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米尔顿·弗里德曼和芝加哥学派
此学派用实证方法来回答这些问题，他们假设，X会导致Y，例如提高最低工资会导致低级技工更难就业，这可用经验证据来证实。那么为何要限制政府？因为他们认为市场有时会失灵。可是，政府也会失灵，而且经常失灵。他们会说，如果比较两者，通常是政府失灵要比市场失灵严重得多。
决策者的意图和实际后果之间会有差距。有时候，政策会导致与其目的相反的结果。比如，房租管制的初衷是想为穷人创造更多机会，让他们能够住得起房子。可是，压低房租事实上导致房源减少，结果，穷人租房更难了。还有其他许多政策，达到了正面的、预期目的，但忽略了负面的、非预期后果。比如，提高最低工资，一部分人从中受益，获得较高收入，但这项政策同时造成更多人无法找到工作。这里就需要掂量一下了。芝加哥学派认为，与正面预期后果的收益相比，负面非预期后果造成的损失更大。这是个实证问题，需要证据支持。然而，意图与后果之间为何会有鸿沟？因为决策者在解释人们的行为时，没有考虑到自利的重要性，他们忽视了人的本性。
那么，对芝加哥学派来说，政府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呢？米尔顿·弗里德曼认为政府的责任体现在四个主要方面：
首先，保护人们不受内外敌人的侵害。人们需要军队抵御外敌，需要**打击犯罪，保护大家的生命财产。
其次，政府应提供司法服务，解决纠纷，化解冲突。人是社会动物，时刻与他人打交道，必有冲突发生。人们会发生分歧，解决冲突的可行办法之一是，把对方揍一顿。不过，我们都不想生活在一个时时刻刻分歧不断的社会，我们试图和对方争斗，因此，我们希望有一些和冲突双方均无关的、中立的仲裁者帮助判决、调停，而为人们提供司法服务是政府的职责。
第三，有少数物品，是市场通过自愿交易也无法令人满意地提供的，分两种类型，一种是经济学家所说的公共品——和必要的公益不是一回事，公共品有特殊含义。它有两个特点，一是你无法阻止人们从中受益，二是具有非排他性，就是说，我多用一些，并不意味着你的会少一些。公共品的一个经典例子是：国防。一个英国人，不是美国公民，但住在美国，假如他不想为国防交税，那么由于他身处美国，不管他愿不愿享受国防服务，都会得到它，无法拒绝。而非排他性在于，对他的保护并未减少对别人的保护。这就是公共品的一个经典例子，不想付出但仍会受益，又丝毫未影响到别人。因此，如果人们做事都出于自愿，那么就不会有人来提供公共品，所以这些东西必须由政府提供。另一个是负外部性，即人们互动的后果可能由不相干的第三方来承担。污染是个经典的例子。甲在生产过程中造成污染，影响了邻居，因此芝加哥学派认为，需要一些方法来控制这种负外部性。弗里德曼甚至认为，贫穷也造成了负外部性，因为谁都不想生活在满大街都是乞讨和饥饿的穷人的社会里，要解决这种负外部性，就要建立某种形式的社会安全网。
第四，政府要保护那些没有行为能力即无法照顾自己的人，比如小孩子，他们还没有能力为自己做选择。通常父母可以帮助他们做决定，但必须警惕，并非所有的大人都会正确地对待孩子。还有一些由于精神或智力缺陷而无行为能力的人，政府要确保他们的利益不受侵犯。
弗里德曼分析得很清楚，政府应该在以上四个方面有所作为。这虽然重要，但政府行事还是有限制条件。根据“社会市场方法”，弗里德曼认为，政府固然有责，但应尽量利用市场机制实现目标。比如，政府有责任确保每个孩子都能受教育，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必须开办学校。政府可以发放凭证，给出某种择校形式，私立学校，而家长们可以选择他们想去的学校。所以，政府要承担社会责任，但没必要直接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