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在宋代的城市 作者：伊永文
时序
第1节 晨景
第2节 夜色
别样风流
第1节 女伎
第2节 妓女
赢钱赌物的游戏
第1节 关扑
第2节 相扑
体育运动
第1节 争标弄潮
第2节 一点星飞
伎艺
第1节 奇术异能
第2节 调教虫蚁
防火
第1节 火灾
第2节 消防
吃的艺术
第1节 酒楼茶肆
第2节 诸色饮食
婚育之俗
第1节 嫁娶
第2节 生育
休闲
第1节 狂欢上元
第2节 赏心乐事
后记
图书相关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的人力市场上的低级市民们，支撑起了宋代城市的生活基础，在早晨渐次展开的纷纭熙攘的城市画卷中，放眼望去，到处都可以看到这些“人力”们忙碌的身影——
钢铁作坊里，马上要送到针铺的针灸用针、缝衣刺绣针，及剪刀、锅釜、耕具、利刃，迎着熹微的晨光而射出清光。虽然天色尚暗，但“般载”、牛车已停在机坊、织坊前，来搬运女工们制出的供应市场的精美布匹了。大道一旁，工匠正在为一爿即将开张的大店紧张扎缚一平面作梯形的檐子，每层的顶部都结扎出山形的花架，其上有鸟兽等各种饰物，檐下垂挂着流苏的彩楼欢门。
作为一种新颖商品的纸画儿，上面有人，有山，有花，有兽，有神佛，此时在大街上也摆成了琳琅满目的长廊，等待人们购买。
自五更就响起的油饼店、胡饼店的擀剂、翻拍，节奏不断地与桌案轻轻交谈，远近相闻，为市民传递去赶早市的讯音。


客店灯烛还未全熄，窗棂已被又一批来货卖的商贩之声推开了。寺庙的早祷磬鼓还没有敲，鹰鹘店出售的鹰鹘已被挑选者惊醒，发出了鸣叫。健步如飞的菜农的担子上闪烁着露珠的晶莹，闪花了来买新鲜蔬菜市民的眼睛。开门的浴池散发着浓浓的香气，与不远处的香药铺席上的香味混合在一起，缓缓飘逸。青衣素裹、白发苍苍的婆婆步履从容，笑容可掬，沿街拍打着那高大的朱门，向显贵之家兜售珍珠。
是劳作奔忙的市民，使城市沸腾了!他们，有木匠、银匠、铁匠、桶匠、陶匠、画匠，有箍缚盘甑的、贩油的、织草鞋的、造扇的、弄蛇货药的、卖香的、磨镜的、鬻纸的、卖水的、卖蚊药的、卖粥的、卖鱼饭的、鬻香的、贩盐的、制通草花的、卖猪羊血羹的、卖花粉的、卖豆乳的、货姜的、贩锅饼饵蓼的……
千差万别、填塞街市的众多的市民，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奔向晨光中的市场。


当幞头铺擦洗的大字招牌被朝阳镀亮，当染店又一匹新花布摆上柜台被朝阳染红，当拉货的太平车轮被朝阳飞速地闪耀，当朝阳走入纸坊为金纸银纸抹上一束光泽，当朝阳开始逡巡在色彩纷呈的果子行，当朝阳照射在尼姑的绣作上升起一片暖意，宋代城市数百个行业，随着赶早市的市民洪流一齐“亮相登场”了，其数量为洋洋大观410余行。
这是远比宋代以前任何一个时代城市商业都丰富的行业的集中展示，这也是不弱于宋代以后的时代甚至远比民国时期的商业都丰富的行业数目。宋代城市的商业已形成了庞大的网络，这一网络是由点面结合而构成的，点即是深入坊巷、遍布全城的各种商肆，面即是铺店林立、位于全城中心地区的商业区。这种点面结合的商业布局，是一种较早较新的营业方式。


市场既有特殊的商品，也有一般的商品，还有零售商品等等，出售这些商品的早市铺席，各式各样，五花八门，主要有——纸札铺、桕烛铺、刷牙铺、头巾铺、粉心铺、药铺、七宝铺、白衣铺、腰带铺、铁器铺、绒线铺、冠子铺、倾锡铺、光牌铺、云梯丝鞋铺、绦结铺、花朵铺、折叠扇铺、青篦扇子铺、笼子铺、销金铺、头面铺、翠铺、金纸铺、漆铺、金银铺、犀皮铺、枕冠铺、珠子铺……小的如针铺、颜色铺、牙梳铺、头面铺，大的如动辄以千万计的肉市、菜市、米市、花市、珠子市……只要有用，就可设置。

甲市铺席兼批发性质，就是故楮羽毛这类货物，在临安也有“铺席发客”。所以，全国各地的诸行、铺席买卖商贩，都纷纷到临安来“侵晨行贩”，利用早市来批发货物，以便进行自己一天的生计。许多铺席之所以在早市上一现，热闹至饭前，市罢而收，原因也就在于此。

尽管早市是在早饭前这一段时光，但可以说白日所有上市的商店铺席均在早晨的市场上一一展现了。像临安的陈家画团扇铺，显然是陈姓者以画团扇而出名的铺子，它很可能是陈画家根据市民需求在团扇上作画，因其画技卓绝而赢得了赞誉，遂做此卖团扇生意的。
这也说明了宋代城市的早市经营者，已具备很强的品牌意识，一旦经营状况看好，就以自己姓氏或特征命名设店。这样的商家相当之多，如东京的丑婆婆药铺、潘家黄耆圆、余家染店、王道人蜜煎、李庆糟姜铺……
临安的双条八刬子店、李官人双行解毒丸、许家槐简铺、朱家裱褙铺、张家金银交引铺等等，其中久经时间检验而享盛名的名牌店铺亦不在少数。像东京大相国寺的书铺，经营者都是些有很高鉴赏眼光的版本专家，他们不仅售书，而且集编辑、刻印、出版、发行于一身。
实际上，这样的书铺，在临安早市上并非一家。如贾官人经书铺、张官人诸史子文籍铺、太庙前尹家书籍铺、陈宅书籍铺等。它们都是非常有名的批发兼零售书铺，在临安书业中享有很高的威信。
从遗存的这些书铺所贩卖的书籍来看，都有品牌的标明，如尹家书铺所出书均记有“临安府经籍铺尹家刊行”等字。各地书商、书贩、好书者蜂拥于早市书铺，多是慕类似尹家书铺大名而来的，而各家书铺在早市批发零售书籍，在宋代城市中营造了一片书香的天地……
临安早市上的精神商品可谓既佳又多矣，物质方面的商品在早市上也是可与之平分秋色的，像在早市上批发零售的温州漆器铺，自东京到临安，始终在早市上都稳稳占有一个位置，这显然是由于漆器有着非常好的销路的缘故。
1959年，淮安出土的北宋绍圣元年（1094）杨氏墓葬中有七十余件漆器，如八棱形漆盒、葵花瓣漆碟、漆碗、漆盘、漆钵，其中就有“温州□家造”、“杭州胡家造”等黑书铭记。杭州出土的宋代漆碗、漆盘，也都在外口下朱书“壬午临安府符家真实上牢”的铭文，于此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东京、临安早市上批发零售出去的温州漆器是很多的，这是由于市民阶层生活需要所形成的，也是与温州漆器的制造精美分不开的。高濂在《遵生八笺》中为此赞叹宋代漆器道：刀法之工，雕镂之巧，俨若画图。这道出了宋代城市早市上的漆器铺历久不衰的一个原因。
的确，任何一种商品倘若没有精美的外观是很难打动顾客的，而这一点在宋代城市商品买卖中是特别讲究的，每一种商品都是竭力美化，只求吸引市民购买。这就使人想到宋代城市早市上那种特殊的叫卖时的吟唱——
在描写宋代城市生活的作家的笔下，外地到临安来的人，见到顶盘挑架、遍路歌叫的商贩，无不认为稀奇。这又使人想起英国著名作家阿狄生所写《伦敦的叫卖声》中的一段话：
初来乍到的外国人或者外地乡绅，最感到吃惊的莫过于伦敦的叫卖声了。我那位好朋友罗杰爵士常说，他刚到京城第一周里，脑子里装的全是这些声音，挥之不去，简直连觉都睡不成。相反，威尔·亨尼康却把这些声音称为“鸟喧华枝”，说是这比什么云雀、夜莺，连同田野、树林里的天籁加在一起还要好听呢。
两相比较，何其神似!不过阿狄生所写的是18世纪的伦敦叫卖声，这显然比11世纪的宋代城市早市上的吟唱水平要逊色得多。这种历史的巧合，标示出了宋代城市发展远远领先于西方城市的发展。从宋代城市早市上叫卖商品的吟唱，我们难道感受不到宋代城市早市商品发展的程度吗?更不要说宋代市民是将早市上的叫卖声，当成一种艺术景致来欣赏的，这远比18世纪伦敦关于叫卖应不应该和如何去叫卖的争论先进得多，文明得多。据宋代《事物纪原》说：出卖商品的吟唱“必有声韵，其吟哦俱不同”。以此我们可以去观察四月东京早市上的卖花吟唱：
牡丹、芍药、棣棠、木香种种上市，卖花者以马头竹篮铺排，歌叫之声，清奇可听，晴帘静院，晓幕高楼，宿酒未醒，好梦初觉，闻之莫不新愁易感，幽恨悬生，最一时之佳况。
唐五代《卖花声》曲调，为双调，平声韵，前后片各五句，共54字。北宋的张舜民曾以《卖花声》曲调创作过两首词，这个曲调很有可能与宋代城市早市上的卖花吟唱接近。换言之，《卖花声》词至少在体制予卖花吟唱以很大影响。现无《卖花声》的音韵词调流传下来，但从孟元老传神的刻画中，已经可以领略到宋代城市早市上这种卖花吟唱的独特魅力了。而且孟元老在描写东京“天晓诸人入市”时，曾用“吟叫百端”来形容东京早市上的吟唱景象，这种景象一定是十分热闹而又十分生动，所以到元代，有人写了一出《逞风流王焕百花亭》，专用大段篇幅来记述宋代城市早市上水果商贩的吟唱，足见当时商贩为推销商品而吟唱不绝已是早市上不可缺少的一景。

透过诗句，不难想见此类骑射的艰难程度，可就在此类青年男子专擅的天地里，却涌来一群伎艺女童，她们像男子一样纵马，却比男子驰骋得更加飘逸；她们像男子一样射弓，一下便可将长三尺二寸，弦长二尺五寸，能破坚于300步外的神臂弓如满月拉开……女童弯弓盘马的表演，使一旁观看的五百多个专以此类伎艺为职的班直子弟大感羞愧，自叹弗如，更不要说这群女童还别张一军，踞鞍击丸，一时间，出现“凤尾杖交团月合，龙门球过一星飞”的动人景象……
开裆夹裤
女童所表演的这种“击球”运动，和传统的马球有所区别，是一种“驴球”。驴球之所以在宋代城市有长足发展，和东京妇女的穿着密切相关。东京的妇女不穿宽裤与襜制旋裙，“必前后开胜”，穿开裆夹裤或长裤，如福州黄升墓出土宋妇开裆裤和浙江兰溪南宋墓出土宋妇长裤，以便活动和乘骑，这就是驴球运动始作俑者为东京的女伎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风气也传于男士。有人登第后，发放到州县做主簿，竟也是骑着妻子的驴去赴任。而且在北宋初年，就有郭从义以善击驴球而扬名。赵匡胤命他表演，只见郭跨驴殿庭，周旋击拂，曲尽其妙。赵匡胤大喜，特在身旁赐给郭一个座位。慰奖之余，赵匡胤向他指出这种驴球不是他这样的人所应该打的，这使郭大惭……
看来乘驴击球，应以女伎为宜，这固然有妇女服装方面的原因，但也和驴的小巧、耐力不无关系。因此由女伎表演的驴球又称为“小打”——
一百多个女伎，穿棉袄，着丝鞋，各跨雕鞍花鞯驴子，“花装”成男子模样，分为两队，手拿涂金银围的彩画球杖，直奔场地上立着的一个彩结小球门。一队的“朋头”即射手，要将队员传给她的球带射进球门，唤作“入孟”，才算胜利。另一队女伎，则向前争占，不让“入孟”，可抢球供本队“朋头”射门。两队为此互相追逐，展开抢夺。两队女伎无不拼命向前，一直到皇帝赐下优厚赏物，才停止这场比赛。
从语言角度追溯，“孟入”的来源乃是“蜀人打球一棒入湖者谓之猛入，音讹为孟入”。由此可知“入孟”场面一定十分激烈。因为“入孟为胜”，所以有文士在应举时，就梦见打球一棒“孟入”，一朝他登科，“则一棒孟入之应也”。“入孟”简直成了成功的别名了。
一场女子驴球比赛，多达百余人，必然有正式、替补队员之分。驴躯体小，骑在上面，周转虽灵活，但重心低，长时间打球很累，必须频繁换人。其他诸如球场、球门、旗帜、球杖、球质大小、乘骑、服饰、装具、乐队、唱筹的裁判、比赛的章程和“大打”的男子马球相差大致不远。
这种驴球，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上，都是空前绝后的。在宋代以前，《旧唐书》曾记剑南节度使设置了女子驴球队，但因制钿驴鞍及诸服用，皆装饰侈靡，日费数万，其表演不如马球多。至宋代，李攸《宋朝事实》有了明确记载：跨驴击球，供奉分朋戏，在御前以为乐。后因打球名不雅，改为“击鞠院”，列为军中之戏。在城市中打驴球已是经常的了，宋代以后，则无从找见女子打驴球的踪影。
宋代驴球得到长足发展，其中主要原因是宋代较之其他时代，都非常重视女伎的多方面技能的培养，练习打球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宋白曾写过这样的诗句：
昨日传宣唤打球，星丸月杖奉宸游。
上阳宫女偏捷，争得楼前第一筹。
女童还要学习其他方面的伎艺，并且经常演练。也是这位宋白的宫词诗，对此展开了生动的描画：

这一名目的列出，是临安市民对杰出女伎的杰出本领的认可和推崇。由此我们也可以知道宋代城市女伎主要是在歌舞乐曲方面成就突出。目前出土的宋代文物，以讲唱歌舞的女伎为多数可以作证。这从河南禹县白沙镇北宋墓壁画上可见其端详——
图中共绘11位女伎，她们或高髻，戴团冠、花冠，或男子装束，戴翘脚花额幞头。她们持乐器作演奏状，有大鼓、杖鼓、拍板、觱篥、笛、笙、排箫、琵琶，纷作乐声，给一作曲膝扬袖之舞的女伎伴奏。
观看这“大曲舞蹈”的是一对夫妇，从其坐椅下和垫子前绘有金银铤与饼等物，及钱贯、贡纳货币场面观察，他们是在城市从事商业活动者。他们在其墓地还将女伎表演置于面前，可以想见生前必定眷恋女伎不能自拔，从而揭示了喜好女伎的风气，已从东京、临安那样的大城市蔓延到小城镇里。
以南宋隆兴府樵舍镇上的富豪周生为例。一天，一经过此地的卖艺人王七公，引领着一位名唤千一姐的女伎来为他表演。这女伎不仅容色美丽，鼓琴佳，长奕棋，书写大字，还善梅竹。周生命她唱词，千一姐所唱皆妙合音律。周生大喜，立即召来牙侩，与王七公立下契约，给予官券千缗，买下了千一姐。
一个小镇上的富人就如此热衷于有伎艺的女子，而且有多种伎艺的女子也满足于在小镇上落脚，显示出了女伎的供求双方是相当活跃的。一方面是喜好女伎者，一方面是拥有伎艺的女子，构成了一种也可以称得上是兴隆的“买卖”了。于此引出了这样一个颇具戏剧性的故事——
四川兴元一家市民，在路上捡到一个小男孩，带回家养育。这个小男孩越长越漂亮，夫妻俩便商议，教他歌舞，把他装扮成为女伎，因为这样就可以售数十万钱。此后，这男孩便被关闭在深屋中，节制饮食，他的肤发腰步，都被加以严格的调治和修饰。待他长到十二三岁，俨然是一美女形象了。这对夫妇便将他带到成都，教给他新的乐声，加之他非常警慧，这对夫妇不让人见着他。这样一来，人们更以为他是奇货，许多市民来求他为妻，可这对夫妇一口回绝说：我们这女儿应当归贵人所有。他们这样一说，好事者更接踵盈门，为的是见“她”一面。看一面，“她”便马上避开，就这一面也要钱数千，叫作“看钱”。时间长了，“她”的名声越来越大。有一来成都的通判，慕名见了“她”一面，立刻神情恍惚，非要得到这位“女子”不可，与其父讲了价钱，一直给到70万钱，这对夫妇才将其“女”售给通判。通判喜不自禁，摆下宴席，与来祝贺的客人痛饮，并要此“女子”唱歌以助酒兴。欢闹到了半夜，通判拥“女”进入房中，这时，才知“她”是男子，通判连呼受骗，派人去找其父母，已茫然难觅踪影，告官府去捕捉，也无音讯……
一对夫妇，含辛茹苦，不辞烦难地将一弃男培育成俊俏女伎的过程，不妨视作宋代城市女伎成长短史。从这位假女伎的故事可以返照出市民生活对女伎的迫切需要之情。这对夫妇之所以费尽心机，将男孩训练成非同寻常的女伎模样，无非是因为出色的女伎可以赚来数量可观的金钱罢了。
如在潭州开场的一位善歌宫词的女伎，每一天可挣得数百券，豪门争延致之，日掷与金钗等，使她年余便积累万钱。又如一位官员在杭州宴客，就因一女伎善作“合生”，那官员就日赏她万钱……
所以上面所说的假女伎敢冒风险而上，它发生于兴元至成都等城镇之间，可知宋代四川城市此类事一定不在少数。1970年四川广元市罗家桥宋墓出土石刻图画上有两图，各绘有八女伎，有奏乐者，有舞旋者，乐器纷呈，舞姿蹁跹……这透露出了市民对女伎的喜欢，主要集中在乐舞类女伎身上。

我们还从宋人话本中看到：在宋代城市里，媒婆给人撮合婚事，首先也是讲好女子会很多乐器，以“李乐娘”自誉。一般市民也都要培养自己的子女唱曲，这唤作“教成一身本事”。北宋东京低级吏员之家的庆奴，由于“唱的好曲”，在生活无着流落镇江的时候，便到酒店“卖唱”为生。
为赚钱而唱的乐伎，由于训练有素，往往都是歌喉婉转，字真韵正，使人百听不厌。至于城市中的舞蹈，可以用《繁胜录》中的一句话概括：“诸色舞者，多是女流。”最为突出的是临安，街市上三五成队的乐人，擎一二女童舞旋，唱小词，专沿街市“赶趁”……
可以说，歌舞女伎成为宋代城市女伎的主流。金人攻陷东京前，一次来索千名女伎，主要也是限于歌舞伎，就能说明这个问题。但这不等于说女伎仅歌舞一种，在宋代城市中，女伎的范围是很宽的。1992年2月，河南洛宁县东宋乡大宋村出土的北宋乐重进画像石棺可证——
石棺上有《散乐图》，其图为一吹觱篥女伎，一吹箫女伎，二拍细鼓女伎，一舞蹈女伎。此样式在河南安阳天禧镇等宋墓均有发现，为北宋大小城镇最为常见的小型女伎散乐。
在散乐两侧，各有一窗棂式屏风。左屏风前、桌后、右侧各立一女，左女拿茶托，端茶杯，右女双手端盘。桌前一女，双手扶碾轮在槽中碾茶末。右侧屏风前、桌后一女，双手端一碗，此女对面站一端酒杯女，桌前一女双手端圆盘，盘上放一注子。一《进茶图》，一《进酒图》，交相映衬。
从这画像石棺看出，宋代女伎是各式各样的，不独吹拉弹唱，也有娱侍女伎，名目不一，有所谓身边人、本事人、供过人、堂前人、拆洗人、针线人……这位乐重进，就是歌舞女伎和侍候女伎并重的，他的这一生活方式，标示出了宋代城市女伎的两个方面——在大量的歌舞女伎一旁，也同样存在着一个以出卖生活技术的庞大的女伎队伍，在东京人力市场上的“女使”，就是这一类型的代表。通过“女侩”或“牙人”，随时都可以雇用或买到这样的女伎。
王明清的《玉熙新志》、洪迈的《夷坚志》都记叙道：政和年间，一官员的儿媳妇怀孕，一官员夫人生男孩，均通过牙侩雇、买到了一位奶妈。可知这种以生活技术谋生的女伎是很多的，并已形成了行当，已有专门的牙侩经纪人。而且，市民对这种以生活性技术谋生的女伎的要求非常之高。侯君素《旌异记》就曾讲叙过这样一个故事——
晏元献家有一老乳媪燕婆，为晏家服务数十年。燕婆死后，晏家对她仍时节祭祀，并经常见到燕婆托梦来说：“冥间甚乐，但衰老须人扶持，苦乏人耳。”晏家便为燕婆画二女伎，送去焚之。可又梦见燕婆来说：送去的女伎软弱不中用。晏家叹异，便请工匠用厚纸格绘二美婢，送去焚之。他日晏家又梦燕婆来谢：“新婢绝可人意，今不寂寞矣”……
这个故事相当生动地刻画了一位终身以生活性技术为职业的老女伎的心愿，她服侍人一生，逝世后在阴间仍向往女伎的服侍。倘女伎无美好伎能与容颜，老女伎怎么会向阳间传递出这一请求?
生活技术性女伎之伎能，与歌舞女伎之歌舞相比，其境界绝不逊色。就以“针线人”来说，虽是缝补刺绣，但本事很高强。《单符郎全州佳偶》中所介绍给司户作“针线人”的李英，“第一手好针线，能于暗中缝纫，分际不差”。又如临安车桥下的“璩家装裱古今书画”铺中，有个18岁的女儿，被郡王所赏识，其原因是郡王在轿中看见她身上系了一条绣腰巾，换言之，也就是此女的绣工被郡王看中。璩秀秀的刺绣本事有《眼儿媚》词为证：
斜枝嫩叶包开蕊，唯只欠馨香。曾向园林深处，引教蜂乱蝶狂。

未完待更。
那日看清明上河图，发现其实汴京的牛与驴似乎比马多！怪不得姑娘们看到帅哥骑马（还是好马）会风风火火了，有根据的。

太长了，多分几段

来学校，柴大哥又有好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