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曾经说过，“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对兵的重要性进行了概括。不过在中国的漫漫历史长河中，兵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个兵制可谓是“小鸡不撒尿，各有各的道”。虽然兵制不同，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兵这个个体或者军队这个整体，其目标虽然千差万别，但是主要技能就是杀人；高级技能是指挥杀人。无论是杀人还是指挥杀人，都是技术活儿。常言道，“拳不离手，曲不离口”。这个技术这个东西，古往今来都是一样，必然要时常操练才能熟能生巧，巧能生精。所以无论采用什么兵制，长时间不打仗、不操练，必然都是要拉希的——神一样的不败兵制是不存在的。
从大势上说，职业的总是要胜过业余的。职业兵总体上是要强于业余兵——所以现代的军队，只要条件允许，都是职业的脱产兵。但是，要养活一支庞大的脱产军队，那就必须庞大的剩余产出、庞大的财富累积才行——在远古劳动生产力不高的时代，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最初的兵制，是从兵农合一开始的。在远古的夏商周朝，“兵”指的不是人，而是兵器，所以当时的“兵农合一”就是当兵器和农夫结合起来，就可以打仗的意思。当时无论是诸侯还是天子，作战主要的是靠农夫和奴隶：他们平时干活，打仗时发给兵器，然后就上场干他娘的一把。

所以，当时的《六韬》里就有如何训练农民使用农器作战的《农器篇》；孔子也曾说过“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意思就是如果不训练人民就让他们去打仗，就是抛弃了他们，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当时的兵农合一的状况。虽然当时作战主要的数量是农民兵和奴隶兵，但也并非没有职业兵。《孟子·尽心下》：“武王之伐殷也，革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这所谓的“虎贲”，就是当时的职业兵。这些职业兵本身是贵族，并不是平民，平时脱产训练，战斗时冲锋陷阵，职业素质非平时的农民兵可以相提并论的。这种情况，和西方中世纪时的骑士相差仿佛。

商周时期，作战的正规方式是车战，也就是兵车作战。古代兵车，按《司马法》所说，每乘拥有四匹马拉的兵车一辆，车上甲士3人，车下步卒72人，后勤人员25人，共计100人。嗯，打仗过程大体上相当于后来的坦克掩护步兵冲锋……好吧，这个扯远了。就古代兵车的构成来说，在车上的甲士，都是受过专门技能（射箭、驾驶等“君子六艺”）训练的贵族职业兵，而跟在下边狂奔的，那就是非农夫和奴隶们莫属了。另说一句，兵车作战就是“回合”这个词的由来。车战开始时，战车驶向对方，两方开始交战：先是远程，射者对攻；战车靠近后，车右用戈矛交战；然后战车擦身而过，驶向远方，再是弓箭对射。这个过程称为“合”；战车驶远之后，各自必须再兜过头来，准备第二次对攻。这个战车掉头的过程，就是“回”。整个过程，就是“回合”。应该说，在商周时期，车战是决定国家命运的正规作战，而步兵胜负则不算什么——骑兵么，因为此时尚且没有马蹬马鞍，所以骑兵并不算主力。只有摧毁了一个国家的贵族职业兵，才算是摧毁了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这点和当时的社会现实是一致的：当时是封建的体制，君权主要由贵族来拱卫，农民兵是打酱油的，他们依附于贵族，而且可以随时改变依附对象。当时并没有对农民有忠诚之类的道德约束。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僻远诸侯还是不懂车战这门高级技术的，这个属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武器不扩散条约之中……晋景公时期，与楚国争霸中原的另一强国晋国派巫臣前往吴国教授吴人射术、车战和阵法，使得吴国在军事上崛起，从此狂搞楚国，并在后来由孙子领导，攻入楚国都城郢。

这种以贵族兵为骨干，辅以大量农民兵、奴隶兵的作战方式一直持续到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君权衰弱，诸侯竞相扩大势力，战争日频。在这种情况下，“虎贲三千”什么的已经不能满足需求了，更多，更好用的部队才能满足诸侯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是抢地盘的需要。于是，各个诸侯各自采用了提升自己部队战斗力的方式。这个情况，在《荀子·议兵》里有所提及。

抛开荀子那刻骨铭心的儒家王道思想，他的《议兵》里明确提到了三种兵制优化。首先是齐国的崇尚“技击”，就是给予杀人技术好的人取得首级以赏金。这种制度其实在后来被反复使用，包括戚继光都是使用这种方式激励自己部队，穿越众更是纷纷而用之。不过这种制度，被荀子评价为“亡国之兵”。原因是这种制度使得打仗就像做生意一样，所以不能死战。其次是魏国的武卒。这种兵是通过身体条件和技能选拔出来的，免除其赋役，给他田产，选入武卒。这个部队的问题是脱产，给国家带来负担较重；而且这些武卒老了之后更迭有问题。这种精兵制度，更是穿越者的最爱，当然，荀子评价其为“危国之兵”。值得注意的是，魏国采用这种制度的兵，战斗力高于齐国。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孙膑明确表达了魏兵轻视齐兵的事实，并针对这个用减灶计。

最后，荀子提到了秦国的锐士。这种体制，其实和齐国相差不大，但是，其赏赐并不仅仅是金钱，而是还有土地、地位、权力等等。其国家上下，只崇尚战功。只要有战功，就能改变身份等级——这是最关键的，在当时的等级社会中，改变等级无疑是重赏重罚——而这也是秦法向来为大多数士大夫反复鄙视的最主要原因——这试图动摇贵族的世袭地位。不管怎么说，战国各国都实行了不同的兵制，其中最成功的无疑是秦国的高赏格全民皆兵制度——最终秦以此灭六国统一了中国。

秦国的全民皆兵制度在秦赵长平之战中发挥了巨大威力。当时秦王听说白起成功分割包围了赵军，于是“秦王闻赵食道绝，王自之河内，赐民爵各一级，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遮绝赵救及粮食。”这句话充分体现了两点：秦国的军功爵赏制度和全民皆给我上制度。全民皆兵虽然让秦国长平大胜，但是也“秦卒死者过半，国内空”，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其实在当时全民动员打仗的各国都有。根据正史统计，中国到汉代人口巅峰时大约只有一千五百万人到两千万人，而汉代土地面积远大于春秋战国。所以，春秋战国时中国大约总共也就几百万人，而诸侯国战动不动就几十万兵，不靠全民动员是难以想象的。但是，只有秦国形成了全民动员的一整套体制，包括平时训练、战时编制、战后记功、按功受赏等等。可以说，秦的胜利，是体制的胜利。

比较秦国时期战国的全民皆兵和商周的兵农合一制度，就会发现，其差别并不是十分大。打仗的组成都是大多数平民和少数贵族；平民都是平时干自己的活儿，打仗时临时征发。其不同在于，秦制对平民平时的训练和战后的奖赏比商周系统化、合理化了。这也是秦制能最大限度的调动业余平民兵的好战意识，最终兼并六国的原因所在。但是不管是早期的兵农合一还是秦的全民皆兵，由于其都是用的业余兵为主体，所以一旦打仗，对国内生产的破坏总是巨大的，而长期征战错过农时，更是会对国内的民生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另一方面，秦国的爵赏制度使得从事农业生产的利益不如打仗来得大——所以秦国人好战而不愿治产业。这种情况在战争时期能最大限度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但是缺点是和平时期很难扭转其惯性。秦统一之后，就只能继续其优待秦国人，奴役其余六国人的政策，结果很快就亡国了。

这种用业余兵的状况，和当时整个中国大陆上的农业生产状况是分不开的。当时中国牛耕犁还没有普及，耕地主要还是靠人踏犁，效率低下；小麦等高产的作物还没有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中国的主要粮食作物是大麦、高粱、稻子等等……由于农业生产效率不高，出产有限，造成剩余有限，不可能供养起大规模的脱产军队。所以此时期的中国的兵员主体是业余兵，平时农耕，战时干仗。而业余兵的体制中，秦的爵赏是最高的，后世业余兵体系，包括唐的府兵制，明的卫所，都不能超越这种体制。

汉朝有常备军，分为中央兵、地方兵和边兵；中央兵分为北军和南军。周勃定汉，就是入的北军，然后说“为吕氏右袒，为刘氏左袒。”这大概就是赤膊上阵的来历……地方上也有部队，还有边防部队。这些常备部队的兵员构成都是由上面所说的汉代义务兵役制度而来的，这个和今天其实是很像的。义务兵役制度，还是属于业余兵制度。当然，汉朝也是有职业兵的。汉武帝时募北方胡人组成“胡骑”，南方山地人组成“越骑”。不过在汉朝兵役制度运行正常的情况下，职业脱产兵并不是主流。

征兵制在汉朝一开始运行良好。但是，当汉武帝这个奇葩出现时，征兵制征来的兵已经不能满足这个皇帝的需求了。汉武帝对扩张的热情过分高涨，以至于需要的兵员数量远远超越了征兵制能提供的数量。于是，汉武帝抛出异常——开始所谓的大发兵，反正就是把能干的不能干的全都拉上场给我去干。史载发“囚徒、商人、赘婿”充军——现在还有人以《赘婿》为题写了一本小说，可惜离太监不远——这种部队，虽然数量上有保障，但是质量上肯定是不行的，所以汉武帝数次大规模征发，伤亡率都是相当的高，最后的结果是“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值得注意的另一点是，由于马鞍和马蹬的逐步出现——虽然到南北朝才真正成熟——但是毕竟是有了雏形，所以兵车这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逐步退出实战，而只在仪仗队里出现……

虽然汉朝的义务兵役制和今天中国的义务兵役制很相像，但是汉朝却不是现在的中国。义务兵的几个问题在汉朝逐步形成，并最终导致征兵制度的崩解。首先是中央兵待遇好，所以普通的平民兵役根本轮不到中央兵，都被人走了后门，中央兵逐步成为贵族子弟们混吃等死的地方，战斗力基本可以不考虑；其次是服普通兵役无报酬，事务艰辛，单误农事。于是有办法的都想法逃役，导致兵源不足；最后是由于兵源不足，所以部队更迭不及时，时常超期服役，这更使得当时人对兵役视若畏途。此时，又有另一种事情在不断进行中——那就是土地兼并。一方面是世家大族的实力强劲；另一方面是平民小户的赋役深重。于是，平民就加入世家成为荫户——大体上可以等同为奴隶。而这也是逃避兵役的一个手段。总之，当一切发展到东汉后期时，义务兵兵役已经名存实亡，义务兵再也不能承担汉朝的国防大任了。

在早期兵源不足时，汉朝采取了所谓的“谪戍”制度，也就是俗称的充军。把本该服刑的犯人发放到边地做兵。这种情况在东汉时已经非常严重，以至于边军基本都是犯人。这种部队，对其军纪就不能做什么考量了。这点在班超对任尚的话“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顺孙。皆以罪过徙补边屯，而蛮夷怀鸟兽之心，难养易败。今君性严急，水清无大鱼，察政不得不和，宜荡佚简易，宽小过，总大纲而已。”里可以明白看出——班超真是不容易啊。后来，充军也不够用了，东汉初年，罢了郡兵，也就是只保留中央部队和边军——这是影响深远的。取消郡兵是对兵源不足这一事实的无奈妥协，也是真实反映了西汉到东汉这一更迭的背后角力：这是世家大族反对王莽改制——所以世家支持的东汉不可能动世家大族的蛋糕，也就是动他们的荫户。国家机器只有削弱自己的实力——取消了地方常备军，来暂时缓解国家的矛盾。

东汉之政多苟且。这实际上是因为东汉的世家大族势力极度扩张，逐步限制约束了君权。君权在和世家官僚的竞争中不得不倚重君权的衍生品——外戚和宦官以图扩大君权——但结果都是声名狼藉——因为当时的舆论就是世家控制的……以东汉后期的月旦评为影响政权武器的地方清流，终于和中央朝廷形成正面对抗，并最终由于党锢而一拍两散。从体制内的角度，党锢是强大的手段——不过，没人注意到，世家正准备抛弃这个体制……当然，这一切都合兵制无关。由于荫户现象越发严重，兵员严重不足。所以东汉后期，为了应对国内的起义，募兵制成为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