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之由来
最早将阻卜与鞑靼联系到一起的是晚清学者高宝铨。早在上世纪初，高氏首发阻卜之覆，指出《金史》之阻卜就是《元朝秘史》之塔塔儿（即狭义之“鞑靼”）。2 受他这一见解的启发，后来松井等、箭内亘、白鸟库吉等几位日本学者进而怀疑辽金时代的阻卜与唐宋时代广义的鞑靼实际上都是室韦系民族的异称，但同时他们也都对鞑靼为何被称之为“阻卜”感到迷惑不解。1 直到王国维《鞑靼考》一文发表，才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索。王文的论点主要有二：第一，认定《辽史》之阻卜及《金史》之阻就是唐宋人所称的鞑靼，并谓蒙古人讳言鞑靼，故元朝史官将辽金史中的鞑靼一词删改殆尽；第二，关于阻卜一词的来历，王国维提出一个他自称为“极武断、极穿凿”的假说：阻乃鞑靼二字之倒误（后又省作阻卜），且非无心之误，而是元朝史臣的有意误写，——也就是说，辽金时代根本就没有阻卜或阻之称。
王国维的这篇文章激发了学界对此问题的浓厚兴趣，单就阻卜即鞑靼的命题而言，人们大都表示认同，但仍有少数学者对此持有异议，徐炳昶在30年代初著文反驳王国维，题目就叫《阻卜非鞑靼辨》。3 王国维的结论在当时之所以让有些人不服气，原因就在于他的论据全都来自于传世文献，缺乏他所推崇的“二重证据法”，实际上还只是一种推论而已。
在王国维《鞑靼考》问世二十多年之后，经他力倡的阻卜即鞑靼说终于得到了出土文献的证实。1952年，蔡美彪先生发表其成名作《辽金石刻中的“鞑靼”》，根据他从《辽道宗哀册》中发现的有关鞑靼的文字，与《辽史》道宗一朝阻卜叛乱的史实相比勘，证明《辽史》所称阻卜正是《道宗哀册》所称鞑靼；另外他还发现，金《完颜希尹神道碑》所述平耶律余睹之叛，其中涉及鞑靼的记事，辽金二史的《耶律余睹传》或者加以删略，或者改作“边部”，——王国维提出的“避讳”说也由此得到一个重要的佐证。4 至此，阻卜即鞑靼说基本上已成定论。
关于“避讳”说，还可以补充一条新的证据。1980年在北京丰台出土的金《乌古论元忠墓志》，有“（大定）十五年，达靼款□（塞？）贡献，诏公往领之”一段文字。1 不巧的是，今本《金史·世宗纪》大定十五年约脱去一页，正月至六月不著一字，故此事不见记载；但《金史》卷一二○《乌古论元忠传》有曰：“（大定）十五年，北边进献，命元忠往受之。”墓志中的“达靼”字样，到了《金史》里就被改作“北边”，显然也是有意为之。这与《金史·耶律余睹传》改“鞑靼”为“边部”如出一辙，都是元朝史官刻意回避鞑靼的实证。
但元朝史官为何要刻意回避鞑靼一词，却有着不同的解释。按照王国维的说法，这是因为“蒙人本非鞑靼，而汉人与南人辄以此名呼之，固为蒙古人所不喜；且元末修史之汉臣，已不复知鞑靼与蒙古之别。……故讳之尤深”。这种解释过去曾被学界视为定论。近年蔡美彪先生对此提出异议，他发现在元代的汉语文献中（包括皇帝诏旨、官府公文、通用辞书、民间曲文等等），指称蒙古的“达达”一词屡见不鲜，毫无避忌，可见“蒙古人讳言鞑靼”的推测是没有根据的；元朝史官所修辽金史之所以尽量回避“鞑靼”字样，可能是出于避免读史者将鞑靼与蒙古相混淆的考虑。2 王国维的第一个论点，经蔡美彪先生半个世纪的求证，最终得出了妥帖的结论。称蔡氏为王观堂之功臣，似不为过。

总之，目前有关契丹小字“鞑靼”一词的释读意见均属牵强附会。我觉得，要想在契丹大小字中寻找“鞑靼”恐怕是缘木求鱼。达靼（Tatar）本是突厥人对室韦系蒙古语族诸部落的泛称，辽代汉语文献虽也沿用此名，但契丹人既然用另外一个专有名称阻卜（术不姑）来指称鞑靼，在契丹语中想必不会有Tatar之称。
契丹小字的“阻卜”一词，是由王弘力先生首先解读成功的。他正确地指出，《许王墓志》第17行大安十年下一词即是“阻卜（术不姑）”，可拟音为ʧobog~ʧubug；第20行则为阻卜之宾格。1 即实先生基本同意这一解读结论，不过他的拟音与王文有所不同。他认为，一词应读作[ʧ‘pukn]或[ʧpuk ‘n]，因[n]音脱落，故译为术不姑或直不姑。2
据长田夏树氏考定，《许王墓志》的墓主为耶律斡特剌。3《辽史》卷九七《耶律斡特剌传》载：大安间，“迁知北院枢密使事，……北阻卜酋长磨古斯叛，斡特剌率兵进讨”。又据《道宗纪》，大安十年四月庚戌，“以知北院枢密使事耶律斡特剌为都统，……讨磨古斯”；九月，“斡特剌破磨古斯”。《许王墓志》提到的阻卜，就是指耶律斡特剌大安十年所征讨的北阻卜。
1983年出土的《耶律仁先墓志》，除志石正面刻汉字37行外，志盖内侧还刻有契丹小字70行，但契丹小字墓志与汉文墓志不是对译的，两者内容各有侧重。值得注意的是，在耶律仁先的契丹小字墓志中，作者至少用了13行的篇幅（第39行至51行）详细记述墓主在咸雍五、六年间以西北路招讨使率兵征讨阻卜诸部的经过，其中第39、40、46行三次出现一词，第51、56行两次出现一词。
关于（阻卜、术不姑）一词的拟音，还需要做一点说明。此词系由三个原字构成，其中第一个原字出现频率极高，其音值经过反复验证，《契丹小字研究》将它构拟为[ʧ‘]；1 第二个原字的音值，即实先生拟为[pu]，2 按此字为契丹小字（挞不也）和（捺钵）的第二音节，可证其拟音问题不大；第三个原字的音值，王弘力先生拟为g～gə。3 一般认为，契丹小字中每个用于拼写辅音的原字，除其基本音值外，还往往含有一个元音，但它们所包含的元音音素很难确定，因此王弘力和即实先生对一词的拟音目前还只能作为参考。
在契丹小字中，常有同词异形的现象。见于《宋魏国妃墓志》第11行的人名，以及《耶律弘用墓志》第16、19、20行的同一人名，据我判断，它们很可能都是（术不姑）一词的不同写法。首先，虽然上述两词的第一个原字通常被视为两个独立的原字，但从大量的实际用例来看，应该是的异体；其次，两词的第三个原字与术不姑一词的最后一个原字常常互相通用，可知其音值相同。刘凤翥先生将这个人名音译为“智不困”，4 我认为按辽朝人的惯常译法，宜译作“术不姑”。这一发现启示我们，从契丹人的名字入手，也许是解读“术不姑”词义的一个有效途径。

本文系国家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三至十四世纪中国历史的多元文化环境研究”课题成果之一，并得到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助。北京大学历史系党宝海博士对本文有重要贡献，又承复旦大学历史系姚大力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钟焓博士提供修改意见。
作者：刘浦江

没读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