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的中国，是不是出现了社会危机？如何认识这一危机？史学界要对这些问题做出有说服力的回答，既需要充分考虑当时的客观社会现实，也需要充分尊重时人的切身感受。因为“危机”这一概念本身，带有价值判断的色彩。历史当事者身处其间，亲历其事，他们对“危机”或“盛世”的感受，在一般情况下，要比后人的观察更具说服力，甚至可以作为我们进行历史判断的重要参照。本文拟对嘉道时期知识界社会危机意识的形成与发展做初步梳理。其间，可以看出18—19世纪之 际，中国知识界从欢庆“盛世”到担忧“祸患”的转变；从哀叹危机到对清朝社会出路的探索。 

一、18世纪后期忧患意识的萌生

有清一代，若论社会之繁荣与和谐，乾隆中叶清廷统一新疆后的20年，当是其顶峰。

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十月二十三日，清朝远征西域的将军富德奏报巴达克山汗素勒坦沙献出回部叛乱首领霍集占的尸体，并报告大和卓波罗泥都已被临阵蹂杀[1]。捷报传来，朝野上下，一片欢腾。统一新疆，标志着清代中国进入了“全盛”、“盛满”状态。王先谦评论其时之繁荣景象说：
高宗皇帝仰绍诒谋，以育以正。天授神武，成两朝未竟之志。准回平而北无汉世匈奴之患，金川定而西无唐代土蕃之扰，保世恢基，其极于无外。鉴储贰之失，定立贤之策，善继述，于斯为盛。[2]
国家统一的完成、“全盛”局面的出现，大大加强了知识界对清朝统治的认可。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清军平定准噶尔，时为庶吉士的纪昀即撰 《平定准噶尔赋》，称：“三十六国，咸遵正朔，浩乎大哉，此王道之极盛，而三五之遐躅也。”[3]赵翼对清朝的统一之功更是赞不绝口，所著《皇朝武功纪盛》一书充分表现了他对清廷赫赫武功的崇拜。其《平定回部铙歌》称：“一统车书大覆函，持盈睿虑倍寅严；从知兵甲全消日，文德逾敷万国咸。”[4]王鸣盛 《平定准噶尔赋》赞扬清廷：“天祚神圣，六合雍和；中外褆福，寰宇一家。文轨齐于要荒，声教讫于幽遐。”[5]于敏中称：（统一新疆）“凡属臣庶，罔不鳌忭雀快；睹夫偃伯橐弓之会，额手相庆曰：若书所称神圣文武者，盖如是乎？” [6]他的话比较形象地反映了知识界大多数人的欢庆心情。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清廷将“持盈保泰”作为自己的基本为政目标。然而，以维持“全盛”现状为目标的“持盈保泰”，不可能为清廷带来久安长治。就在朝野欢庆“全盛”的时期，一些目光敏锐的知识精英，已经产生了强烈的忧患意识。他们透过繁荣的表象，看到了隐藏于清代社会和政治深处的危机趋向。其中，著名理学家、大学士蔡新对此有非常深刻的认识。蔡新在经筵讲义中，向乾隆帝列举了清廷由盛转衰的种种征兆。辞云：
盖天下之乱也，不于其乱而生于极治之时。何也？开创之始，国势方兴，人心未固。君若臣早夜孜孜，无非为天下谋治安，为子孙措磐石。其精神之所周贯，天人实系赖之。履泰以后，上恬下熙，渐忘其旧。君以声色逸游为无害民生，臣以持禄养交为安享暇豫。进谏者，谓之沽直；远虑者，谓之狂愚。其上下之精神 谋画，莫不狃目前之安而图一己之利。夫图一己之利者，未有不贻天下之害者也；狃目前之安者，未有不来日后之悔者也。则堂陛之玩愒，其一也。

开国之初，简节疏目，网漏吞舟之鱼，而吏治烝烝，不恃法也。升平以后，巧伪渐滋，则文网愈密，以繁文缛节为足以黼黻太平，以科条律例为足以厘剔奸 蠹。由是百里之命可寄，而颗粒铢两之出入不敢专焉。钧衡之司可秉，而是非轻重之权宜不敢问焉。使其君子无所恃以尽设施，其小人有所援以售巧伪。行之既久，人人但以簿书期会为尽职，而立法之初心，设官之本意茫然莫辨矣。则政令之繁琐，其一也。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当泰之时，民物滋丰，而民之游惰耗之，俗之侈靡耗之，朝廷之征敛愈密，经费日增耗之。古者以庶而致富，后世则以庶而愈贫。古者论贫富于民间，后世则计赢绌于内府。古者制国用，量入以为出，后世筹度支，则因出而经入。由是虽有恤民之令，而民不见德。徒有足国之计，而用不加 饶，则物力之匮竭，其一也。

人才者，国家之元气。拨乱之世尚功，致治之世尚文，皆有经世之远猷。泰运既开，承平日久，朝廷渐厌谠论，士大夫讳言风节。拘牵文义以为学，熟悉圆通以为才，卑顺柔诡以为德，靡曼繁缛以为文。俗以此为尚，家以此为教。莫不渐染成风，揣摩干进。夫贵之所向，贱之所趋也。家之所修，廷之所献也。在朝无骨 鲠之臣工，则草野之诵读皆市心也矣。居乡无廉隅之砥砺，则登进之事功皆苟且矣。则人才之萎靡，其一也。

风俗者，盛衰之之本源。初泰之始，其室家、妇子、里党、闾巷，多有敦庞定集之思。厥后生齿繁则家庭之诟谇日起，生计迫，则里巷之任恤渐衰。商贾之豪奢逾仕宦，驵侩之险健欺善良。朝廷敦宽大之政，然法行于愚戆而疏于奸民，是长其桀骜之气也。吏治博安静之名，而蠹胥之弊窦日启，雀鼠之案牍常悬，是酿其 刁悍之习也。则风俗之浇漓又其一也[7]。 

在蔡新看来，当时的清朝社会，貌似繁荣，实则蕴藏着不少隐忧。其最主要的表现是他所说的人君玩愒、政令繁琐、物力匮竭、人才萎靡、风俗浇漓等五大方面。“此数者，或由矫枉之过正，或因时事之递迁，皆人事与气数相因而至者也。”然而，盛衰之变最根本的原因，则在“堂陛之玩愒”。如何消除盛衰之变的隐 忧？蔡新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传统的，这就是从理学的“正君心”开始。他说；“诚使为人君者，懔兢业之小心，存无虞之儆戒，念六月云汉之诗，鉴元狩天宝之治。 庙堂之上，恪恭震动。百尔臣工，惟怀永图，罔敢玩愒，以迓天庥。然后崇简易，敦大体，重责成，戒丛脞，则政令不烦矣。省浮费，戒屯膏，修地利，薄征税，则财用不匮矣。审好尚，公赏罚，奖忠直，黜浮华，则人才咸奋矣。敦孝弟，重农桑，严豪猾，清狱讼，则风俗还淳矣。保大定功，和众丰财，有苞桑之固，无复隍之忧。岂不于食有福哉？而必自君心之无玩愒始。则欲尽人事以体天心而维气数者，诚不外艰贞之训欤？”[8] 

除蔡新外，官至邢部侍郎的钱惟城，曾作《持满论》，对清朝统治者提出严肃的忠告。钱惟城说：“事变之来，每在所备之外，非必智虑有所不及也。事未至而虑及之，则天且奔命于人而无权。故天之乘人也，每于意之所疏，而事之所反。忧在内者，患在外。忧在外者，患在内。以严著者，以宽败；以缓称者，以暴 亡，往往然矣。”因此，他主张人君处极盛之时，不能只考虑消除隐患，而是要杜绝产生隐患的原因，而其最主要的办法就是戒除骄矜之念。钱惟城说：

圣人不务为弥患之术，而惟求无致患之隙，务使天与吾相安而不相乘。所谓无致患之隙者何也？弊必起于所偏，而萌于极盛。日中则昃，月盈则蚀。“满招 损，谦受益”，天之道也。处盛而矜，则患必中之。圣人持之以危，故曰：“危者安其位者也。”引绳而绝之，其绝必有处，注水满杯而复斟之，则未知其流之于此乎？于彼乎？而溢则必矣。夫盛满之为患，而骄矜之取败，夫人而知之，而贤智不免者，暇豫则智计不生，而危苦之言不能入也。故言其已然，则言可尽也，知其必然，则知不必尽也。[9] 

这个时期，一些未能挤入仕途的下层知识分子，虽然对清朝社会潜藏着的危机缺乏全面的认识，但由于生活于社会下层，对严峻的社会现实有更为直观的感 受。一些人为此忧心忡忡，甚至不惜违反清廷的规定，甘冒身家性命之危，致书朝廷，建言献策。像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五月，年已60的广西生员吴 英拦舆献策，列举清朝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并提出自己的见解。吴英认为乾隆帝虽然普免钱粮，但“其恩未远，其泽未长”。清朝备荒之策，也“未得尽善”， “徒有救荒之名，而无救荒之实”。一旦饥荒发生，百姓“颠沟壑者有矣”，“至仓场而饥惫几死者有矣”。并以乾隆四十二年、四十三年广西大饥，“士女仳离， 横填沟壑为例”，指责清廷“备荒无术”。吴英指出：朝廷备荒无方，直接威胁着社会的安定。他警告清廷：“夫民饱则易于驾驭，民饥则难于控制。屡朝为乱之民，皆缘岁饥，而人主不知赈恤，以致辗转流离，不轨之徒顺风一呼，万声应响。”故“备荒之策，不但牧民之职宜尔，而且国祚之所攸关，岂细故哉！”此外，吴 英还对盐政问题、盗贼问题、烟草问题、寺僧问题，提出一系列见解[10]。应该说，吴英所关注的主要是清朝下层社会问题，而不是敏感的政治问题，他也知道 自己违规献策，“罪应万死”，但仍怀着满腔经世热情，坚信自己“所欲言皆国家利赖之事”，“使生之说行，不但家国民人蒙其休，即生之若子若孙亦与沾其泽”，故虽言出祸随，亦在所不辞[11]。该策书递上后，广西巡抚姚成烈责其“生逢圣世”，“不知安分”，“虽非怨望诋毁，但语涉狂悖，又叠犯御名，核其情罪，实属重大，未便稍宽”，建议将吴英“比照大逆例凌迟处死”。乾隆帝朱批：“大学士、九卿核拟速奏。”[12] 

嘉道时期的危机意识，集中表现为知识界对现实的批判。强烈的批判精神，是19世纪初变革思潮兴起、发展的基础和出发点。
引人注目的是，19世纪初期的现实批判，具有鲜明的特色：这就是知识界的“自省”。也就是说：批判者们在否定不合理的社会现实的同时，对知识界的现状进行了比较深刻的反思和否定。颓废的士习是他们批判的重要焦点。
在批判现实问题上，走在知识界前列的是沈垚。沈垚对清代社会的衰落景象作了深入的分析，尤其揭露了官场的黑暗和士习的颓废。沈垚说：在清朝官场， “无一事不以利成者，亦无有一人真心相与者”。官僚士人“终日华轩快马，驰骋于康庄。公事则胥吏持稿，顾名画诺，私退则优伶横陈，笙歌鼎沸。其间文雅者，亦不顾民生之艰难，惟有访碑评帖，考据琐屑而已。”[15] 

在晚清经世学者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包世臣对清廷的盛衰之变，早有察觉。他说：“世臣生乾隆中，比及成童，见百为废弛，贿赂公行，吏治污而民气郁，殆 将有变。”[21]在《赠方彦闻序》一文中，他明确表达了自己对清朝士风的深切担忧。他说：“世远道丧，以剽字为学，剿声为文。其上者乃能钩稽名物，刻镂风云，正己则失要，治人则无功，师友谬说，聪明锢蔽。是故任斯文之重者，有根于性，有成于习，举世竞以俗学以求售。其售者，上得以行其欺罔，下得以肆其朘 削，则共以为能。”呼吁士人“遗远世俗，自尊所闻，言依于礼义，心泯乎得失”，“穷则守之以终，而教诲其子弟；达则操此以往，而惠保其黎庶”[22]。

这个时期，对清朝社会危机有深刻认识的还有龚自珍人。龚自珍对清朝貌似太平，内则衰败的社会现实，有极其深刻的感受。他说：“衰世者，文类治世， 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但实际上却是人才匮乏，“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的空虚衰破之局 [23]。他察觉到了社会动荡爆发的可能，警告清廷：“山中之民，有大声音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