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在长期的生活和学习过程中形成的，是各种文化因素交互影响的结果。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一经形成，就具有确定的方向性，对人的综合素质和终身发展产生深远持久的影响。3、文化塑造人。优秀的文化能够丰富人的精神世界。积极参加爱健康有益的文化活动，不断丰富自身的精神世界，是培养健全人格的重要途径。优秀的文化能增强人的精神力量。优秀的文化作品，总能以其特有的感染力和感召力，诗人深受震撼、力量倍增，成为照亮人们心灵的火炬、引领人们前进的旗帜。优秀文化为人们的健康成长提供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对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文化最能影响人的是气质，胸有诗书气自华。有文化的人至少在表面让人耳目一新。文化能让你眼界开阔，文化能让你运筹帷幄。文化在使用得当时能尽快让你社会地位得以提升，至少有提升的希望。但文化也可以造就二种人：知道文化的人和知识文化的人，前者只是一个流动的图书馆，后者用文化造福自己和别人。但是有文化的坏人比没文化的坏人更无耻，这点尤其要让我们致力于追求文化的人警醒。

历史题材剧的社会担当与价值定位
新版电视剧《三国》一经亮相就成为各播出电视台的收视率保证。但与高居榜首的收视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观众的批评和网友的叫骂。其中，受攻击最多的是剧中时空穿越的历史错误和半文半白的台词。与此同时，《万历首辅张居正》、《杨贵妃秘史》等一批历史题材剧也在热播之中。在这一背景下，有关历史题材剧的价值定位、社会功能及其如何反映历史真实等问题再次成为人们的热议话题。带着上述问题，本报记者请有关学者从学术角度进行了解读。

当代责任：传承历史文化 提升民族思维
　　依据目前学术界普遍接受的“大戏剧”概念，历史题材剧的范围包括话剧、戏曲、歌剧、舞剧、电影、动画片、广播剧、电视剧等多种艺术形式。历史题材剧内容非常丰富，数量非常庞大。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教授刘丽文认为，历史题材剧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历史正剧就是基本忠于历史事实、风格严肃、内容严谨的作品，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涉及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另一类是情节虚构、以娱乐为主的古装戏，有人也把它叫做类型剧。
　　历史题材剧是人类了解祖先、传承文化的重要形式。对中国这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国家来说，其意义更为重大。刘丽文认为，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中华文明曾在世界上遥遥领先，但西方人对我们悠久的文明所知甚少，就是今天中国的年轻一代，同样不了解自己的过去。历史题材剧迎合了人们了解过去的心态，有着非常高的收视率。因此，历史题材剧别无选择地应该担当历史文化传承的重任。特别是历史正剧，其内容涉及历史上的真人、真事，自然包含了文化历史传承的意义。对此，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尹鸿进一步指出，任何历史都是在满足当代人对历史的认知。认知历史也就是认知现实，很多有影响的历史题材剧都是在表现历史的时候表达了当代人的价值观和态度，这其中既包含了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也包含了对传统文化认知的某种提升，即通过发现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找到现实的一套价值观和态度。
　　除了历史文化传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传媒研究中心冷凇博士提出，历史题材剧对提高观众的审美情趣和辩证思维也有一定作用。受大众文化冲击，历史题材剧的创作要迎合观众的娱乐需求，但换一个角度说，观众的审美情趣又是可以引导和培养的。历史题材剧特别是历史正剧恰能发挥这方面的作用。因为一部严肃的历史题材剧能够引起人们对历史的思考。人们可以通过对历史进行另一种解读，获得精神上的愉悦。观众的素养提高了，反过来又能够促进好的作品产生。历史题材剧如果能上一个新层次，对整个民族的思想力都是一个提升。

创作底线：符合当时语境 不引导观众曲解历史
　　正因为历史题材剧有着特殊的社会价值，其创作如何正确反映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就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上世纪60年代关于这一话题曾经引起史学界和文艺界的争论。时过境迁，在当前形势下，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呢？尹鸿提出，历史题材剧是从个体和微观角度来反映历史的，表现历史事实时必须采用一定的艺术视角。因此，在历史真实和艺术虚构之间，历史题材剧应该找到一种平衡，无论如何都应该以不引导观众曲解历史、不引起观众对历史的误解为底线。对此，冷凇也认为，历史题材剧如果涉及真实的历史人物，在没有明示该剧为“戏说”或“虚构”的情况下，就应该遵循不违背历史常识的原则。
　　绝对的真实肯定是不存在的。冷凇认为，历史题材剧的创作只能遵循“事实不虚，形式不拘”的原则。所谓“事实不虚”就是整体不违背历史规律和常识，“形式不拘”就是细节刻画不要求与历史教科书及观众的固有认知一致，允许历史题材剧为人们提供对历史的另一种解读。对此，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李凭特别提出，在历史正剧中添加“靓仔”等具有明显现代特征的词汇可能就不符合历史语境，这样的历史题材剧也很难成为经典。

未来发展：发挥学者作用 借重专业研究
　　谈到学者参与历史题材剧创作，有人提出，对电视剧这种纯娱乐的文化快餐，没必要从学术角度对其指手画脚。但是，有更多的学者认为专家参与值得肯定。尹鸿强调，向公众传播文化从古至今都是知识分子的使命。这当然不是知识分子唯一的功能，但在历史题材剧的创作中吸收更多历史学家的意见和建议，恰恰体现了人们对知识和专业化的尊重，代表着一种进步的潮流。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陈长琦也认为，历史题材剧的创作应该有历史学者的参与。这是经典历史题材剧的成功经验。因为由历史学者对剧情所呈现的历史背景把关，可以避免一些大的失误及常识性错误。比如旧版电视剧《三国演义》开场就使用了“魏”、“蜀”、“吴”三面旗帜交互飘扬的镜头，这就犯了违背历史常识的错误。三国时期，“蜀”并不称“蜀”。刘备自称汉室后裔，自认为是汉朝的继承人，其建立的政权因而称为“汉”。“蜀”是别人对它的贬称。刘备不可能自称为“蜀”，更不可能高举“蜀”的旗帜。像这样的错误，学者很容易从专业角度发现。
　　具体到学者参与历史题材剧创作的路径，冷凇介绍了国外的情况。他说，学者参与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利用“学术休假”的机会直接参与影视剧的创作和生产；二是进行媒介批评，当裁判；三是参与由专业人士组成的团队对播映后的影视剧进行事后审查。以上三种途径，从某种程度上满足了专业人士对历史题材剧的学术评判。总体上看，学者参与能够发挥安全网作用，对历史题材剧发挥文化传承功能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目前，我国很多历史题材剧的创作已经开始注意吸收专家意见，某些历史题材剧的编剧本身就是历史学者。另外，国家成立了重大革命与历史题材影视剧领导小组，注重发挥专家作用。但是，学者们已经看到，历史学者的这种参与也不可能完全杜绝历史题材剧的历史错误，毕竟历史题材剧不是历史本身。

　　2002年，“孔子2000”网站和“中国哲学史”2002年第二期关于“儒家与宗教”的讨论，无疑是有其学术价值的，但若这一讨论若不能进入到“儒学”、“儒家”或“儒教”，如何解决当代中国12亿民众的道德教化问题，如何成为中国士人的精神命脉之所寄，那么这一讨论仅仅是学术界的讨论，而不能真正实现儒家思想的内在精神，不能真正实现源于历史、面向世界、立足中国现实的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
　　什么是儒家的内在精神？内仁外礼、培养官吏、教化民从，从而实现整个社会的高度文明与和谐。同时，儒家文化的内在精神也构成中国传统士人的精神命脉之所寄。这是儒家文化在中国历史中担当的角色。儒家的这一内在精神即便在当今社会也有其积极的现实意义，因为一个民族的现在、未来源于其对历史的承继，没有对自己本民族历史承继的民族，就不能解决好其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也不能创造其极富生机的未来。
　　今日信奉儒家者，倡导儒学者，必以实现儒家的这一内在精神为使命，方能真正发展儒学。因为儒家自其发源之始，就以“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为其核心宗旨，这一宗旨有着强烈的社会实践特征。今日儒家思想若不能在社会层面上实践这一宗旨，不能在社会层面上实现教化民众的功效，那么儒家思想只能是一种脱离现实生活的死亡思想。人类思想的发展与思想的巅峰，皆源于对历史的继承与对现实问题的解决，儒家的发展史也充分印证了这一点。如孔子删定六经，开创儒学这一伟业，既源于“郁郁文哉，吾从周”这一对周王朝文化之仰慕，又源于其对周王室衰落，枝强干弱这一现状的忧虑。没有对历史的继承，没有对现实的关注，则无孔子之伟业。其后，汉代儒学之倡盛，宋明理学之兴起，皆源于天下大乱后，一批儒生忧君、忧民、忧社稷，以弘道为已任，以“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生民立命、为天地立心”为其使命，正是有了这一批修齐治平儒生的存在，儒学本身才有了一次又一次源于历史、立足于现实的弘光。
　　中国社会经过160多年的社会动荡，各种尖锐的社会矛盾皆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缓解，社会渐趋于稳定。今日中国社会有一个价值观念重建的过程，这一重建的过程不可能是一个没有历史的重建，其必是一个源于中国传统文化，面向西方，立足于中国社会现实的文化重建。儒学，作为中国传统社会中价值规范体系，必然会对当代中国的道德价值观念重建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与基督教起源不同，儒教源于术士。
　　《说文》：“儒，术士之称。”《礼记》“乡饮酒义”注：“术，犹艺也。”《列子》“周穆王篇”：“鲁之君子多术艺。”术士犹谓艺士。由其娴习六艺。……（六艺）殆为当时贵族子弟几种必修之学科也。其擅习此种艺能以友教贵胄间者，则称“艺士”，或“术士”，或“儒”，即后来儒家之来源也。艺士不仅可以任友教，知书、数可为冢宰，知礼、乐可为小相，习射、御可为将士，亦士人进身之途辙。3
　　“儒”起源于艺士，艺士地位非是受压迫者，也不是统治者，而是以“艺能以友教贵胄间者”。艺士这一友之地位，就决定了他与王权的合作性，只有通过合作其才能以其艺能为进身之途辙。
　　儒的这一起源就决定了儒教从其源头上而言就与王权有着一定的合作性。如孔子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此言体现了儒教在其精神实质上是要与王权结合建立一种以仁为精神的王国，这种合作是和柏拉图哲学王的思想有着一定的相似性，皆是从非压迫者的地位出发建立的一种政治理想国。其后汉代政治体制无疑就是儒教思想在现实社会中的具体体现。
　　但从孔子起，孔子意义下的儒虽未改变与王权的合作性质，但却与术士儒有着本质不同。这种不同也正孔子所谓的君子儒与小人儒之别。
　　所谓君子儒，虽欲进身，但非为进身而进身，进身之前提是以实现仁义礼智信为其理想，施仁政于天下，大行王道。若不能行王道理想，则邦有道则进，邦无道则藏，正所谓“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此是孔子意义的君子之儒。
　　所谓小人儒，仅把艺能作为进身之途辙也。为进身进身，非以仁义礼智信为其理想、为其进身之前提。
　　故孔子告诫弟子：汝为君子儒，勿为小人儒。
　　从总的精神来言，儒教与王权之关系非如基督教与王权之关系。儒教与王权之关系，多是一种彼此相互依存的关系，儒教的仁义礼智信要通过与王权的结合来实现。而基督教与王权之关系，乃是一种分庭抗礼的关系，是彼此相互独立的关系。宗教律法和世俗律法之间有着一条明确的界限，但王权从精神与道德上要受到教权的批判、要受到教权的约束。基督教精神的力量要高于世俗王权的力量，基督教多从道德的角度对世俗王权进行批判。
　　从儒教的历史来看，正统儒教与王权是合作批判的关系，批判是为了更好地帮助王权解决自身的不足，完善王权的统治，从而实现儒家行仁义于天下的王道思想。
　　儒教对王权之批判，非如基督教对王权之批判。基督教对王权之批判纯粹是一种精神力量高于王权力量式的批判。尽管儒教对中国的政治影响非常大，对王权也有过许多批判，但在性质上儒教是与王权合作的，故王权力量往往将儒教作为一种统治之术，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常有之事实。
　　“汉武帝即位后儒家被统治者看中的，不是它的‘学’，而是它的‘术’，继法术、黄老之术后的第三种‘安宁之术’”。1

　21世纪的中国，面临的任务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复兴既需要科技发达、经济繁荣，更需要12亿中国民众需要有严格的道德约束与道德自律。没有严格道德自律与严格约束的民族，必是一个没有根基的民族；没有严格道德自律与严格道德约束，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是没有根基的复兴。
　　一个民族的历史是这个民族来创造的。儒家思想是否能在21世纪为中国民众的道德教化起到良好的积极作用？这一切皆需要士人的努力。
　　任重道远，士不可以不弘毅。
　　作者联系方式：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社科所 邮编：518055
　　[1] 《马太福音》，第22章，第37—40节。
　　[2] 《历史研究》，汤因比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96页。
　　[3] 同上，第179页。
　　[4] 同上
　　3 《国史大纲》，钱穆著，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96页。
　　1《壶里春秋》朱维铮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