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太平天国战争时期，湘军及其它昭忠祠的修建，是淮军修建昭忠祠的现实依据。咸丰八年（1858），清政府曾谕令，待江西湖口石钟山湘军水师昭忠祠工竣之后，“即著各该地方官，照各府昭忠祠之例，春秋致祭，以褒忠节”；曾国藩等在湖南湘乡捐赀倡建忠义总祠，清政府也“准其照各府昭忠祠之例，由地方官春秋致祭”⑧。其后，曾国藩又捐建湖南平江忠义祠，在江宁城内建立昭忠祠，“专祀湖南水陆各军阵亡员弁”，并建立江宁官绅昭忠祠⑨，清政府均予以允准。这些事例，都为李鸿章提供了具体和现实的依据，使他认为，淮军在镇压太平天国及捻军的战争中阵亡的员弁兵勇“例应于各府城暨阵亡地方建立昭忠祠，设位致祭”⑩。在《巢湖建淮军昭忠祠摺》中，他也表明：“拟仿湘乡县及洞庭湘军昭忠祠成案，于庐州巢湖之中庙隙地捐建淮军昭忠祠”(11)。
　　第三，淮军将领的要求，是促使李鸿章修建淮军昭忠祠的重要推动力。从社会风俗来讲，中国的习俗历来重视对死者的安葬与祭祀，对战死忠魂更应妥善祭祀与慰藉。如果条件许可，应尽可能将死于外地的人的遗体运回故乡安葬。军队将士死于征战之中的异地他乡，属于孤魂野鬼，其尸骨应得到妥善安葬，其魂灵也应得到适当、长期的祭祀，以使其不至于在冥间有“衣食之虞”，其魂灵也有固定之所，不至于到处游荡，或为害阳世生灵。李鸿章及淮军将领们对此也非常重视。淮军在各地征战的过程中，不可能将战死将士“马革裹尸”，魂归故土。太平天国及捻军平定之后，淮军将领要求在各地修建昭忠祠。早在同治八年（1869），淮军将领刘盛瑺胞兄刘东堂“以升用道候补知府需次鄂省，购义地于永隆河掩埋忠骨，倡义建淮军昭忠祠”(12)。同治十二年（1873），盛军即在直隶青县马厂购置民田，作为义冢，后又提出为盛军建祠，“妥侑已故弁勇”。盛军将领周盛传在上李鸿章的《盛军建祠请奏禀》中不无伤感地说：盛军弁勇“随征驻防先后二十余载，积劳病殁，归骨无期，情事至为可悯”(13)。其后，盛军将领周盛波又提出在保定建立淮军昭忠祠。李鸿章提出修建巢湖淮军昭忠祠，也是在淮军将领、直隶提督叶志超等人的联名呈请之下促成的(14)。对淮军将领的这些要求，李鸿章也颇有同感，他也曾非常伤感地回忆自军兴以来，“淮军将士之捐躯命而膏原野者亦较众，其得裹尸而葬与夫闻于朝而与于昭忠之祀者，盖千百之一而已，予愀然伤之”(15)。李鸿章在《保定请建昭忠祠片》中也指出，修建保定昭忠祠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庶足妥侑毅魄，激劝方来”(16)；在《巢湖建淮军昭忠祠摺》中，他指出捐建巢湖淮军昭忠祠的目的是“用申报飨，庶以妥侑毅魄，昭示来兹”(17)。这些都表明，各地淮军昭忠祠的修建，既是为了遵从民间风俗习惯，也是李鸿章顺应淮军将领的要求，使为国捐躯者得到应有的祭祀，使生者得到心理上的平衡和安慰。
　　第四，从政治上来讲，淮军昭忠祠的修建是为维系淮军集团利益、提高淮军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巩固李鸿章地位服务的。李鸿章与淮军及淮军将领是休戚相关、不可分离的。李鸿章因有淮军这支武装以自重和显荣，淮军将士也因有李鸿章这个总首领而得到生前的荣誉地位及身后的褒谥祭典。就任直隶总督后，李鸿章利用自己优越的政治地位，登高一呼，部下群起响应，在淮军的兴起之地、转战之区和管辖之所修建昭忠祠、义阡享堂、公所、会馆，并编修《昭忠录》，为部下撰写墓志铭、墓表、神道碑，在他的光绪年间的奏稿以及《光绪朝朱批奏摺》中，保留着不少他为淮军旧部请求死后恤典、修建专祠、袝祀淮军昭忠祠、国史馆立传、封妻荫子的奏摺（片），如此等等，不胜枚举。正是用这样的手段，来强化淮系集团内部及后代的乡土意识、宗族观念及地域情结，提高他们对自己的感恩戴德意识和崇拜之心，增强他们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来进一步维系和巩固自己的地位，扩大淮系集团影响力，并不断发展、更新淮系集团的势力。在同治十一年他所写的《安徽义阡享堂记》中即表明了这种意愿。他指出，“凡人生相聚，死相恤，死之恤也愈厚，则生之聚也益坚”，他引用管子“轨里连乡之制”的思想，认为“使人与人相畴，家与家相畴，祭祀同福，死葬同恤，此其平日之相恤也”，“居同乐，行同和，死同哀，守则同固，战则同强，则军法在其中矣”，“有此士也三万人以方行，天下莫之能御，则所及者远矣。后世召募乡勇，殆师其遗意焉。粤、捻之兴，扰乱徧南北，治之者曰楚军，曰淮军，皆用乡人以治四方之事。”之所以在直隶省城保定购地建安徽义阡享堂，实为祭祀淮军将士，“今义阡之设，推古人族葬之法，以联乡里之情；而享堂之设，又推国家昭忠之意，以慰英毅之魄。……予既重乡人之笃谊，又伤夫将士之致命，遂志而不及见大功之成也，为之记，以志予慨。”(18) 李鸿章主持修建淮军昭忠祠的目的，在这篇文字中已表露无遗。总之，各地淮军昭忠祠的修建，不但向世人展示了李鸿章及淮军政治力量的存在，也反映出李鸿章与淮军旧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是李鸿章登上政治巅峰地位的重要手段之一。

　　第六所淮军昭忠祠是建于安徽巢湖的巢湖淮军昭忠祠。光绪十八年（1892）二月，李鸿章根据统领武毅军直隶提督叶志超等的联名请求，向清廷上《巢湖建淮军昭忠祠摺》，表明庐州为淮军创始之地和淮军将士的故乡，自淮军创建之后，“戡定全吴，肃清二捻，战伐之迹遍于浙闽江皖鄂豫直东各省”，“迄今拱卫畿疆，东至营青，南迄闽广，屹为海防得力之师”，但“庐州为淮军创始之地，祠祀至今缺然”，“庐州为各将士故乡，亲见从前治军缔造之勤，捍卫之绩，其后父兄子弟从征四方，长往不返，岁时霜露，良足感伤。各省皆有祠祀，而本郡独无”，请求仿湘乡县及洞庭湖湘军昭忠祠成案，于庐州府城东南巢湖之中庙隙地捐建淮军昭忠祠(30)。清廷允准之后开始兴建，祠成之时，李鸿章特命安徽桐城派名士吴汝纶为之作记，吴汝纶即作《合肥淮军昭忠祠记》，回顾了清代军制的变革及淮军的兴起，以及清代昭忠祠制度之起源、淮军昭忠祠的兴建等(31)。
　　第七所淮军昭忠祠是光绪十八年后在天津修建的天津淮军昭忠祠。当时，北洋海防事务次第举办，淮军将领议建天津海防公所，后复议增建淮军昭忠祠于内，“以祀淮军积劳病故诸将士”，到光绪二十一年工程基本结束，“详请北洋大臣衙门立案”(32)。天津淮军昭忠祠在金刚桥北岸迤西。与前几所淮军昭忠祠不同的是，这一昭忠祠可能未经李鸿章奏请清廷批准。据笔者目前掌握的材料，天津淮军昭忠祠应是淮军所建的最后一处也是存在时间最短的淮军昭忠祠。光绪二十七年（1901）李鸿章病逝后，由周学熙主持，“就天津金刚桥北岸迤西，原建淮军昭忠祠基址，庀材鸠工，营建专祠”，即李文忠公祠，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月正式建成，“迎主入祠”，直督袁世凯并上奏清政府(33)。原天津淮军昭忠祠即后来的李文忠公祠坐落于天津市河北区鸿顺里，天津市第33中学即其旧址之一部(34)。
　　还应提及的是，其一，据《续修庐州府志》记载，铭军士兵袁定邦战死后，即“祀铭军昭忠祠”(35)。铭军昭忠祠于何时建于何地？与淮军昭忠祠有何关系及不同？尚待查考。其二，据周盛传叙述，盛军在移防直隶青县之后，曾在同治十二年前后修建盛军弁勇昭忠祠(36)。其三，据《清史稿》记载，“苏州、武昌、保定、庐州、巢湖、济南、无锡各地淮军，使凡转战糜躯者，莫不馨香而食，其为昭忠一也”(37)。如果此记载无误，淮军除修建以上七处昭忠祠外，还应在庐州、济南各建昭忠祠一座。雍正之后，安徽庐州府辖合肥、庐江、舒城、巢县和无为州，笔者查阅了光绪年间《续修庐州府志》、《重修安徽通志》、《续修舒城县志》，民国《安徽通志稿》，以及新版《合肥市志》等地方志，均无庐州淮军昭忠祠的记载。仔细分析李鸿章的《巢湖建淮军昭忠祠摺》及吴汝纶的《合肥淮军昭忠祠记》，则可发现，李鸿章在此摺中称，“各省皆有祠祀，而本郡独无”(38)。吴汝纶在文中记载“合肥则淮军本所自起，祀典不可阙也，今奏立昭忠祠巢湖脽上”(39)。由他们的记载可知，在巢湖淮军昭忠祠建成之前，淮军未在安徽及庐州修建过昭忠祠。巢湖淮军昭忠祠大约建成于光绪十八年至十九年（1892—1893），此后一两年即发生中日甲午战争，战后，从政治声望、地位和时间、财力等方面来考察，淮军和李鸿章不可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要求在庐州境内建立另一所淮军昭忠祠。1901年李鸿章辞世后，更不可能有其他淮系人员提出修建庐州淮军昭忠祠。吴汝纶的《合肥淮军昭忠祠记》，文章标题即将这座昭忠祠称为“合肥淮军昭忠祠”，而李鸿章的奏摺则将其称为“巢湖淮军昭忠祠”，由此看来，合肥、巢湖淮军昭忠祠应为一处，名称可以互用。总之，就笔者目前掌握的材料来分析，淮军不可能在晚清时期于庐州府境内建有另一处昭忠祠。至于济南，笔者查阅了晚清、民国山东有关地方志包括吴树梅修《续修历城县志》、杨士骧修《山东通志》等，这些地方志有关于淮军将领李鸿章、周盛波、周盛传专祠及济南两处昭忠祠的记载，但无淮军昭忠祠的记载(40)。在没有查找到相关历史材料的情况下，笔者对济南是否建有淮军昭忠祠这一问题暂时存疑。

巢湖淮军昭忠祠

　　注释：
　　① 据《钦定大清会典》记载，清代祭祀分为大祀、中祀、群祀三种。大祀即天坛祭天、地坛祭地、祭祖；中祀即祭日坛、月坛、先农坛，祭孔子庙、关帝庙、文昌帝君、太岁、前代帝王等；群祀即祭群庙和群祠，包括先医庙、火神庙、都城隍庙、东岳庙、龙神祠、龙王庙、仓神庙、贤良祠、昭忠祠、功臣专祠等。参见《钦定大清会典》，光绪己亥刻本，卷35，“礼部·祠祭清吏司一”。
　　② 《大清世宗宪皇帝实录》卷25，《清实录》总第7册，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版，第390—391页。
　　③④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清光绪戊申年商务印书馆版，卷449，“礼部·群祀·昭忠祠一”，第1页。
　　⑤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451，“礼部·群祀·直省昭忠祠一”，第1页。
　　⑥⑩ 李鸿章：《惠山建立昭忠祠片》，吴汝纶编：《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卷7，第49页。
　　⑦ 张树声：《请建淮军昭忠祠摺》，《张靖达公奏议》，近代中国史料丛刊2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版，卷1，第5—6页。
　　⑧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452，“礼部·群祀·直省昭忠祠二”，第1页。 　　⑨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452，“礼部·群祀·直省昭忠祠二”，第2、4页。
　　(11) 李鸿章：《巢湖建淮军昭忠祠摺》，吴汝纶编：《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74，第3页。
　　(12) 黄云修、林之望纂：《续修庐州府志》，清光绪十一年刻本，卷48，“武功传三”，第9页。
　　(13) 周盛传：《盛军建祠请奏禀》，周家驹编：《周武壮公遗书》， 清光绪三十一年金陵版，卷9，第8页。
　　(14)(17) 李鸿章：《巢湖建淮军昭忠祠摺》，吴汝纶编：《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74，第3、3—4页。
　　(15)(18) 李鸿章：《安徽义阡享堂记》，李国杰编：《合肥李氏三世遗集》第2册，第9—10页。
　　(16) 李鸿章：《保定请建昭忠祠片》，吴汝纶编：《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62，第38—39页。
　　(19) 李鸿章：《惠山建立昭忠祠片》，吴汝纶编：《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7，第49页。
　　(20) 裴大中修、秦缃业纂：《无锡金匮县志》，清光绪辛巳镌版，卷12，“祠祀”，第8页。
　　(21) 无锡地方志、无锡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无锡地方资料汇编》第2辑，第56页，1984年印刷。
　　(22) 张仲炘修、袁祖光纂：《湖北通志》，民国十年版，志27， “建置三·坛庙一·附祠祀”（江夏县），第14页。
　　(23) 冯桂芬：《移建昭忠祠碑记》，李铭皖修、冯桂芬纂：《苏州府志》，清同治刊本，卷36，“坛庙祠宇一”，第8页。
　　(24) 张树声：《请建淮军昭忠祠摺》，《张靖达公奏议》卷1，第5—6页。
　　(25) 刘铭传：《请恤战死将士建昭忠祠摺》，《刘壮肃公奏议》，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版，卷6，第15页；《清史稿》卷87，“志62·礼6·吉礼6”，中华书局1998年缩印版，第1册，第711页。
　　(26) 李鸿章：《安徽义阡享堂记》，李国杰编：《合肥李氏三世遗集》，第2册，第9—10页。
　　(27) 周盛传：《盛军建祠请奏禀》，周家驹编：《周武壮公遗书》卷9，第8—9页。
　　(28) 李鸿章：《保定请建昭忠祠片》，吴汝纶编：《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62，第38—39页。
　　(29) 捐银材料源自保定淮军昭忠祠公所西路第一进院落东厢墙壁的《建立淮军昭忠祠暨公所捐资文武衔名》碑刻，此碑刻现保存完好，但由于此房间年久失修，极度危险，不能进入，此材料由保定直隶总督署博物馆原馆长衡志义先生提供。
　　(30) 李鸿章：《巢湖建淮军昭忠祠摺》，吴汝纶编：《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74，第3页。
　　(31)(39) 吴汝纶：《合肥淮军昭忠祠记》，吴闿生编：《桐城吴先生全书·文集》，光绪甲辰刊本，卷2，第34—38、38页。
　　(32) 沈家本修、徐宗亮纂：《重修天津县志》，清光绪戊戌刊本，卷24，“舆地六·公廨”，第17页。

　　(67) 李鸿章在《保定请建昭忠祠片》中特别指出：“当捻寇蹂躏各省，总兵张树珊、唐殿魁先后死绥”（《李鸿章全集·奏稿》卷62，第38页），二人均阵亡于剿捻战场，应列祀于保定淮军昭忠祠。与张树珊一起战死的他的部将、副将刘登朝、郭有容均入祀于京师昭忠祠，也应列祀于保定淮军昭忠祠。都司马寿文、同知衔升用知县李辉麟等（见周世澄编：《淮军平捻记》，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卷3，第10页）应列祀或袝祀于张树珊神牌之侧。
　　(68) 杨鼎勋同治七年病死于直隶南部军营，李鸿章上《杨鼎勋请恤摺》，见《李鸿章全集·奏稿》卷14，第13—15页，他符合入祀条件，应予入祀。
　　(69) 陈振邦于同治七年三月在河南长垣、滑县一带与捻军作战时负伤旋身亡，应予列祀。与他一起战死的部将总兵衔副将刘正同也应列祀。游击衔都司鲁朝斌、铭军马队守备高峻岭等一起战死，他们应袝祀于陈振邦神牌之侧或列祀。见《李鸿章全集·奏稿》卷13，第30—32页；《淮军平捻记》卷8，第12—13页。
　　(70) 方有道，安徽太湖人，约同治六年在山东鱼台县与捻军交战时阵亡，见沈葆桢修、何绍基纂：《重修安徽通志》卷203，“人物志·忠节”，第27页；《淮军平捻记》卷3，第4—5页记载。方有道已入祀于京师昭忠祠，也应入祀于保定淮军昭忠祠。守备袁正泰与方有道一起战死，应入祀或袝祀于保定淮军昭忠祠。
　　(71) 张遵道，湖南永绥厅人，同治六年四月战死于湖北黄安。见王尔敏：《淮军志》，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38页。他已入祀京师昭忠祠。
　　(72) 胡良作，湖南郴州人，同治七年六月重伤后病故。参见王尔敏：《淮军志》第151页。他也入祀于京师昭忠祠。
　　(73) 胡家让于同治七年三月在河南滑县阵亡。参见王尔敏：《淮军志》第151页。
　　(74) 周行发，合肥人，淮军盛军将领，官至副将加总兵衔，同治七年在直隶宁津、吴桥交界之毛家庄与捻军作战重伤身故，奉旨优恤。参见沈葆桢修、何绍基纂：《重修安徽通志》卷211，“人物志·忠节”，第23页。他也入祀于京师昭忠祠。
　　(75)胡克让，安徽霍邱人，总兵，同治七年在山东与捻军作战阵亡，赠提督衔。参见沈葆桢修、何绍基纂：《重修安徽通志》卷215，“人物志·忠节”，第22页。
　　(76) 程广和，安徽合肥人，同治七年病故于湖北防次。参见王尔敏：《淮军志》第145页。
　　(77) 尹昌景于同治七年二月在直隶安平阵亡。参见周世澄编：《淮军平捻记》卷8，第8页。
　　(78) 郭文武等于同治七年四月在天津杨柳青一带阵亡。参见周世澄编：《淮军平捻记》卷9，第3页。他入祀于京师昭忠祠。与郭文武一起战死的姚长庚、曾文益应入祀于保定淮军昭忠祠。
　　(79) 以上5人在剿捻时，于同治五年十二月在湖北臼口阵亡。见王尔敏：《淮军志》第167、150、170、172、176页。曹仁美、谢连升均入祀京师昭忠祠。王定祥等三人皆为湖南人，也应列祀于保定淮军昭忠祠。
　　(80) 黄振楚、刘斌于同治七年五月在山东乐陵、直隶吴桥一带阵亡，应能入祀。与他们一起阵亡的游击万得胜、都司龙得福应入祀或袝祀于他们神牌之侧。参见周世澄编：《淮军平捻记》卷9，第9—10页。
　　(81) 合肥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著：《合肥市志》第4册，安徽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93页。
　　(82) 沈葆桢修、何绍基纂：《重修安徽通志》卷232，“人物志·武功”，第22页。
　　(83)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449，“礼部·群祀·昭忠祠一”，第1页。
　　(84)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451，“礼部·群祀·直省昭忠祠一”，第1页。
　　(85) 张仲炘修、袁祖光纂：《湖北通志》，志27，“建置三·坛庙一·附祠祀”（江夏县），第14页。
　　(86) 详见《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69《李胜请恤片》；卷74《再请优恤吴毓芬片》；卷74《徐道奎请恤片》。另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摺》，中华书局1995年版，“军务·人事”，第41辑，第735、681—682页；第42辑，第531—532页；第43辑，第139—140页，李鸿章关于以上4人的摺片及朱批。 赵长发材料见吕林锺修、赵凤诏纂：《续修舒城县志》卷38，“人物志·武功”，第13—14页。

不知台北淮军昭忠祠现在如何？

老师的资料真多啊！谢谢了！让我们大饱眼福。我想咨询一下李鸿章家的总管的刘斗斋（也称小斋子）的详细的资料？我们是刘斗斋次子这一枝脉的。多谢！也不知您看的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