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近代苏鲁地主对佃农拥有初夜权。这一权力的实施是社会结构异变的结果。这里的社会分化为占有大量土地的利益集团(大地主)与大量占地较少的贫民群体，社会结构演化为缺乏中间阶层的哑铃形而非金字塔形。掌握行政、军事和经济等各种权力的大地主，基本上不受程序化的法规制约，多沉湎于本能型的享受，无法追求高成就动机人格。一方面，他们利用国家优裕的政策，对贫民实施包括初夜权在内的各种超经济剥夺；另一方面，他们利用对下层民众的控制，经常策动成千上万的贫民反叛代表社会上层利益的国家，以获得更多的非法利益，他们的终极理想是成为享受更大肉欲的封建君主。
　　关 键 词：初夜权 哑铃形社会结构 利益集团
　　作者简介：马俊亚，安徽大学特聘教授，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

世界各地的初夜权叙述，绝大多数存在于文学作品或口头传说中①，缺乏过硬的史料证据②。苏鲁地区的初夜权资料则极为丰富可靠，充分反映了这一地区的社会状况。苏北涟水籍的严中平先生生前多次指出，由于中国地区之间差别极大，苏北就存在着初夜权的现象③。应该说，这一现象源于苏北特殊的社会结构。
　　一
　　华夏(汉)民族地区，初夜权多为民间传说，并且存在较大争议④。郭沫若认为，《诗经》时代，公子们对平民女子拥有初夜权⑤。有些学者则认为，周代、乃至中国传统社会不可能存在初夜权⑥。上述对中国初夜权的看法，均是臆测。近代苏鲁地区的初夜权有着充分的依据。
　　与欧洲相似，中国文学作品中不乏初夜权记述。一部晚明作品描写的主佃关系，包含明显的初夜权成分。
　　寿山寺，田良五百石，分为十二房，僧皆富足，都锦衣肉食，饮酒宿娼，更甚俗家。……或有畏受家累，不思归俗者，辄择村中愚善佃客，有无妻者，出银与代娶。僧先宿一个月，后付与佃客共，不时往宿。⑦
　　鲁人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有许多郭沫若所说的“公子”形象。如韦公子“放纵好淫，婢妇有色，无不私者”。怀庆潞王，“时行民间，窥有好女子，辄夺之”⑧。
　　一部清末作品中，鲁南侠盗雁高翔酬谢苏北世家子沈筠时，尽管沈非常中意一“尤妙丽”之姬，但雁认为：“此皆非贞躯，不足以辱长者。昨得一全璧，臂上守宫砂未退，谨当奉献。”⑨后使沈获得了青州贾太守之女的初夜权。这部作品的作者为泗州人宣鼎，同治(1862—1874)、光绪(1875—1908)年间在济宁、淮安等地游幕，熟悉苏鲁的风土人情与社会心理。从中可以看出苏鲁社会上层非常看重初夜权。
　　现实中更不乏这类人与事。晚清仪征学者程守谦记载，淮安府盐城县的富室商人，多利用财势奸淫未婚女子⑩。同治年间(1862—1874)，沭阳(现属宿迁市)一名施恩于贫者的寺僧，明确提出初夜权的要求，并得到了对方的认可。
　　甲者……栖身庙中，为香火道人。甲父在日，为甲聘同邑某氏女。甲财产既竭，贫不能娶。 僧故饶于资，性尤险僻，尝奢甲值而轻其事，甲颇惑之。一日置酒密室，召甲饮。半酣，谓甲曰：“闻子已论婚，胡久不娶?”甲以贫对。……僧曰：“今有一策，不知子能俯从否?若能与共之，当先为子谋百金，入门后衣食悉取给于我，并当增子值。”甲本非人类，欣然从之。合卺之夕，宾客既散，甲出，易僧入房，女不之知，听其所为。(11)
　　苏北的初夜权更多地发生在主佃之间。仪征学者刘师培指出：“禾麦初熟，则田主向农民索租，居佃民之舍，食佃民之粟。……或淫其妻女。”(12)据1928年的一份报告，徐海地区地主下乡，佃户们要献上妻女供其淫乐(13)。苏北地主看中佃户的妻女，常以服役为名，召至家中随意奸淫(14)。沭水、临沭一带地主对佃户“打、骂、奸淫的事情也是层出不穷的”(15)。《申报》载，号称“沭阳程震泰之半”的顾七斤，“垦良田七万有余亩，姬妾百。……此人好淫，远近妇人受其污者，莫点其数”(16)。曹县朱庄大地主朱凯臣拥有土地数千亩，任五方局团总，他看中的佃户女性均为其所奸淫(17)。苏北宿迁极乐庵与寿山寺相似，和尚往往有妻妾多人(18)。宿迁邵店圣寿寺的和尚“几乎个个寻花问柳”。当地俚语：“庙前庙后十八家，都是和尚丈人家。”(19)

综上所述，近代苏鲁社会掌握政治、经济、行政等权力的大地主，构成了社会的上层，他们掌握的绝对权力导致了绝对腐败。经济与人格相对独立的中间阶层极为弱小，在苏鲁社会中基本上没有影响力。因而，这种哑铃型社会经济结构中，弱势群体无法抗拒强势集团的种种侵权行为，自然无法抗拒强势集团的初夜权要求。
　　地主本身并不意味着罪恶。但利用权势故意制造社会不公正，从而使自己成为利益集团的大地主，则是罪恶的象征。

因此，苏鲁地区的初夜权，是乡村法制毁坏、地主权力失控的结果，而不是源于法律规定或宗教习俗。豪绅大地主在社会生活中的优势地位以及掌握的较多资源，主要用于维护其私益和满足其私欲，而不是把这些资源用于追求更高成就的动机，实现人格的进一步升华。他们没有脱离本能需要的追求，使其在近代社会中始终沦为负面的因素。
　　掌握国家权力的军政人员，极易成为乡村大地主，进而成为一个强势的利益集团。因此，本文所说的大地主，如其说是土地占有者，更不如说是乡村权力的占有者，且这种权力基本不受程序化法规的制约。这个集团享受了国家政策的种种优渥，成为国家在乡村的化身，但他们却不是国家利益的维护者。也正因为这个集团集国家万千宠爱于一身，造成了对平民最大程度的剥夺，使苏鲁社会除了这个集团外，几乎所有的平民群体都成为依附于他们的贫困阶层，社会结构发展成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型。显然，与金字塔型结构相比，哑铃型结构更加体现了社会不公，也更加脆弱，更容易崩溃。由于缺乏经济与人格相对独立的中间阶层，一方面，社会上层极易通过经济手段对下层进行控制。另一方面，社会上层可以轻易地控制社会的话语权，通过思想精神层面对社会进行操纵，成为具有巨大社会动员能量的集团。

表面上看，初夜权是强势集团剥夺贫民性权利，满足个人肉欲的陋俗。进言之，通过剥夺贫民的人格尊严，树立强者在社会中的独尊地位。从深层次看，由于其权力极少受到程式化法制的制约，强势集团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肆意制定乡村规范，任意创造低俗“文化”，恣意发展陋劣“传统”，对平民从物质与精神两方面进行统治。由于性权利被剥夺者的长子与剥夺者之间可能存在的血缘关系，初夜权还有助于强化贫民对豪强的君父认同，更有利于对其加以控制。
　　在严重缺失法治的环境下，一方面，强势集团绝不会成为近代国家的建设力量和乡村社会的稳定因素，他们无所不用其极地把自由民变为农奴、甚至奴隶，使依靠不合理、不公正原则建立的社会关系无以变革，固化为彻底的人身依附关系。另一方面，强势集团本身的人格升华受到了极大的束缚，使他们异变为仅能追求肉体享受的低层次人格，始终处于动物本能的状态。
　　在大地主阶层的操纵下，本应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近代国家，成了强势集团的代言人和最忠实的保护者。而强势集团却往往以叛“君”和叛国来作为回报。这一悖谬现象表明，要建设真正的近代民族国家，必须对强势集团进行程式化的监督和法制制约。
　　附记：本文初稿曾获曹树基、胡永恒、刘克祥、胡英泽、张佩国诸位教授的批评，深表感谢!

⑤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编：《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14页。
　　⑥金性尧：《炉边诗话》，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页；何满子：《何满子学术论文集》(下)，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8页。
　　⑦林鲤主编：《中国历代珍稀小说》(1)，北京：九州图书出版社，1998年，第103页。
　　⑧蒲松龄：《聊斋志异》，长春：春风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806、423页。
　　⑨宣鼎：《正续夜雨秋灯录》(下)，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221页。
　　⑩程守谦：《退谷文存》卷一，光绪二年(1876)刻本，第31页下。
　　(11)《沭阳奇案》，《申报》第649号，同治甲戌四月二十七日(1874年6月11日)，第3版。
　　(12)李妙根编：《国粹与西化——刘师培文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288页。
　　(13)萧县党史办、萧县档案局(馆)编：《萧县党史资料》(1)，萧县，1985年，第44页。
　　(14)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江苏省农村调查》(内部资料)，1952年，第438页。
(15)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山东省农村调查/华东各大中城市郊区农村调查》(内部资料)，1952年，第63页。
　　(16)虞山棣花庵主人稿：《黑虫伤人致命》，《申报》第428号，清同治癸酉七月二十七日(1873年9月18日)，第3页。
　　(17)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第125页。
　　(18)中岛权：《江北农村社会の构造に就て》，《满铁支那月志》1930年第9期。
　　(19)唐文明：《宿北大战》，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82页。
　　(20)如栖霞县，“事情[初夜权]确实有”，但“群众不肯谈自己事情”。见栖霞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等合编：《牟墨林地主庄园》，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65页。
　　(21)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江苏省农村调查》(内部资料)，1952年，第438页。

(22)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淮北分会、江苏省泗洪县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编：《邓子恢淮北文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9页。
　　(23)潘朗：《新民主主义的道德》，香港：智源书局，1950年，第2—3页。
　　(24)2009年6月17日，笔者与包蕾在南京市江苏省军区第一干休所对徐士善(正军级离休干部，1922年生)的访谈。
　　(25)《淮海报》1947年10月17日，第1版。
　　(26)《苏北报》(淮海版)1946年3月22日，第1版。
　　(27)张新羽：《土地革命时期灌南地区的农民暴动概述》，《灌南革命史料》第1辑，1984年9月，第257页。
　　(28)《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第114页。
　　(29)文年：《〈大地主程震泰〉补遗》，《淮海报》1946年7月15日，第4版。
　　(30)洪崖：《孙二太爷的后代》，《淮海报》1946年6月21日，第4版。
　　(31)《淮海报》1947年11月9日，第4版。
　　(32)《淮海报》1946年7月3日，第1版。
　　(33)《淮海报》1946年6月21日，第4版。
　　(34)《淮海报》1944年8月19日，第1版。
　　(35)《苏北报》1945年11月19日，第2版。
　　(36)《苏北报》(淮海版)1946年3月25日，第1版。
　　(37)《淮海报》1947年9月28日，第1版。
　　(38)王启云编著：《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减租减息》，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第147页。
　　(39)张令仪：《在革命队伍里》，何以祥等：《似火青春——八路军(临汾)学兵队成立五十周年纪念文集》，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第187页。

(40)张子敬，1913年生，曾任中共单县县委组织委员、单县县委书记。1939年5月，任苏鲁豫区党委巡视团主任。
　　(41)2011年1月11日，笔者与张广杰在复旦大学医学院老干部处对张令仪(1921年生)的访淡。
　　(42)《山东职工运动的总结——一九四○年八月十一日霍士廉在联合大会上的报告》，山东省总工会、山东省档案馆合编：《山东工人运动历史文献选编》第2集，1984年打印本，第20页。
　　(43)陈昊苏编：《陈毅诗词全集》，北京：华夏出版社，1993年，第123页。
　　(44)江苏省档案馆藏：《山东抗日民主政府三年工作总结及今后民主政治建设方案》，案卷号6—14，资料4000754，第19页。
　　(45)杨杰：《人生曲》，北京：农村读物出版社，1991年，第205页。
　　(46)Jorg Wettlaufer,“The jus primae noctis as a male power display: A review of historic sources with evolutionary interpretation, ”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 2000(21), pp. 111—123.
　　(47)Manuel Komroff ed., 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 1271—1295, Vol. 2, New York: The Limited Editions Club, 1934, pp. 252—253.
　　(48)谢彬：《新疆游记》，第134页。
　　(49)谢彬：《新疆游记》，第134页。
　　(50)田发刚、谭笑编著：《鄂西土家族传统文化概观》，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30页。
　　(51)伍湛：《土家族的形成及其发展轨迹述论》，《伍湛民族学术论集》，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9年，第144—145页。
　　(52)沈从文：《白河流域几个码头》，《沈从文散文选》，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63页。
　　(53) 陈翰笙：《“大跃进”中所见所闻》，张静如、李松晨主编：《图文共和国史记》，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第899页。
　　(54)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贵州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中国科学院贵州分院民族研究所编：《贵州省望谟县桑朗亭目历史、安龙县龙山布依族解放前社会经济、镇宁县扁担山布依族解放前社会经济和阶级斗争调查资料》，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贵州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中国科学院贵州分院民族研究所，1964年，第18页。
　　(55)郁达夫：《郁达夫文集》第3卷，广州：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2年，第227页。
　　(56)宋时编选：《宋之的文集》，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412页。
　　(57)L. L. Betzig, “Despotism and differential reproduction: a cross cultural correlation of conflict asymmetry, hierarchy, and degree of polygyny, ”Ethnology and Sociobiology, 1982(3), pp. 209—221.

这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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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时代山东济南的造反和这个是否有关呵呵。金代也把山东打的够呛，山东那个时期真够惨烈的，不过似乎明朝时期山东也很悲催，难道山东大汉幸福感最强的时候是满清？

侉区女人有“靠人儿”的风俗，就和此有关，都成风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