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必须说话以捍卫中国普通大学教师的尊严、权利和自由
Zou Henfu
常崎，你要我走？Gary(徐信忠),你要我走？善利，你要我走？正飞，你要
我走？厉老师，你要我走？王其文老师，你要我走？李久兰老师, 你要我走？说
的大声点，说清楚点。维迎,是你要我开路! 我真在光华呆时, 你后来是多么地
不爽啊! 我不想说出你低水平的苦衷.
1998 年年底, 你们把我请来, 不就保证了主要是让我牵头办一个数理经济
学的研究生班吗? 我办得多风光！维迎你表扬我到天上去了啊．我从不满足我
的舞台：我在光华想做事啊，你们是两边都给我设置障碍啊，从不让我把硕士生
扩大到三十人．现在还只是可怜的十五人．我只好到昌平去当本科一年级班主任，
而要管教学的副院长朱善利帮我开车．而你们有谁愿意干我最愿意干的事？善利，
我委曲你了：让你开了许多次车啊．后来，你们连本科生的班主任也不让我当啊:
说我把所有课都用英文原版教材讲,上得太深,砸了好多老师的饭碗......
为什么要谈钱啊？１９９８年我到北大的第一个月，维迎只给了我三千元人
民币．我是非常感激的啊．为什么？因为我从来都是到处讨钱或用自己的钱在武
汉大学办学（１９９２－１９９９）：你们有谁做到了？怪哉：真正出了一个活
雷锋!
王亚飞, 你有什么权利赶我走？你还代表光华在外面搞答记者问！你甚至不
是光华正式的教师，好不害臊！你从1999年起就在破坏厉老师的院长职位. 你在
饭桌上叫我和涂平学会搞政治，帮维迎搞到正院长职位。我会听你的？涂平都不
听你说! 涂平说, 绝对不钻当院长这一狗洞! 我坚决同意!你算什么？曹远征在
1999年就警告过你:不要跟人品有问题的人搞在一起. 到现在我都感到奇怪：为
什么维迎一定要当正院长？活活地把光华折腾成两大派系．悲剧啊．１９９８年，
我们两个人讲好了：我管宏观经济学，你管微观经济学．是你维迎活得忘了自己
是什么了，是你维迎不想干培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人才的苦差事啊．而我从１９
８７年到现在二十年是从来没有变！我只好把自己的精力多放点到武汉大学的Ｉ
ＡＳ．当然，我还把时间尽量地挤出来免费地为中山大学, 中央财经大学, 复旦
大学，浙江大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石河子大学帮忙！我难道还对不起中国人
民?
我为什么不能免费地为中山大学, 中央财经大学, 复旦大学，浙江大学，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石河子大学帮忙？你们到处当独立董事, 到全中国搞收费惊人
的巡回讲座. 而从2001年起,世界银行要我每年必须到中国教书两到三个月,不发
工资并不提级. 这里的苦衷你们也知道: 世界银行也怪我成天到中国办学不给世
界银行多干非洲国家的事! 我的工资和福利至少减掉(税后)八万美元. 我去年夏
天一次讲座也没有在社会上作过, 而我前年一年仅仅在北京给青岛的中层干部作
了唯一一次报告. 他们给我两千人民币, 我都给他们买了阅读资料. 他们非常奇
怪地问我, 为什么光华的其他老师收那么高的讲课费. 我说他们还没有脱贫. 由
于许多人通过我打听他们的收费标准,我才知道张维迎一次讲座收费有时是税前
五万元人民币. 我到苏州大学免费作报告, 他们怎么也不相信, 一定要给我上万
元的人民币, 我是坚决不要. 他们说, 光华的周春生给我们讲课, 一小时一万人
民币. 我吓了一跳: 我马上打手机给春生, 要他和张维迎讲良心. 我们都是农家
子弟, 怎么能如此地剥削中国人民. 我在世界银行是扶贫的,我已干了十八,九年
了. 我们世界银行给Nobel奖的大经济学家的(三小时)讲课费也只有三千美元!
这维迎和春生的道德和良心在哪儿呀?
我对所有中国的学生是最好的了. 不跟我学的学生在美国申请博士奖学金,
我是最帮忙的: 如今年北大的沈吉(复旦本科)到耶鲁, 清华的杨明(南京大学本科)
到普林斯顿, 复旦的张爽到康乃尔, 我都是从世界银行打电话给许多学校外国的
教授（中国籍的教授好说服）, 高度地表扬他们的成绩.我武汉大学的学生, 许
多人不争气去投行, 我现在这几年都让他们去比较差的学校了.
最为重要的是: 我在北京大学呆的时间比许多光华流动教授们多多了!
你们许多正教授在光华呆的时间还不如我多(助教授和副教授不可能到处跑,
因为他们没有tenure). 不信, 请您问光华的前副院长朱善利和现任副院长武常歧.
你们还开后门搞学位班, 拉政府官员当兼职教授打钱……这些我是不好意思说多
了. 请派一人去海淀税务局查一下便一目了然了.
在美国, 学院的院长能这样折腾他们手下的教授吗?! 美国的学院院长是服
务员！在几年前中央电视台的对话节目里, Nobel经济学奖得主 Michael Spence
对我, 梁小民, 何帆和全中国人民说过了:他当院长时，他是哈佛大学文理学院
和斯坦福商学院的服务员．我可以作证，因为我在哈佛念博士时（１９８３年开
始），他先是我的年轻的系主任，然后是我的年轻的院长．有一天下雨，他把雨
伞给了当时才二十一岁的我,而他自己淋雨．后来有一次，他当院长后，在路上
看见我穿的衣服太少，他在第一时刻便把他的西服扔到我身上．这也是他的风格：
每次上课时，他都把西服扔在（不是放在）地毯上．你们这些院长大人连包都要
别人拿! 维迎, 你还记得在中山大学的话吗:恒甫是绝对不给人拿包的．请问，
有那一位Nobel经济学纪念奖获得者在中国要别人拿包？
Zou Henfu
常崎，你要我走？Gary(徐信忠),你要我走？善利，你要我走？正飞，你要
我走？厉老师，你要我走？王其文老师，你要我走？李久兰老师, 你要我走？说
的大声点，说清楚点。维迎,是你要我开路! 我真在光华呆时, 你后来是多么地
不爽啊! 我不想说出你低水平的苦衷.
1998 年年底, 你们把我请来, 不就保证了主要是让我牵头办一个数理经济
学的研究生班吗? 我办得多风光！维迎你表扬我到天上去了啊．我从不满足我
的舞台：我在光华想做事啊，你们是两边都给我设置障碍啊，从不让我把硕士生
扩大到三十人．现在还只是可怜的十五人．我只好到昌平去当本科一年级班主任，
而要管教学的副院长朱善利帮我开车．而你们有谁愿意干我最愿意干的事？善利，
我委曲你了：让你开了许多次车啊．后来，你们连本科生的班主任也不让我当啊:
说我把所有课都用英文原版教材讲,上得太深,砸了好多老师的饭碗......
为什么要谈钱啊？１９９８年我到北大的第一个月，维迎只给了我三千元人
民币．我是非常感激的啊．为什么？因为我从来都是到处讨钱或用自己的钱在武
汉大学办学（１９９２－１９９９）：你们有谁做到了？怪哉：真正出了一个活
雷锋!
王亚飞, 你有什么权利赶我走？你还代表光华在外面搞答记者问！你甚至不
是光华正式的教师，好不害臊！你从1999年起就在破坏厉老师的院长职位. 你在
饭桌上叫我和涂平学会搞政治，帮维迎搞到正院长职位。我会听你的？涂平都不
听你说! 涂平说, 绝对不钻当院长这一狗洞! 我坚决同意!你算什么？曹远征在
1999年就警告过你:不要跟人品有问题的人搞在一起. 到现在我都感到奇怪：为
什么维迎一定要当正院长？活活地把光华折腾成两大派系．悲剧啊．１９９８年，
我们两个人讲好了：我管宏观经济学，你管微观经济学．是你维迎活得忘了自己
是什么了，是你维迎不想干培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人才的苦差事啊．而我从１９
８７年到现在二十年是从来没有变！我只好把自己的精力多放点到武汉大学的Ｉ
ＡＳ．当然，我还把时间尽量地挤出来免费地为中山大学, 中央财经大学, 复旦
大学，浙江大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石河子大学帮忙！我难道还对不起中国人
民?
我为什么不能免费地为中山大学, 中央财经大学, 复旦大学，浙江大学，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石河子大学帮忙？你们到处当独立董事, 到全中国搞收费惊人
的巡回讲座. 而从2001年起,世界银行要我每年必须到中国教书两到三个月,不发
工资并不提级. 这里的苦衷你们也知道: 世界银行也怪我成天到中国办学不给世
界银行多干非洲国家的事! 我的工资和福利至少减掉(税后)八万美元. 我去年夏
天一次讲座也没有在社会上作过, 而我前年一年仅仅在北京给青岛的中层干部作
了唯一一次报告. 他们给我两千人民币, 我都给他们买了阅读资料. 他们非常奇
怪地问我, 为什么光华的其他老师收那么高的讲课费. 我说他们还没有脱贫. 由
于许多人通过我打听他们的收费标准,我才知道张维迎一次讲座收费有时是税前
五万元人民币. 我到苏州大学免费作报告, 他们怎么也不相信, 一定要给我上万
元的人民币, 我是坚决不要. 他们说, 光华的周春生给我们讲课, 一小时一万人
民币. 我吓了一跳: 我马上打手机给春生, 要他和张维迎讲良心. 我们都是农家
子弟, 怎么能如此地剥削中国人民. 我在世界银行是扶贫的,我已干了十八,九年
了. 我们世界银行给Nobel奖的大经济学家的(三小时)讲课费也只有三千美元!
这维迎和春生的道德和良心在哪儿呀?
我对所有中国的学生是最好的了. 不跟我学的学生在美国申请博士奖学金,
我是最帮忙的: 如今年北大的沈吉(复旦本科)到耶鲁, 清华的杨明(南京大学本科)
到普林斯顿, 复旦的张爽到康乃尔, 我都是从世界银行打电话给许多学校外国的
教授（中国籍的教授好说服）, 高度地表扬他们的成绩.我武汉大学的学生, 许
多人不争气去投行, 我现在这几年都让他们去比较差的学校了.
最为重要的是: 我在北京大学呆的时间比许多光华流动教授们多多了!
你们许多正教授在光华呆的时间还不如我多(助教授和副教授不可能到处跑,
因为他们没有tenure). 不信, 请您问光华的前副院长朱善利和现任副院长武常歧.
你们还开后门搞学位班, 拉政府官员当兼职教授打钱……这些我是不好意思说多
了. 请派一人去海淀税务局查一下便一目了然了.
在美国, 学院的院长能这样折腾他们手下的教授吗?! 美国的学院院长是服
务员！在几年前中央电视台的对话节目里, Nobel经济学奖得主 Michael Spence
对我, 梁小民, 何帆和全中国人民说过了:他当院长时，他是哈佛大学文理学院
和斯坦福商学院的服务员．我可以作证，因为我在哈佛念博士时（１９８３年开
始），他先是我的年轻的系主任，然后是我的年轻的院长．有一天下雨，他把雨
伞给了当时才二十一岁的我,而他自己淋雨．后来有一次，他当院长后，在路上
看见我穿的衣服太少，他在第一时刻便把他的西服扔到我身上．这也是他的风格：
每次上课时，他都把西服扔在（不是放在）地毯上．你们这些院长大人连包都要
别人拿! 维迎, 你还记得在中山大学的话吗:恒甫是绝对不给人拿包的．请问，
有那一位Nobel经济学纪念奖获得者在中国要别人拿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