的Skoutarion都带有一对绳索或把手，分别系在盾身左右两侧的吊环上，可以用拳头紧握住而不需要前臂的支撑。显而易见的，如同维吉提乌斯提及使用的盾牌，这些盾牌的底基用藤条或柳条制作而成。另外，还有一种被称为Thureos的矩形盾牌，其作用更多是如西欧大盾（Pavise）式的静态防御（Static Defen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