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兆丰
2007年1月18日星期四

传“秋风有变”两年，我置若罔闻：秋风是我心目中优秀的学者；他要走宪政研究的道路，就让他去走；即使得出一些奇怪的结论，他也必定有他的道理；既然自己不跟进，就不便卤莽批评。我很敬重秋风，但读了他的《让我们忘掉经济学吧》和《火车票价高了又怎样》两文，我决定说说看法，包括赞成和反对的。

一

我不认为中国现有的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制度。中国确实有其自由与繁荣的一面，如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工会势力，也没有严格实施的最低工资法，且中国经济也正经历举世瞩目的高速增长等。这些都是好的，但远不足称“人类历史上最好”。

制度不容易比较。我听过专家介绍“全球经济自由指数”的编制。那些精确到小数点的自由指数，赋值过程其实相当主观。要弄得似乎客观，九百个方程式都不够。实际上不可能客观。不过，我们也可以返朴归真，简单发问。例如：若上帝说要罚你下辈子做穷人，但让你选择时间和地点，那你会怎么选？各人的答案应该就是各人内心的“人类历史上最好”。

二

经济制度与经济表现，如果两者不仅出现了很大差距，而且这个差距存在较长时间，那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中国的情况就是这样。中国制度上有许多明显的不足，但经济表现比许多更锐意改革的国家更出色。其中的机理是什么？哪些是好的因素，哪些是坏的；哪些是理想的，哪些是折中的；哪些是长远的，哪些是短暂的？这些是很有趣而还没答案的问题。

比如贪污。去年与斯坦福大学温加斯教授（B. Weingast）午饭。他与钱颖一教授合著过关于中国的论文。他说：“中国的问题很奇怪。西方社会没那么多贪污腐败，但企业高层的报酬非常高；而中国企业高层的报酬很低，贪污数额则巨大。在西方合法的收入，在中国就是贪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