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春英(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吉林四平136000)
摘要:近代东北地区粮食流通市场的形成与发展是该地区粮食生产的商品化、开埠通商及交通变革的必然结
果,从地方集市、集散市场到出口商埠,构成了东北地区比较完整的粮食流通网络,它的形成打破了区域封闭落后的状态,把东北地区的农村经济与世界市场紧密地联系起来,推动了东北农业的发展,也为当今东北农业及粮食流通市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历史时期的东北农业问题历来是东北区域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近年来,随着史学界对东北区域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关于近代东北农业问题逐渐引起史学工作者的重视,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但从粮食流通市场的角度进行研究的还很少。因此,本文试以近代东北地区的粮食流通市场为研究视角,探讨该地区近代农业经济发展的脉络,为当前东北地区的市场经济及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 东北地区粮食流通市场形成的前提条件
近代东北地区粮食流通市场的形成与发展是该地区粮食生产的商品化、开埠通商及交通变革的必然结果。
1粮食生产的商品化为区域粮食市场的形成奠定物质基础
粮食生产的商品化是区域粮食市场形成的内源性动力,是区域粮食市场的物质基础和主要内容。近代以来,随着土地开禁及移民的大量涌入,东北的土地得到大规模开发,剩余粮食迅速增加,粮食加工和粮豆贸易活跃起来,粮价迅速增长,刺激农民把更多的粮食投放到市场,使东北粮食生产的商品化步伐迅速加快。尤其是20 世纪20 年代以后,东北粮食生产的商品化程度已达到很高水平,这从粮食的商品率上可以反映出来。1923 年,东北各类粮食的平均商品率为53% 左右,其中大豆为80% -83%,小麦为79%,高粱为40% -42%,玉蜀黍为35% -36%,粟为20% -22%,其他谷物为15% -17% 于,粮食商品化程度的提高打破了区域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推动了粮食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东北地区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商品粮生产基地,为该地区日益丰富的粮食市场提供充足的货源,使区域粮食市场有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2开埠通商为区域粮食市场的形成提供契机
由于东北地区长期处于封闭落后的状态,所以由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再向商品经济转变不是自发地进行的,而是来源于外源性动力———开埠通商。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开放通商口岸,东北地区也于1861 年首先开放营口,接着开放了牛庄、大东沟、奉天、安东等地,稍晚又自行开放了龙井、绥芬河、满洲里等15个地方为商埠。从此,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势力渗入中国东北,参与东北粮豆的转口贸易,加之粮豆市场不断扩大,促使各商埠地粮豆输出量逐年增加。以营口为例,1875 年,营口大豆三品的输出额为2,759,240担,1899 年增至9,252,315 担。[1] 因此,商埠的开放极大地促进了东北地区粮食商品经济
的发展,从此源源不断的粮食由腹地农村运至商埠地,再输往世界各地,整个东北地区的粮食都被纳入了国际市场之中,逐渐形成了以通商口岸为中心的近代粮食市场,所以开埠通商为区域粮食市场的形成提供了契机。

3以铁路为标志的交通近代化的发展为区域粮食市场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
交通运输、市场集散是粮食进入流通领域的基本途径,铁路以其速度快、运量大的优点成为最重要的运输工具,极大地便利了粮食的转输。20 世纪初,随着中东铁路及安奉、吉长等近代化铁路的开通和铁路里程的延伸,其粮食货运量逐年上升。1908 年,东北铁路的长度为3,822 公里,1918 年延长到4,098 公里,大豆的上市量也由1913 年的130万吨增至1918 年的190 万吨。[2] 随着粮食流通量的增加,铁路沿线各站逐渐繁荣起来。不仅如此,铁路还沟通了产地与消费地之间的联系,使成千上万吨的粮食源源不断地由腹地向铁路沿线聚集并
运至边境口岸,再输往世界各地,极大地拓展了区域内粮食贸易的购销范围,增强了与国内、国际粮食市场的沟通,加速了粮食的商品化进程,也刺激了区域内口岸贸易的发展。在粮食流通和贸易过程中,城乡粮食市场逐渐发育壮大,近代粮食市场开始形成。

二近代东北地区粮食流通市场的形成与构建
近代以来,随着粮食生产的商品化、开埠通商及交通近代化的发展,东北地区的粮食流通体制发生了变化。由于各地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政治经济地位不同,其粮食流通规模、市场职能和辐射范围也不同,进而形成了不同等级和不同层次的粮食流通市场。近代东北地区的粮食流通市场由产地市场、集散市场和出口市场构成,由此形成了东北地区比较完整的多层次的粮食直销网络。

1产地市场
因为粮食生产地分布于广大的农村腹地,所以又叫腹地市场,在近代粮食流通市场中属于初级市场。它遍及乡镇,以县城和城镇为主,多表现为集市,是以各县城镇为中心的集市贸易系统。它又分为两个层次,低一级的粮食交易中心,叫“集”,形成于乡村,规模较小,参与交易者多是附近的生产者,集市上交易的商品主要是当地农民自产的粮食,乡村集市多为不定期集市。高一级的粮食交易中心形成于城镇,规模较大,多为定期集市,往往是三日一集或五日一集。近代东北地区较大的初级市场有锦州附近的大凌河、西海口、石山、高桥等,北镇的沟帮子,辽中附近的小北河、小新民屯、满都户、达都、冷子堡、茨榆坨等,南满铁路沿线的庄河、宽甸、凤凰城、普兰店等,盖平附近的汤池、万福庄、熊岳等,海城附近的牛庄、耿庄、虎庄屯、汤岗子、高力房、腾鳌堡等,赤峰附近的平泉、建平、开鲁、乌丹、林西、围场、凌源、经棚等,开原附近的貂皮屯、八棵树、尚阳堡等,昌图附近的金家镇、宝力镇、双


庙子、八面城、大洼等,法库附近的秀水河子、柏家沟、叶茂台等。需要指出的是,近代以来,由于经济发展的互动,东北地区的初级市场主要是那些中心集镇也具有了中级市场的某些特征。如粮食批发商、代理商、经纪人的出现,这些交易者的买卖是为高层次市场流通需要服务的。东北

地区的初级粮食市场基本上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集市上粮食的出售,便于上一级市场商贩收集,为上一级市场的形成提供商品来源。铁路开通以前,因交通不便,腹地市场发达。铁路开通后,产地与铁路之间的空间时距缩短,农民又逐渐通晓交易,于是
便把他们的生产物搬至出卖较为便利的铁路附近。而通信业的发达,又使产地市场、铁路沿线市场及出口市场之间粮食价格趋于同一水平。所以,产地市场渐渐失去昔日对农民的吸引力,其辉煌一时的繁荣渐次移到铁路沿线或江河沿岸市场。[3]


2集散市场
集散市场为粮食集散地,多分布于铁路沿线或江河沿岸等交通便利之处,在近代粮食流通市场中属于中级市场。其主要功能是集散和转运。中东铁路开通以前,东北地区的粮食集散地主要集中于东北南部的辽河流域,粮食转运依托于辽河水运和四通八达的驿路。辽河干流沿岸较大的粮食集散地有邓子村、郑家屯、三江口、通江口、英守屯、马蓬沟、三面船、老达房、三岔河、田庄台等。辽河的主要支流太子河、浑河、东辽河沿岸的重要粮食集散地有小北河、辽阳、小河口、小姐庙、浑河堡、埃金堡、长滩、大疙瘩(今辽源)、朝阳镇等,成为出口粮食的集散地。以通江口为例,通江口位于辽河之滨,由于航运条件优越,1877 年开埠后即成为辽河航运北端的一个码头,年吞吐粮食量达4 万石。1887 年至1897 年十年间,航行于此地的船只达1万条。通江口用于存储粮食的客栈累累如山,最多时年储粮量达100 余万石。再如马蓬沟,是辽河中游最早兴起的码头之一,它的开埠促进了铁岭县及辽北各地经济的发展,“每值冬令,邑东、西、北,凡辽河上游各地之粮车,云集于此冶,络绎不绝。伊通、磐石、东丰、辽源、海龙等地的粮食也运到此地向外输出。此地粮商众多,年囤集大豆常至六七
十万石,其他杂粮不下四五十万石。[5] 但辽河流域粮食市场的的繁荣并未维持多久,随着近代化的中东铁路及南满支线的修筑,东北传统的交通结构被改变,加之19 世纪末辽河航运业衰落,因此自20世纪初,辽河流域粮食市场的发展急转直下,迅速走向衰败和解体,其粮食集散地的地位逐渐被铁路沿线的一些市场所取代。

随着中东铁路以及京奉、安奉等铁路的修建,铁路运输业获得发展,许多车站成为大的粮食集散地,车站周围及其附近形成新的市集,并年复一年地扩大着营业范围。如中东铁路沿线的辽阳、昌图、开原、铁岭、奉天、新民、锦州、四平、公主岭、长春、哈尔滨、阿城、双城、一面坡等站皆以位于铁路沿线而顿成粮食集散中心。

铁路沿线大型的粮食集散中心是奉天、长春和哈尔滨。奉天处于中东铁路和京奉铁路交汇之地,且西有辽河之水利,因而“奉天之位置,为南满洲中央市场。每年仅输出豆类一项,即达二三十万石乃至四十万石之多,[4] 因而成为周围腹地重要的粮食集散地和地区性的粮食集散市场,是近代东北南部最大的粮食集散中心市场,同时也是东北地区最大的粮食集散市场。1910 年以后,奉天开始形成为东北面粉和谷子的专门集散中心。1915 年输入该市的面粉有60 万袋,1916 年为872,493袋,其中23,086 袋来自上海,358,740 袋来自东北南部,490,667 袋由东北北部运入。[5] 长春位于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结合点上,是东北中部地区性的粮食集散中心。不仅周围各县的粮谷集中于长春集散,而且东北北部的粮食也南运至长春,再由长
春运往大连等地出口。1909 年,从长春输往大连的大豆及豆饼,最盛之时每天须运出3,500 吨。当时“长春所有仓库豆袋、高梁包堆积如山,或无容纳之地。[6] 特别是1914 年欧战爆发,海参崴外运停止,中东路之货物全部南运而集中于长春站,达到180 万石之巨额,而且经久不衰,造成满铁车皮不足。[7] 十月**后,东北的粮食流通格局发生变化,东北北部大豆出现了“日趋南运冶的局面,使长春迅速发展成为东北粮豆的运销中心。哈尔滨位于中东铁路与松花江水路的交会点上,由于交通便利,很快发展成为东北北部最大的地区性的粮食集散中心。1907 年,日商将哈尔滨的大豆经海参崴运往欧洲,接着外国资本家竞相从哈尔滨输出
粮食,刺激北满地区的粮谷源源不断地向哈尔滨汇聚,哈尔滨顿时成为粮谷云集的大粮食市场,1908年,经哈尔滨输出的大豆及其加工品达105,000 万斤,从而获得“大豆都市之美誉。


中型的粮豆集散市场大量出现。如铁岭位于辽北,中东铁路由此穿过,是沟通沈阳、大连与辽北地区以及东北北部的重要枢纽。由于其位于辽河平原的产粮区,所以农业比较发达,主要种植大豆和小麦。1908 年前后,每年集散大豆60-70 万石,“光绪之季, 别处小麦运至铁岭者, 岁约9 万担[8] ,因而成为东北南部大豆和小麦的聚散地、辽宁北部重要的粮豆集散市场。1919 年前后,该市场“每年由附近各处运来粮食行销地处置约在百万石左右[6]97。30 年代初,每年经铁路运出的豆货、面粉、杂谷等不下15 万吨,成为颇具规模的中级市场。[9] 辽阳位于太子河沿岸,南满铁路由此通过后,辽阳成为沟通辽中与辽东半岛的交通枢纽,水运渐被铁路取代。其周围盛产大豆、高粱、玉米、粟等,是东北南部最大的杂粮集散中心。30 年代初,年集散高粱170 万石、大豆50 万石、粟70 万石、杂粮11 万石、玉米17 万石和百万担棉花。[10]新民位于辽河沿岸,是联系关内、辽宁、蒙古和吉林的必由之路,京奉铁路开通后,其交通运输更为便利,粮谷集散数量增多,辐射范围扩大,每年集散大豆约15-20 万担,杂粮10 余万担。[9]372 20 年代以后,新民谷物集散量增加为大豆17.8 万石,高粱15 万石,小麦大麦近3 万石,杂谷5.5 万石,玉米近3 万石,小米1.2 万石。[10]87开原位于辽中,中东铁路在此通过后,开原的粮豆集散中心转向铁路车站,周围腹地生产的粮豆大部分集中到这里再由铁路转运到大连和沈阳等地。30 年代,开原年集散大豆45 万石,高粱40 万石,稻谷近4 万石,大小麦
10 万石, 小米9 万石, 玉米4 万石, 杂粮8 万石,[10]13并形成专门的粮食集散中心———大豆和玉米的集散中心,成为辽中最大的粮谷集散地之一。其他铁路沿线中型集散市场就不一一赘述。

伴随着中东铁路及关内铁路的修筑,大量关内移民纷纷沿铁路线北上,进入北满地区,大多分布在松花江沿岸,使松花江沿岸人口增加,土地得到垦辟,农业生产及粮食产量不断增加,刺激了松花江航运业的发展,使松花江沿岸各码头的粮谷输送额大大增加。在粮谷转运和销售过程中,各港口逐渐繁荣起来,佳木斯、汤原、鹤岗、富锦、宾州、巴彦、通河、克山、木兰、伯都讷、呼兰、阿城、双城、依兰等松花江沿岸的码头因粮食集散数量不断增多,流通
范围不断扩大,经济功能不断增强而发展成为一个个具有一定规模的粮食集散市场。以佳木斯、富锦、呼兰为例,佳木斯由于位于松花江下游右岸,周围是广阔的三江平原,因此它发挥了联结松花江下游腹地的核心中转港的功能,使粮食转运成为佳木斯码头的主要业务,周围桦川、汤原、鹤岗、双鸭山等地的粮食纷纷由此集散转运。1910 年,这里“昔日荒地已辟,商贾穿梭冶,镇内有商业网点30 余户,其中大多是粮栈、油坊、面粉厂,初步形成为一个以经营粮食业为主的大型粮食集散中心。1927-1930 年,佳木斯港的粮食出口额分别为86916
吨、124514 吨、134785 吨、122072 吨,[4]247沿江一带粮栈成群,佳木斯逐渐发展成为松花江下游一带的地区性的粮食集散中心。富锦地处松花江下游的三江平原腹地,境内河流密布,土质肥沃。随着移民的渐次集聚,三江平原农业迅速发展,境内专业大粮栈纷纷出现,如公茂长、公茂德、德顺兴、庆泰永、长源盛等。20 年代以后,富锦港每年出口粮食约4 万吨,[4]274境内设立了三处大规模的机制面粉厂,使富锦的粮产和油米加工业在松花江下游一带久负盛名,所生产面粉不仅满足当地需要,还大量销往哈尔滨和俄国的伯力等城市。1930 年,富锦
每年向黑龙江、乌苏里江沿岸各地出口小麦、面粉近万吨,[4]256富锦逐渐发展成为仅次于佳木斯的松花江下游的一个重要粮食集散中心。呼兰位于呼兰河与松花江交汇处,清代以来一直是松花江中下游及北满地区首屈一指的粮食生产外销中心。中东铁路开通后,呼兰的外运粮食走水路两条路线,每年由此运至哈尔滨的粮食达1.3 亿公斤,城内还设立了广和祥、万祥和、福成兴等粮食运送店,在对青山、北团林子等地设有分店,粮食生意极为兴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