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已死去的改革家要比活着的改革家更容易为社会权贵们所接受。这些人乐于给死去的改革家歌功颂德，却难于与活着的改革家共事。一九二零年的罗马教廷把贞德封为圣女，可能是出于政治需要，因为贞德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可是，如果人民中间又出现一个贞德的话，教廷还会找出罪名来迫害她。这里的更大悲剧在于，四个世纪之后，贞德还是不为社会所接受。
　　迄今为止，历史人物中最有名的年轻女性应该就是法国的Jeanne d'Arc（1412-1431）了。中文译作贞德或冉·达克。其短暂的一生可谓轰轰烈烈。

英法百年战争(1337-1453)后期，法军一败涂地，英国侵占了法国的半壁江山。南方门户奥尔良也危在旦夕。在举国上下绝望之时，十七岁的农家姑娘贞德挺身而出，声称自己受天主之命来解救法兰西。她率领军队解除了奥尔良之围，收复了大片土地，建立了不朽的丰功伟绩,可她后来却因“巫女”的罪名而被处死。
贞德在世的时间虽然极其短暂，可其生命却永垂不朽。几百年来，她不仅成为许多历史学家，哲学家和心理学家研究的对象，也成为不少文学巨匠笔下的人物。莎士比亚的《亨利六世》（1590）、伏尔泰的《奥尔良少女》（The maid of Orleans,1758）和席勒的《奥尔良少女》（The Maid of Orleans,1801）都以贞德的故事为题材。这些作品中的贞德这一形象，主要是根据传闻，与真正的贞德不一定有多少共同之处。
一八四一年，判处贞德以火刑的审讯记录以及后来平反此案的记录公布于世。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根据这些记录在1896年写成了小说《冉·达克》(中文译名)。马克·吐温在他的作品中比较完整地刻画了贞德的形象。他主要把她描写成一位无私无畏的民族英雄，是人民群众崇拜的偶像，也是受到奸佞小人陷害的忠良。
二十多年后，英国作家萧伯纳写出了剧本《圣女贞德》，对贞德的人生价值进行了更深刻的挖掘。萧伯纳（1856～1950）是英国现代最杰出的戏剧家之一。其创作的喜剧《卖花女》因被改编为电影《窈窕淑女》而在西方家喻户晓。他在1923年创作的《圣女贞德》轰动整个欧洲文坛，并使他于1925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虽然萧的剧本中的主要故事情节和人物与吐温的小说一致，但他塑造的贞德这一艺术形象却与吐温的贞德皆然不同。吐温笔下的贞德美丽娇小，温柔可亲，充满爱国激情。萧笔下的贞德则相貌不美，性情直爽急躁。她聪明过人，口齿含锋，充满自信。她远远不只是一位爱国英雄，还称得上是宗教改革和妇女解放的先驱，甚至还是一位动摇了整个中世纪封建社会制度和神权统治的天才改革家。
萧伯纳曾批评吐温的作品因缺乏对中世纪的了解而歪曲了贞德的性格。当然也有批评家认为萧伯纳剧本中的贞德形像失真。不过，萧伯纳塑造的贞德确实有着更深刻的现实意义。萧翁的剧本描写的不是英雄与恶棍的冲突，而是挑战现行制度的先驱者和社会既得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贞德的形象永远鼓励着那些致力于改革，勇于为大众的利益而献身的人们。而贞德不为社会上权贵所容的描写，不仅使人们对中世纪社会有所认识，也给现代人对自己所处社会的认识以深刻启示。

在剧本前言中，萧伯纳把贞德和布鲁诺等科学家以及路德等宗教改革家相提并论，称贞德是一个比一般人看得远，探索得深，有不同的伦理观念，有特殊才能的天才。萧翁笔下的贞德是一个天赋极高，能力非凡的人物。她不像吐温的贞德那样主要是靠她听到的“上帝的声音”的指点和创造的奇迹取得成功，而是靠卓越的政治和军事眼光。她看出法国军队所以失败的原因。她说士兵总害怕打仗，是因为他们打仗只是为了活命。而那些骑士，只考虑能捞到多少赎金，战争对他们来说就像是游戏比赛。贞德以上帝的意志为号召，激发士兵的爱国热情。士兵们不再感到自己是在为领主卖命，而是为法兰西打仗。这就使军队士气大振，人人奋勇当先。
贞德还看到法国失败的另一个原因是一国无主。当时，应当行使王权的查理尚未加冕践位。查理懦弱胆小，在朝廷毫无威信。他自己也不愿作一国之主，而宁 愿赖在舒服的床上。贞德先是以其坚韧不拔的毅力和雄辩的口才说服总督罗伯特送她去见查理。继而又以坚定的信念和诚恳的态度向查理慷慨陈辞，终于激发起查理的自信心和勇气，同意举行加冕礼，并决定任命贞德为全军统帅。
贞德有机敏过人的智慧，能言善辩的口才。在整个剧中，我们都能看到贞德的这些鲜明特点。特别是第六场，即审判那场，贞德在法官、主教、陪审官、执行官等人的注视下，毫无畏惧之色。她言辞锋利，对答如流，就连颇有演说才能的宗教法庭的法官和高雄主教也不是她的对手。

有远见卓识的天才是不为传统观念，社会习俗所囿的。贞德不仅无视封建理法和教规，甚至无视社会上的最高权威。当时的法国，封建等级制度森严。贞德出 身社会最底层，却不以地位为意，毫无卑微之态。她不像吐温的贞德那样对国王毕 恭毕敬，竭诚尽忠。她对那些国王显贵们不仅直呼其名，用一种平起平坐的口气和他们谈话，甚至还给他们以教训和命令。当有人指责她是农村姑娘头脑简单时，她利言驳道：“如果我们在乡下像你们在法庭上和宫廷里那么头脑简单，你们吃的面包所用的小麦就生产不出来了。”她在宗教法庭上只承认上帝的最高权威，认为天主教会也有做错事的时候。当法官问道：“难道是你而不是教会去作出判断吗？” 她回答：“除了我自己的判断，我还能靠其他人的判断来判断吗？”她这种公然蔑视教会权威的态度，在当时足以抵得上十个“异教徒”的罪名。
在当时的社会里，妇女的本分就是在家缝纫织补，做贤妻良母。可是贞德却要求有和男子平等的生活权利。受审时，有人责问她：“为什么不呆在家里做妇女该做的事？”她自豪地说：“有很多妇女做这些事，但没有妇女做我所做的事。” 她喜欢骑马，也喜欢宝剑和盔甲。因为穿男人的衣服，她也触犯了“异端”罪。对此，她辩解说：“我是个士兵，我不愿被看做普通妇女。我不关心一般妇女关心的事。她们向往爱人、金钱，我向往冲锋打仗。”她不像当时社会上大多数女人那样听天由命，习惯于服从。她有充足的自信和无穷的胆量。把萧伯纳塑造的贞德称为妇女解放先驱一点儿也不夸张。

研究了审讯材料后，萧伯纳认为主持审讯的人中并没有心地邪恶的歹徒，把高雄描写成一位忠实信仰、有才干、有德行的天主教徒。高雄不同意把教会当政治工具，他一心想拯救贞德的灵魂，而非消灭她的肉体。他苦口婆心地说服贞德改“邪”归“正”。努力失败后，他认为处死不肯悔改的异教徒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萧伯纳为高雄正名受到不少评论家的批评。可实际上，对高雄的正面描写使萧伯纳的剧本突显了贞德与整个社会制度发生的冲突。贞德所以被处死，是因为她是一个旧制度的破坏者和社会改革的先驱，而不是个别奸人的迫害。贞德的死是必不可免的，是整个社会体制造成的。她的死发人深省。
在萧伯纳的剧本里，贞德宁愿选择火刑也不愿终身监禁，即永远失去自由。她对待火刑的态度，也不仅仅是像英雄那样从容不迫。她还能天才地“化腐朽为神 奇”，把死刑工具变为达到精神永生的途经。她对法国那些利用过她，得到好处后就想摆脱她的达官显贵们说：“我要到那些普通民众中去，让他们眼中的爱代替你 们眼中的恨来安慰我。你们都高兴我被烧死，但是，如果我能经受住那大火的话，我会通过大火一直到他们心里，永远永远在他们心里。”受刑前，她对审判官们说：“上帝决定让我经过大火到他的怀抱中去，因为我是他的孩子。你们不配让我生活在你们当中。”言罢，她毅然奔赴刑场。贞德的死并不让人感到可怜可叹，而是可钦可佩。而且她确实在人民群众的心里得到永生。
贞德死于火刑之后，全剧该结束了。可是萧伯纳又别具匠心地安排了一个尾声，使观众看到，改革者被置于死地的悲剧并没到此为止，更大的悲剧还在后边。

尾声告诉我们贞德死后发生的事。贞德死后第二十五年，法庭重新审理了她的案子，为她进行了平反昭雪。四百年后，罗马教廷又封贞德为圣女，定于每年的五月三十日为贞德举行纪念会。看来，贞德似乎被权贵们接受了，可其实不然。
在尾声一场中，萧安排所有的剧中人在查理的梦中相会。从查理的口中，我们得知为贞德平反纯粹是出于统治阶级的需要——查理不愿让世人说他是“异教徒”加冕的。如果贞德又活着回来的话，他们还会在六个月之内烧死她。对贞德来说，恢复名誉与否，已经没什么意义。她说：“反正我已被烧死了，怎么看我都一 样。”沃里克告诉贞德，当初他坚持要烧死她是出于政治的需要，但这政治需要变成了政治失策，因为贞德在精神上战胜了他们。贞德之死，在群众中造成的影响，和他们所希望的正相反。群众并没视贞德为异教徒，而是将她誉为“法兰西之魂”。

一位一九二零年的梵蒂冈官员来到现场，向大家宣布贞德为“圣女”。所有在场的人，依次向贞德跪下颂赞辞。可是，当贞德问大家是否欢迎她重新活着回到他们当中时，大家都纷纷沉下脸来告辞而去，只有那位给她树枝十字架的士兵留了下来。
这一富于象征意味的场景揭示出：已死去的改革家要比活着的改革家更容易为社会权贵们所接受。这些人乐于给死去的改革家歌功颂德，却难于与活着的改革家共事。一九二零年的罗马教廷把贞德封为圣女，可能是出于政治需要，因为贞德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可是，如果人民中间又出现一个贞德的话，教廷还会找出罪名来迫害她。这里的更大悲剧在于，四个世纪之后，贞德还是不为社会所接受。
幕落之前，贞德仰天长叹：“上帝，你创造的这美丽的大地，什么时候才能接受你的圣徒呢？还要等多久。啊，主啊，还要等多久呢？”这使观众禁不住要想：贞德这样的人，如果活在我们中间会有什么样的遭遇呢？她会为我们这个社会所接受吗？
萧伯纳笔下的贞德形象，就是这样让不同时代的人们思考自己所处的社会，从而永远鼓励人们为实现更美好的社会而奋斗。萧剧让我们看到，虽然贞德的一生极其短暂，却在人类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意义。

本文参考的是英文原著，引文为本文作者所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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