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 最早提出黄帝生于山东寿丘的是皇甫谧。《水经注》卷一十七引皇甫谧云：“〔黄帝〕生寿丘，丘在鲁东门外。”而皇甫谧很可能是引用西汉孔安国的说法。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先了解一下孔安国称黄帝是曲阜人的来龙去脉。
孔安国，西汉人，孔子的十一世孙，孔安国称黄帝是山东曲阜人，也就是自己的老乡。然
而，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留下来的秦始皇“焚书坑儒”前的战国和先秦古籍中，《国语》、《左传》、《竹书纪年》、《黄帝见大隗》等典籍中，“黄帝”从来没有和曲阜发生任何联系！而且这些书都无一例外地指出“黄帝有熊氏”、 “黄帝居有熊”以及黄帝在有熊国附近的活动。“武帝末，鲁共王坏孔捕旧宅，于壁中得古文尚书、礼记、论语及考经，皆科斗文字，当时人都不识，安国以今文读之，又奉诏作书传，定为五十八篇，谓之古文尚书，又著古文孝经传、论语训解。”后，也就是说孔安国得到几本别人都读不懂的古书后，就大称黄帝是山东曲阜人，这本身就是个问题，我们暂且不讨论。可是，从唐代以后人们把《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混编在一起后来经过明、清两代的一些学者考证、辨析，确认相传由汉代孔安国传下来的二十五篇《古文尚书》和孔安国写的《尚书传》是伪造的，因此被称为《伪古文尚书》和《尚书伪孔传》。这个问题在学术界已成为定论。也就是说，最早提出“黄帝是山东曲阜人”的是孔安国，而在此之前，所有的正史都无一例外地指出黄帝有熊氏，居地在河南新郑。（夏商时期，黄帝后裔在有熊氏之墟立国，仍称‘有熊’。《史记•周本纪》载：‘帝纣乃囚西伯于羑里。闳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骊戎之文马，有熊九驷，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费仲而献之纣。’《正义》引《括地志》云：‘郑州新郑县，本有熊氏之墟也。’《史记》提到的‘有莘’、‘骊戎’指为方国，与之并列的‘有熊’亦应为方国。有熊国约于商末周初被灭，其地归入郐之版图）。是孔安国为增强祖先孔子的地位而硬伪造曲阜这一地方的神圣性，这也就很明确地否定了黄帝和曲阜的联系。
如果说皇甫谧注解《史记》时没有受孔安国的影响那么他的注释就很奇怪了，在这里刘文学老师说的很明白：
“历代文献表明，在皇甫谧提出'帝生寿丘'500多年之前，史书已经明确记述黄帝是哪里人。战国《竹书纪年》说黄帝“居有熊”，战国《世本》以及汉代《史记•五帝本纪》、《大戴礼记》都说黄帝“居轩辕之丘”。“有熊”和“轩辕之丘”的所在，历代史学家都认定是在河南省新郑县。”
“其实，当皇甫谧提出山东寿丘说之后，当时的史学家王嘉在《拾遗记》中就针锋相对说：“轩辕黄帝出自有熊之国”，清代陈逢衡《竹书纪年集证》引明代太常少卿郑环说：“黄帝少典之子，生于新郑之轩辕丘，非生于兖州之寿丘也。”郭袁恒在《历代帝都考》也说：“黄帝生于寿丘（开封府新郑）。”
所以，我们实在不知皇甫谧的“曲阜说”从何而来。如果我们看《史记》皇甫谧关于黄帝的注释，就会发现皇甫谧本人关于黄帝的注释前后自相矛盾，很多地方无法自圆其说，比如，他承认黄帝是有熊氏、居有熊，但是却又毫无根据地称黄帝“生于寿丘“。以至于陕西黄帝陵碑刻也作：“黄帝生于‘山东’寿丘。”宋真宗“仙源县”的改名。
第二， 还要说孔安国的祖先孔子，今人所留下的孔子的传记中，从来没有提到孔子在自己的家乡（而且还是同一个县的）拜黄帝，不仅如此，孔子也从来就没有提到过“黄帝在曲阜”，而大力提倡“效古圣王“的孔子竟然对作为人文始祖的同乡置之不理，这已经不是不近情理而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了。
第三， 古籍中记载黄帝的史料和现在的曲阜附近的地理环境根本对不上号。曲阜无名山大山，而记载黄帝的大量史料所称的“具茨山”、“风后岭”具体地址等经考证已经确认。“黄帝将见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为御，昌寓骖乘，张若、謵朋前马，昆阍、滑稽后车。至于襄城之野。。。。。。”（战国 庄周《黄帝将见大隗》）（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在夏、商时期的地图上这样标明：有熊氏地域内有两大地貌特点：南有颍水，此有大隗山，（汉书．地理志》记载：河南郡有大隗山，盖压禹、密、新三县也。”北魏时候，大地理学家郦道元通过实地踏勘，在他写的〈水经注》里确切地说：“大隗即具茨山也。”）而且新郑周边县市的黄帝遗迹多达几十处，遍布新郑、新密、襄城、禹县等县市，系统而完整，且都能与先秦古籍一一对应，这也刚好是有熊氏的活动范围。而曲阜在西汉以前，根本没有黄帝的传说及遗迹。
孔安国，西汉人，孔子的十一世孙，孔安国称黄帝是山东曲阜人，也就是自己的老乡。然
而，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留下来的秦始皇“焚书坑儒”前的战国和先秦古籍中，《国语》、《左传》、《竹书纪年》、《黄帝见大隗》等典籍中，“黄帝”从来没有和曲阜发生任何联系！而且这些书都无一例外地指出“黄帝有熊氏”、 “黄帝居有熊”以及黄帝在有熊国附近的活动。“武帝末，鲁共王坏孔捕旧宅，于壁中得古文尚书、礼记、论语及考经，皆科斗文字，当时人都不识，安国以今文读之，又奉诏作书传，定为五十八篇，谓之古文尚书，又著古文孝经传、论语训解。”后，也就是说孔安国得到几本别人都读不懂的古书后，就大称黄帝是山东曲阜人，这本身就是个问题，我们暂且不讨论。可是，从唐代以后人们把《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混编在一起后来经过明、清两代的一些学者考证、辨析，确认相传由汉代孔安国传下来的二十五篇《古文尚书》和孔安国写的《尚书传》是伪造的，因此被称为《伪古文尚书》和《尚书伪孔传》。这个问题在学术界已成为定论。也就是说，最早提出“黄帝是山东曲阜人”的是孔安国，而在此之前，所有的正史都无一例外地指出黄帝有熊氏，居地在河南新郑。（夏商时期，黄帝后裔在有熊氏之墟立国，仍称‘有熊’。《史记•周本纪》载：‘帝纣乃囚西伯于羑里。闳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骊戎之文马，有熊九驷，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费仲而献之纣。’《正义》引《括地志》云：‘郑州新郑县，本有熊氏之墟也。’《史记》提到的‘有莘’、‘骊戎’指为方国，与之并列的‘有熊’亦应为方国。有熊国约于商末周初被灭，其地归入郐之版图）。是孔安国为增强祖先孔子的地位而硬伪造曲阜这一地方的神圣性，这也就很明确地否定了黄帝和曲阜的联系。
如果说皇甫谧注解《史记》时没有受孔安国的影响那么他的注释就很奇怪了，在这里刘文学老师说的很明白：
“历代文献表明，在皇甫谧提出'帝生寿丘'500多年之前，史书已经明确记述黄帝是哪里人。战国《竹书纪年》说黄帝“居有熊”，战国《世本》以及汉代《史记•五帝本纪》、《大戴礼记》都说黄帝“居轩辕之丘”。“有熊”和“轩辕之丘”的所在，历代史学家都认定是在河南省新郑县。”
“其实，当皇甫谧提出山东寿丘说之后，当时的史学家王嘉在《拾遗记》中就针锋相对说：“轩辕黄帝出自有熊之国”，清代陈逢衡《竹书纪年集证》引明代太常少卿郑环说：“黄帝少典之子，生于新郑之轩辕丘，非生于兖州之寿丘也。”郭袁恒在《历代帝都考》也说：“黄帝生于寿丘（开封府新郑）。”
所以，我们实在不知皇甫谧的“曲阜说”从何而来。如果我们看《史记》皇甫谧关于黄帝的注释，就会发现皇甫谧本人关于黄帝的注释前后自相矛盾，很多地方无法自圆其说，比如，他承认黄帝是有熊氏、居有熊，但是却又毫无根据地称黄帝“生于寿丘“。以至于陕西黄帝陵碑刻也作：“黄帝生于‘山东’寿丘。”宋真宗“仙源县”的改名。
第二， 还要说孔安国的祖先孔子，今人所留下的孔子的传记中，从来没有提到孔子在自己的家乡（而且还是同一个县的）拜黄帝，不仅如此，孔子也从来就没有提到过“黄帝在曲阜”，而大力提倡“效古圣王“的孔子竟然对作为人文始祖的同乡置之不理，这已经不是不近情理而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了。
第三， 古籍中记载黄帝的史料和现在的曲阜附近的地理环境根本对不上号。曲阜无名山大山，而记载黄帝的大量史料所称的“具茨山”、“风后岭”具体地址等经考证已经确认。“黄帝将见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为御，昌寓骖乘，张若、謵朋前马，昆阍、滑稽后车。至于襄城之野。。。。。。”（战国 庄周《黄帝将见大隗》）（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在夏、商时期的地图上这样标明：有熊氏地域内有两大地貌特点：南有颍水，此有大隗山，（汉书．地理志》记载：河南郡有大隗山，盖压禹、密、新三县也。”北魏时候，大地理学家郦道元通过实地踏勘，在他写的〈水经注》里确切地说：“大隗即具茨山也。”）而且新郑周边县市的黄帝遗迹多达几十处，遍布新郑、新密、襄城、禹县等县市，系统而完整，且都能与先秦古籍一一对应，这也刚好是有熊氏的活动范围。而曲阜在西汉以前，根本没有黄帝的传说及遗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