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看见职业滑手是在1978年的Kona比赛上。我正在做一个倒立的时候,Stacy Peralta撞到了我,并且说了一句抱歉就滑开了。我得到了他的照片并且当天就得到了Walker的赞助。第二年夏天我去加利福尼亚比赛,那是我第一次与优秀的自由式滑手比赛,这场比赛我也赢了。Steve Rocco是裁判,比赛后我在露天看台上看他滑板。Steve的水平超过了其他职业滑手很多。我一边看一边想,比别人优秀那么多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当我回到佛罗里达的家中的时候,我爸爸对我说,我已经证明了我在某些方面可以做到最好,并且我应该坚持下去。尽管我当时认为我可能要结束滑板了,那一年我滑得更努力了,就像是临近终点前的冲刺。只是终点线不是一个绸带而是一面墙。滑板在我身上还没有正式成型,所以我带着一点绝望更加努力的练习。Powell-Peralta在这一年春天开始赞助我板子。我的朋友Barry Zaritzky 指导我,让我可以不用看我的板子就能作出动作。我每天滑板之前不得不向后跑半英里。这个主意证明了我可以滑板不需要我的眼睛。
到1978年春天,我会了flips, caspers和 helipops。我听说圣地亚哥大赛将在8月20号举行,Barry一直鼓励我,坚信我会赢,并且如果我的父母不带我去,他会卖掉他的一些东西给我买一张去加利福尼亚的机票。我的父亲告诉我9月份开学以后就要结束滑板了。那就是我放弃希望的时候。所有的努力……最后,Stacy亲自来电话并且给了我一个到加利福尼亚比赛的正式邀请。我的父亲见送我去那里去做最后一次“放纵”很有必要。所以在我13岁生日的第二天,我飞走了,去完成我的最后一次。每个人都说我要对决Rocco,确实是。我仍然无法知道我是不是击败了Steve。也许他们给了我这个小孩一点鼓励分。但是我赢了——唯一一个戴着全套护具的自由式滑手。那一天是我的人生的转折点。我正式加入Powell-Peralta。我爸爸答应我可以继续滑板因为杂志不停的打电话过来。并且那些公司已经把钱摆到了我的面前。忽然我成了一个人物了。然后一时间事情变得神奇了,我赢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比赛――差不多35~40场。但是每一次我胜利,我对失败的恐惧就一点点变大。人们开始讲笑话,说我是多么轻松的赢得比赛。我爸爸呵呵笑着说,不用担心如果输了比赛不好意思回家了。他们都在笑,只有我在哭。裁判都在告诉我他们的工作有多么的无聊,因为从没有见过一个人击败过我。一个人告诉我他多么希望我有一次失误,这样可以给别人一个机会。我的恐惧一直在增长,只有出去确定别人没有我强我才可以停止害怕。我就像是在守着一个巨大的空城堡,但我从来没有在里面住着,因为我要不停的站在门口去看守。不只 是胜利的成就感消失了,整个事情都是那么索然无味。每场比赛之后,人们都要来和我握手,拍着我的后背让我觉得很难受。高处不胜寒的感觉我能体会的到。而那时候我只有17岁。我顷尽了我所有的精力去达到一个目标,到那目标之后发现那里这一切毫无价值。我选择的运动跟我家里意见无法达到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