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文】仁必须守着/于坚（诗人）
文明一词中国独有。直接讲，就是以文来照亮。照亮什么？人性。人性是什么，孔子早就说了，仁者人也！在中国，人就是文明的亲在（借用海德格尔的术语）。
最近时代，不仁者层出不穷。舆论抨击那些制造毒食物者、制造污染者、暴力拆迁他人家园者……但很少涉及这些现象的根本——不仁！
“文革”时代，中国鲜矣仁。对仁的革命导致了文明的黑暗。文明具体到一个时代，就是文化。天人合一，文在中国不是抽象的，不是教堂里面的经书，它是文字语言、经典，也是传统、历史、存在方式、生活世界的种种细节。文制约规范着人的存在。文化在中国营造出一种宗教般的世俗的引导监督控制系统，潜移默化，“百姓日用而不知”。任何事情都必须“仁”“生生”“止于至善”，否则“千夫所指，无病而死”。
“文革”的遗产是，开天辟地，否定文明，一切复0。只要站对所谓“阶级立场”，不仁不义不忠不孝，什么都可以干，怎么干都可以。传统讲“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而红卫兵可以理直气壮打死自己的老师。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君子就是仁者，文人、知识分子是仁者中的布道者，“存之者”，而“文革”首当其冲的就是文人以及各行各业的君子。
人们并未从根本上反思文化在中国的重要性，文化被视为一种权宜之计，一种宣传手段。其实，文化化的是永恒的仁，仁泽天下；宣传只是此一时彼一时的概念、观点。例如，“文革”时代“绝对正确”的宣传今天已经声名狼藉。“文革”后意识到国势衰落是经济的落后，而未意识到其根本是文化的黑暗。“五四”的中国先知意识到“仁”在历史中的操作性错误，被教条化，概念化，丧失了“活泼泼”，成为禁锢生命之枷锁这一面，还未来得及总结它有益于人性的另一面。而“文革”恰恰从反面证明了“仁”在根本上有益文明、人性的一面。
如果“先富起来”被文化的终极目的“仁”制约着，那么它必然顾及传统、道德、诗意、美感、哲学、经验以及中庸之度……文明在中国，早已设想出甚至实现过人间乐园（比如宋词歌颂过的那种现实，钱穆对此有深刻的论述）。人们只是在各自的时代中依据不同的物质条件再次实现之而已。例如，何谓家园，无论建筑材料如何更迭，人们理想中的天堂式的栖居难道不依然是“下有苏杭”么？人的进步仅在于接受“下有苏杭”用的是钢混材料，但不能“鲜矣仁”。可怕的是拆迁者们以为破旧立新就是进步，而意识不到将一位80岁的老妪（与拆迁者母亲同龄）赖以乘凉并将无疾而终的祖传槐树、水井、邻里、祖坟……的“旧”摧毁，让八十老母背井离乡乃是极大的不仁。
世界无论如何进步，仁是不会进步的。仁必须守着。仁决定着进步的质量。孟子说：“……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孙丑上》）
就像在西方文化中上帝创造了人那样，在中国，仁决定着人。“文革”的要害在于，它暴力地摧毁仁，最终丧失了人。
那些鬼城、雾霾、毒奶粉、地沟油、死亡的湖泊河流、贪官……无不是“鲜矣仁”的结果。
“仁者寿”。这不是关于如何延年益寿的医技，而是中国文明之大道。

“克里斯蒂就是很好的操作工”
南方周末：为什么你不赞成你的研究生读书期间写小说？
王安忆：问题在于，他们所写的那些东西，实在是比较潮流化，和文学的本质好像不是一回事情。
我主要教小说，小说要有虚构能力。现在有博客，每个人都可以在上面写自己的生活。作家是要有想象力的，有虚构能力。你要把这些从你自身经验里生发出来的感情，通过一定的技巧，虚构成一个故事。现在年轻的孩子在风潮底下把写作当成一种宣泄。我很不喜欢他们有这种习气，宁可要一个从来不写作的人。
我劝他们少发一点。但全国那么多杂志，都挺需要稿子的，我也很难去阻止，其实也不敢阻拦他们，因为会关系到很多，比如个人成功、经济收入、需要发点稿子才能找到的工作。
南方周末：人文素养可以培育，作家能培养吗？创意写作的培养目标是什么？
王安忆：来读MFA的人都是已经在写作的人，他对写作有特殊的兴趣，或者已经有一定的成绩。
文学确实需要天赋，天赋不能教；另一部分由生活经验来决定。但文学还是有一部分可以教，这就是技术。比方说，小说的虚构能力，框架和结构，包括语言。我至少可以让学生知道，什么是好的语言，什么是垃圾语言。我开写作实践课，就是想通过我的经验、我对写作的理解，让你们在实践和训练中，了解什么叫做虚构。而对MFA的学生，我个人很看重的一门课是经典阅读。我们都是从阅读当中得到对文学的理解和认识的。
南方周末：“创意写作”听上去，像是一个培养职业写手的训练工厂。
王安忆：这个艺术硕士的论文，是要以创作来体现的。至于是不是创作工厂，能不能培养创作能手，还不好说。克里斯蒂就是一个很好的操作工，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做到这一步？这是万难的事情。
美国这方面的课程特别多。有些作家身上，非常明显地能看到，他受过写作课的训练，比如哈金、严歌苓。他们有天分，但他们确实从写作课得到一种技巧，让他们的创作能持续。现在一些作家，很快把自己的生活经验消耗完了，一两篇作品很好，以后难以为继。
有一些印度作家，我建议你注意一下，他们都是在美国的写作班里待过的，你能看出来他们的技巧，创作力非常之旺盛。
中国的作家都很有才情，可是都缺少职业化的素质。总的来讲，中国的各行各业都缺少一种专业性。
“我尊敬真正的畅销书作家”
南方周末：你为什么那么喜欢阿加莎·克里斯蒂？
王安忆：我内心是很尊敬畅销书，但要是真正的通俗小说，不是那种假的。推理小说是我最喜欢的类型小说。推理小说里面，我又觉得克里斯蒂是最好的，她的作品我已经看了有二十年了，每套全集我都有，看得滚瓜烂熟。推理小说有一个很大的主体性，就是因果关系，有个逻辑推理。她这方面结构很严密，外形又非常地感性，有人性、有生活，她本人的个性投射又那么清楚。
南方周末：你喜欢斯蒂芬·金吗？
王安忆：不太喜欢。他的小说有个问题，推理不下去了，就制造一个奇怪事件。而克里斯蒂不大会犯这种错误，她所有的案子，和她的解答，都是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发生的。
斯蒂芬·金总是写那些我们完全不可能接触到的事件，这样写很方便。克里斯蒂有时候也会碰到实在推不下去的地方，那么她也会再死一个人，但基本上符合生活的逻辑，而且是日常生活的逻辑。
还有一个作家，松本清张，我也很喜欢。但日本把他归到严肃文学。松本清张的小说，往往和整个日本的政治体制和社会背景有关系，我觉得他本质上是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
南方周末：你很欣赏王朔和迟子建，为什么？
王安忆：王朔是一个很会写故事的人，《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那时候他表现出来的虚构能力很强很强。王朔其实是一个古典作家，主要是他的思想有点离经叛道……
迟子建和我有点像，我们都属于那种写作上使过笨功夫的，不是仅仅是有才华的那种作家。她不停地在写，有力气，不停地有好的东西出来，这是很不容易的。
南方周末：《小说家的十三堂课》里，除了马尔克斯外，其他的作家都是古典主义的老作家。
王安忆：现代派里我只选了一个马尔克斯。有些经典的作家，我们是推不翻他的。比如托尔斯泰，怎么可能推翻他？真是应该感谢前辈的积累。到我们今天来说，小说已经留下了许多的财富，有些财富你推翻不了。
我也很注意从当代作家中寻找好的东西。当代作家给人的困惑就在于他们不稳定，我们看不到他们的终点，不晓得他们最后会在哪里完成自己的代表作……但是他们非常活跃。
南方周末：在《王安忆导读报告》里，你带学生们分析的，都是不那么知名的年轻作家作品。
王安忆：我选了周宛润、胡廷楣、李肇正、王秀明。这本书的主题是写上海生活的当代小说，后来给香港的学生上几堂大课。完全是教学需要。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它也反映了我的一个阅读。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哪怕我是在写一部我并不很满意的作品，我也总是努力地要使用它，让我的观点得到全面的表达。

【4.21文】让我们和不能原谅人类的你一起活下去吧/蒋方舟
宫崎骏先生：
您好！
前段时间，我一直在看美国推理作家詹姆斯·艾罗伊的小说。他最著名的作品叫做《黑色大丽花》，以美国历史上一个真实的残忍案件为原型，讲一个年轻貌美的女性惨遭杀害的故事。
但凡对这个作家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这桩惨案发生在他十岁的时候，而受害人是他的母亲。他父母离异，母亲是护士，和“黑色大丽花”命案一样，杀手是谁至今成谜。
詹姆斯携带着母亲被杀害的记忆生活了几十年，每年与它共眠，共同面对照常升起的太阳，最后终于把它变成了自己的小说。这并不意味着他与自己的记忆和解，把它忘在脑后，恰恰相反，他的每一部小说都有被杀害的母亲的影子，而每次书写，都像是在母亲的尸体上又开了一枪。
他和你有什么关系？一个充满黑暗色彩的犯罪小说作者，和一个编织环境和梦想的动画家？
因为母亲。
你的新作《起风了》，讲述的是日本航空之父、零式战机的开发者堀越二郎年轻时的故事。主人公堀越二郎与一名美丽少女相恋，可是她罹患了被视为绝症的肺结核。绝症，再加上充满动荡的战争环境，让爱情注定是悲剧。
故事发生在二战时期。你出生的那一年，日本空袭珍珠港。你的父亲在二战前是生产飞机元件的工厂主，而你的母亲，罹患肺结核——看过一个故事，说你小时候经历了挫折，希望得到母
不需要多么深入的挖掘，就可以发现这个故事和你童年记忆的联系。或者说，是来自一段最颠沛、动荡、失败的记忆。
你说：“童年不是为了长大成人而存在的，它是为了童年本身、为了体会孩子时才能体验的事物而存在的。童年时五分钟的经历，甚至胜过大人一整年的经历。精神创伤也是这个时期形成的。”
很多人会猜测，做动画的你，童年一定是梦幻且十全十美的吧？
你却说，并不是。你说自己少年时期迷茫不安，眼前一片迷雾，不安到怀疑自己的存在。“十八岁之前，几乎都躲在房间里乱吼乱叫，一心一意只想要忘记一切，也因此真的忘了一切。”
童年十全十美的人早已被人忘记，只有心中始终有羁绊的人，才会想思考人生，向其他所有人说自己经历过的一切吧。
《起风了》这个题目来自保罗·瓦勒里的《海滨墓园》中的名句———“起风了！……只有试着活下去一条路。”
这多像川端康成写过的，看到凌晨四点开着的海棠花，忍不住自言自语：“要活下去。”
很多人把“要活下去”看做励志的话，抑或是旺盛燃烧的生命力。而实际上，这句话恰恰是矛盾和挣扎之极试图说服自己的话，是微弱挣扎的火苗。川端康成在说完此话后不久，终于还是选择了自杀。而《起风了》的主角，面对“是否要继续活下去”这个问题也是犹豫的。
诗人保罗写道：“风已经刮起来了。”战争已经开始，无法停止。
一心致力于制造出更好的飞机的主人公堀越二郎也要继续活下去，而继续下去就意味着要继续制造这杀人的武器。
你说自己在创作时感受到了主人公在面对无法确定未来时的惴惴不安。“时代已经追上来了。”大量消费文明继续膨胀发展，各种媒介和技术直接改变着电影的形态，3D效果已经成为电影的标准配置。对于坚持不用新技术制作电影的你来说，这也是一场无法停止的战争。
你坚持手绘，不用电脑绘画。认为互联网和电视都是大怪物，如果大量使用互联网和手机，人们肯定就不再感动了。
即便你说的都是正确的，可那又怎么样呢？这仍然是虚弱的宣战，是用鼹鼠打洞扒出的土造山，时代仍然能够不费吹灰之力就赢得这场战争。
主人公堀越二郎选择了继续制造战斗机“零战”，因为它是美的事物，即使具有巨大的攻击性和暴力性，它依然是美的事物。你却选择了引退，选择了放弃。
你是矛盾的。这并不简单体现在你让主人公顺应时代，而自己不战而退。
你一直是矛盾的，有评论说：“宫崎骏是一个身处在矛盾之中的艺术家，一方面，我们看到他对自然的爱，他的理想主义，而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怀疑和犬儒主义，他的厌世和现实主义。”
这种矛盾在作品《红猪》里最为明显。
在和偶像司马辽太郎的对谈当中，你突然叹气说：“还是不该去做《红猪》这样的作品啊！”
为什么不该，是因为你在作品里放任了对人类的不屑，对自己的失望吧？用王朔的话说：“全暴露了。”
比起《天空之城》、《龙猫》，《红猪》并不是多么显眼的作品，甚至显得有些怪诞，讲的是一个一战时期的意大利飞行员成了一只猪，此后，变成了一位赏金猎人，打击空中劫匪。
你的作品的主角往往是十三四岁的少年，勇敢、纯洁得一尘不染，象征了世界一切希望与美好。这部作品的主角却是一只丑陋的成人猪，怯懦、矛盾、躲在一只猪的面具之后。主人公把自己诅咒成了一只猪，因为一战让他大受打击，“好人全死了”。
你的厌世在作品里俯仰皆是。一个小细节是，这位猪先生爱抽烟，而且随意扔烟蒂。当工作人员看试映的时候，都忍不住惊呼：“这只猪是反社会的啊！”在《幽灵公主》里，你曾经让主人公小珊誓死保护着人类要砍伐的森林。在到了《红猪》时，你说：“一旦生态系统遭到完全的破坏，树木的有无，森林是否完全灭绝又有什么可在乎的？”用浅显易懂的话翻译过来，就是：“爱谁谁吧！”
红猪从飞贼手里夺回一群小女孩人质，然后去银行取他的酬劳，他把一大摞钞票塞进袋子里时，职员说：“您不要买点爱国债券么？也算是为国家做点贡献啊？”红猪冷冷地回答：“这是你们人类的事情，与我无关。”
红猪是你，你曾经说过，进入中年，就会变成一只猪。
电影里的红猪热爱飞行，如你爱动画，当他带着他人飞行，他人看着大地，说：“世界真美好！”红猪却陷入了无言。
对普通人来说，这叫做“中年危机”；对艺术家来说，是人生和艺术的双重危机。《红猪》上映前期，你说：“即使世纪变得一团糟，人还是得活下去。未来甚至是连飓风以后也无法换来焕然一新的感受，我也愿意像傻瓜一样，边吸废气边开着双人座敞篷车上班，就算车子里既无暖气又无冷气，穿着御寒衣物行驶在脏脏的东京街头，弄得全身脏兮兮也没关系，这是我的觉悟。”
说这话的你，让我想到电影里，红猪穿着风衣，戴着墨镜，站在晚霞映照下的船头。风衣被吹得呼呼作响，红猪却面色平静。
说到底，仍然，是“要活下去”。
你说：“在我小学的时候，有位老师对我的影响很深，那是在昭和二十三年左右，桥梁常常因为台风肆虐而冲毁的年代，那位老师对我们说：‘在日本，每年被洪水冲掉的桥梁，远比我们每年所建造的桥梁要多。’我听了好害怕，对大人来说，或许只是一句玩笑话，但是，我却以为日本的桥梁再过不久就会全部消失了。这句话大概奠定了我的世界观吧：纵使觉得现在最美好，但总是担心这一切最终会被衰退毁坏。”
所以你期待着看到东京被淹没，曼哈顿成为孤岛。在你的动画里，被大水淹没家园的画面总是优美，几乎可以看到画下这画面时你略带惊喜的表情。
我时常会好奇，你眼里看到的世界是怎样的？你说，要画一个虫子眼里的世界时，不单单是人类借着放大镜所看到的世界，不单单是把野草变成巨木，平地变得凹凸不平就可以了。要超越人类的思维。所以你把真实注入到每个虚拟的事物身上，街道、森林、天上的世界、水下的世界、变成中年也要帅气地活出自我的猪、努力保护着少女的白龙……
你代替我们，只身走在一条惊险恐怖的冒险路上。你赋予非真实的东西以真实的说服力，构建一个丰富而具体的世界，“邪恶”与“美好”、“强权”与“虚无”、“幻想”与“幻灭”……这些都同时在一个渺小的你身上负担着。
他们说你是悲观的，我觉得也许并不是。你只是努力建筑一个人类以外的世界，努力把它变得无限接近真实，但同时，也知道这是行不通的。
红猪不会变成人、千寻不会找回名字、幽灵公主不会击败魔鬼……
《幽灵公主》的结尾，少女对少年说：“我很喜欢阿西达卡，但我不能原谅人类。”
少年笑着说：“没关系，一起活下去吧。”
是啊，让我们和不能原谅人类的你一起活下去吧。

【4.23文】沉船事件听指挥孩子遇难 韩国反思“服从”文化
截至昨晚，韩国“岁月”号客轮沉没遇难者已经升至121人。此次事件中，失踪乘客家属乃至韩国民众被一个残酷现实所触动：客轮发生严重倾斜后，船上300多名学生中大多数仍然按照船方指示留在船舱中待命，最终与客轮一同沉没；一些没有听从指示的学生反而因此获救幸存。
韩国媒体不禁拷问，灾难之后，韩国家长该如何教育自己的孩子？继续绝对服从长辈或权威的指导，还是按照自己的判断行事？
“岁月”号旁边50米就有船，却没人跳海
韩国《中央日报》22日报道，根据一些客轮遇险后抵达现场的其他船只船员回忆，“岁月”号沉没前，已经有不少船只在现场准备施救，但几乎看不到人从“岁月”号上跳船逃生。
“太奇怪了，”当时在现场的油轮DOOLA ACE号船长文预植（音译）回忆，“（‘岁月’号）客轮倾斜了45度以上，已经是不可能恢复的状态，但是没有人跳入海中。接到珍岛海上交通管制中心的联系，我们和其他几艘船在周围随时准备救援时也是这样。”
文预植说，他的油轮当地时间16日上午9时许接到海上交通管制中心的共同援救请求，9时23分抵达距“岁月”号200米处。当时，油轮已经备好救生艇和救生衣，随时准备救援。“如果谁从船上跳下，就能得到救援，”文预植说，“但是没有人从船上出来，让人焦急。”
另一艘油轮Dragon Ace11号9时33分抵达距“岁月”号50米处，曾经鸣了几次汽笛，以提醒客轮，旁边有援救的船只。这艘油轮的船长玄挽洙（音译）说，两船相距50米，任何人穿上救生衣跳海，就可以被打捞上来，“我以为乘客们肯定会跳船，但没有任何动作，令人吃惊”。
船快沉了，学生还平静地坐在船舱内
一段由幸存者拍摄的现场视频近日在韩国互联网广泛传播，显示船体已经严重倾斜，但船上学生仍然平静地坐在甲板下的船舱内，视频中还记录下了船员要求学生们待在原地、不要试图逃生的广播声音。
这次沉船事件中，大多数乘客绝对服从船方指令的现象被不少西方媒体所报道。路透社评论，在长幼尊卑观念根深蒂固的韩国社会，来自上级和权威的要求往往不会遭到质疑或挑战，不少乘客完全服从船方指令，可能因此失去逃生机会。
根据调查，客轮遭遇险情后，船长李俊锡只是要求乘客穿上救生衣，待在原地，大约30分钟后才下令疏散，而船长本人最先弃船。正是这一处理，成为外界诟病最多的劣迹。
一些人甚至质疑，如果船长根本没有下指令，即使缺乏安全指引，与客轮一同沉没的学生或许会少一些。
“如果大多数乘客是成年人的话，情况可能会不同，”韩国中央大学社会学教授申光永（音译）说，“正因为不少乘客是学生，他们听从大人的指引，最终可能被确认的遇难人数大幅增加。”
DOOLA ACE号船长文预植说，“岁月”号倾斜后，不少船只已经在现场施援，如果船长李俊锡马上对乘客说“从船上离开”，就会有更多生命得救。
根据“岁月”号与海上交通管制中心的通话记录，“岁月”号船员显然知道旁边有船只，但船长就是没有发出跳船指令。
私自到甲板上抽烟的淘气学生得救了
《中央日报》报道，幸存乘客中，不少人正是因为没有听到、或者无视船方指令，反而获救，包括一些私自到甲板上抽烟的淘气学生；而多数学生却因为听从指挥而与客轮一同沉入海中，迄今下落不明。
这个残酷现实为韩国家长带来教育难题：如何对孩子讲述从事故中汲取的教训？
“那些不听指挥的孩子活着回来了，听话的孩子却失踪了，”一名中学生的42岁母亲告诉《中央日报》记者，“当我和其他学生家长谈论到这一点时，我们都说，或许应该告诉孩子，不要再相信陌生人或者老师。”
一名32岁的母亲说，当听到“岁月”号船长和部分船员要求学生原地待命，自己却私下弃船逃生，“孩子们还怎么去相信大人？我不知道是不是还要告诉我的孩子，遇到紧急情况听大人的话，还是说应该让他尽快逃离现场。”
不过，也有一些专家认为，不应该因为这起事件而全盘否定权威指引。
“在发达国家，应对紧急情况的最基本步骤是听从权威指挥，”光云大学建筑工程学教授李文和（音译）说，“不过，确实需要有精确的指导和相关培训，以确保这些权威人士不会作出错误指引。”

【4.24文1】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龙应台
在昨晚的电视新闻中，有人微笑着说：“你把检验不合格的厂商都揭露了，叫这些生意人怎么吃饭？”
我觉得恶心，觉得愤怒。但我生气的对象倒不是这位人士，而是台湾一千八百万懦弱自私的中国人。
我所不能了解的是：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包德甫的《苦海余生》英文原本中有一段他在台湾的经验：他看见一辆车子把小孩撞伤了，一脸的血。过路的人很多。却没有一个人停下来帮助受伤的小孩，或谴责肇事的人。我在美国读到这一段。曾经很肯定地跟朋友说：不可能！中国人以人情味自许，这种情况简直不可能！
回国一年了，我睁大眼睛，发觉包德甫所描述的不只可能，根本就是每天发生、随地可见的生活常态。在台湾，最容易生存的不是蝉螂，而是“坏人”，因为中国人怕事、自私，只要不杀到他床上去，他宁可闭着眼假寐。
我看见摊贩占据着你家的骑楼，在那儿烧火洗锅，使走廊垢上一层厚厚的油污，腐臭的菜叶塞在墙角。半夜里，吃客喝酒猜拳作乐，吵得鸡犬不宁。
你为什么不生气？你为什么不跟他说“滚蛋”？
哎呀！不敢呀！这些摊贩都是流氓，会动刀子的。
那么为什么不找警察呢？
警察跟摊贩相熟，报了也没有用；到时候若曝了光，那才真惹祸上门了。
所以呢？
所以忍呀！反正中国人讲忍耐！你耸耸肩、摇摇头！
在一个法治上轨道的社会里，人是有权利生气的。受折磨的你首先应该双手叉腰，很愤怒地对摊贩说：“请你滚蛋！”他们不走，就请警察来。若发觉警察与小贩有勾结——那更严重。这一团怒火应该往上烧，烧到警察肃清纪律为止，烧到摊贩离开你家为止。可是你什么都不做；畏缩地把门窗关上，耸耸肩、摇摇头！
我看见成百的人到淡水河畔去欣赏落日、去钓鱼。我也看见淡水河畔的住家整笼整笼地把恶臭的垃圾往河里倒；厕所的排泄管直接通到河底。河水一涨，污秽气直逼到呼吸里来。
爱河的人，你又为什么不生气？
你为什么没有勇气对那个丢汽水瓶的少年郎大声说：“你敢丢我就把你也丢进去？”你静静坐在那儿钓鱼（那已经布满癌细胞的鱼），想着今晚的鱼场，假装没看见那个几百年都化解不了的汽水瓶。你为什么不丢掉鱼竿，站起来，告诉他你很生气？
我看见计程车穿来插去，最后停在右转线上，却没有右转的意思。一整列想右转的车子就停滞下来，造成大阻塞。你坐在方向盘前，叹口气，觉得无奈。
你为什么不生气？
哦！跟计程车可理论不得！报上说，司机都带着扁钻的。
问题不在于他带不带扁钻。问题在于你们这廿个受他阻碍的人没有种推开车门，很果断地让他知道你们不齿他的行为，你们很愤怒！
经过郊区，我闻到刺鼻的化学品燃烧的味道。走近海滩，看见工厂的废料大股大股地流进海里，把海水染成一种奇异的颜色。湾里的小商人焚烧电缆，使湾里生出许多缺少脑子的婴儿。我们的下一代——眼睛明亮、嗓音稚嫩、脸颊透红的下一代，将在化学废料中学游泳，他们的血管里将流着我们连名字都说不出来的毒素——
你又为什么不生气呢？难道一定要等到你自己的手臂也温柔地捧着一个无脑婴儿，你再无言地对天哭泣？
西方人来台湾观光，他们的旅行社频频叮咛：绝对不能吃摊子上的东西，最好也少上餐厅；饮料最好喝瓶装的，但台湾本地出产的也别喝，他们的饮料不保险……
这是美丽宝岛的名誉；但是名誉还真是其次；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的健康、我们下一代的健康。一百位交大的学生食物中毒——这真的只是一场笑话吗？中国人的命这么不值钱吗？好不容易总算有几个人生起气来，组织了一个消费者团体。现在却又有“占着茅坑不拉屎”的卫生署、为不知道什么人做说客的立法委员要扼杀这个还没做几桩事的组织。
你怎么能够不生气呢？你怎么还有良心躲在角落里做“沉默的大多数”？你以为你是好人，但是就因为你不生气、你忍耐、你退让，所以摊贩把你的家搞得像个破落大杂院，所以台北的交通一切乌烟瘴气，所以淡水河是条烂肠子；就是因为你不讲话、不骂人、不表示意见，所以你疼爱的娃娃每天吃着、喝着、呼吸着化学毒素，你还在梦想他大学毕业的那一天：你忘了，几年前在南部有许多孕妇，怀胎九月中，她们也闭着眼梦想孩子长大的那一天。却没想到吃了滴滴纯净的沙拉油，孩子生下来是瞎的、黑的！
不要以为你是大学教授。所以作研究比较重要；不要以为你是杀猪的，所以没有人会听你的话；也不要以为你是个学生，不够资格管社会的事。你今天不生气，不站出来说话，明天你——还有我、还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为沉默的牺牲者、受害人！如果你有种、有良心，你现在就去告诉你的公—仆立法委员、告诉卫生署、告诉环保局：你受够了，你很生气！
你一定要很大声地说。

【4.24文2】中国人当然不生气/罗肇锦（台湾国立中央大学教授）
一个人的人格成长，受家庭影响最大，而家庭的观念又被社会上的风习和制度所支配。这里仅从家庭与个人这个关系面来看中国人为什么“不生气”。
中国人常说“自己”叫“自家”，研究中国社会的学者也认为中国是一个以“家”为中心的家族社会，所以家族的观念左右着个人的行为，家族长辈根深蒂固的想法自然成了个人立身行事的不二目标。如此一代传一代。反复实施，才造就今天这种“不会生气”的性格。这种性格相袭传衍太久远了，所以平日立身行事只知道遵行而毫无自觉，只知接受而没有是非，只懂得“照着做”却说不出“为何做”的道理。当然对他所做所为更无所谓生气或不生气了。所以中国人是“不会生气”的民族。譬如：
家里希望我努力读书，将来赚钱，光耀门楣，是为我好，我为什么要生气？
家里告诉我出外坏人多，不可轻易相信别人的话，是担心我上当；我为什么要生气！
家里叮吟我不可随便救助陌生人，免得惹祸上身，是怕我吃亏，我为什么要生气？
家里教导我不可乱说话，“小孩子有耳无嘴”才不会得罪人家，更是替我设想，我更不会因此生气。
于是，我现在努力读书，将来努力赚钱，大家都会说我有出息，不像那些喜欢打抱不平，整天社会国家的人，虽然急公好义，到头来不是被排挤就是被看成异端，不得善终。日常生活里，每一个聪明人都是快快乐乐出门，不乱听言论，不乱说意见，不乱帮助陌生人，然后平平安安地回家。只有傻瓜和笨鸟才会去救人之难，去谈论批评，去惹是非，招来不必要的麻烦。
大家如此这般，自私自利，而把除自己有利以外的全置之度外。可记得幼年时上街，许多长辈们鼓励孩子插队买票，上车抢座位（有人说这是逃难心理），结果孩子身手矫捷不落人后，赢来不少赞赏，俨然自己就是国家未来主人翁一般。这种可以骄其父母的行为，身为一个中国人看来怎么会生气呢？
长大后占人便宜说是为了家计，插队上车是为了早点赶回家照顾子女，亏空公款是为了弥补家庭拮据，遇到困难，找有力人士关说，也是为了这个家。这个想法早年管仲对鲍叔就曾说过，我只能借大家常挂在口头的一句话：“我努力打拼赚钱，劳累委屈，为的还不是这个家。”听来如此冠冕堂皇，扣人心弦，谁曰不宜，谁会生气。
“为了家”是个很管用的口实、有了它可以做出一切“自我”“利己”的弊情而不会令人生气，因为顾家的爸爸就是好爸爸，不管他在外面如何不守公共秩序，如何见死不救，如何为了赚钱而贪赃枉法，瞒上欺下。而顾家的妈妈必定是好妈妈，不管她平日如何喜欢占人小便宜，如何假公济私、挑拨离间，只要她的行为是以“为了家”做出发，那么她所做的一切不合情理法的事都可以被原谅了。
研究中国人性格的社会学者，大都认为人口过剩，灾害频仍及社会贫穷是养成中国人的自我、自利性格的原因。
就以台湾老一辈人的生活背景来看，这种说法的确有其道理。大陆来台的长辈，在幼青年时大多在战乱、饥饿、流离、逃难中长大，在台的老一辈也是战乱、饥饿中挣扎出来的，所以他们常以自己的经验向子女谆谆告诫，希望子女努力读书，将来赚钱容易；所以希望子女除了读书赚钱以外的事最好少管，因此每个人都不知不觉地只紧握那一份自己谋生的资源，死也不肯放松。
他们从战乱饥荒中取得的经验是：“凡是自私自利的心越重，生存的机会越大。”因为在战乱或荒年里如果有一家肯分些粮食去帮助别一家，这慷慨的一家就要减少他们自己生存的价会，要是太慷慨，生存机会便相对减少，甚而不免饿死。所谓物竞天择，在战乱荒年里，有慷慨性格肯于帮助别人的人往往被淘汰，而专为自己打算的人反而得到选择，这种畸形的自我选择与淘汰使得自私自利主义特别发达。
经过割据、抗日等饥饿灾荒而死里逃生的人。对生命当然特别的珍惜，所以他们清楚地知道要生存就要抓住生存的资源——知识和钱财（他们认为知识可以取得高社会地位，代表一份优异的生存机会；钱财可以买通一切急难之需，也是生存最基本的保障）。所以由小到大都为这个生存资源钻营不休，至于社会的公义，人群的互惠互助，都可用冷漠对待它。
如此一来，整个社会风气都从以自我、自家、自私、自利出发，所以一方面用自私自利、见死不救的心态去过现代社会生活，二方面以假公济私、贪赃任法的心理去面对公众，三方面以守旧苟安的心态去保住既得的利益。加上没有很好的法律制度去限制，人人以为自私自利有百利而无一害，你自私我自利，上下交征利，一点也不知道生气。倒是要他们抛弃狭隘的、自利的、“为了家”的自私心态去过合理的现代社会生活，他们会很生气。或者要他们改正以前那种逃难的、饥荒的、自顾不暇的穷人自私心态去过现代生活，他们会很生气。
中国人，已经把自私自利看成天经地义，那么见到别人自私自利，怎么还会生气；身为中国人自私自利可以存身、可以保家真是有百益而无一害，看到自私自利的事，怎么还会生气。
这下你应当知道，中国人，为什么不生气了吧？
（以上两文均发表于1984年）

求职还是求知？/章雪富（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
一年一度的高考，一年一度的志愿填报。热闹而落寞。热闹是自然的，学生们和家长们透过各种途径，提供志愿填报的种种信息。落寞的方面却很少被注意，在志愿选择方面总是有太多实际的、工具性的考虑，进大学到底为什么、受教育又是为什么这样的根本问题，被完全忽略。“求知”作为教育的自明的目的，越来越被从事教育和接受教育的人所忽视。现代教育观念和体系越来越视“职业”为教育的目的，教育被现代社会的职业化所劫持，充分表现在教育这种以求知为目的的学习活动，为教育应以职业培训的社会冲动强制取代。
教育观念的目的性转移，尤其表现在人文科学的被轻视之上。一方面固然有我们自小学而高中的教育里面，其实并没有所谓真正的人文即自由而独立的思想方式的养成，大多数是伪人文即学着诗歌小说音乐却根本不领受这里面与生活和心灵相关的价值，也不以涵养品性为其目的；另一方面主要还是因为我们对于教育目的有着根本的误解。教育目的越具体化，教育就越功利化，越功利化的教育也就会越职业化。这也意味着随着教育的世俗性诉求的加增，教育的养育性的方面在缩小。教育首先在于能够养育一种品性，养育一种理念，涵养人广阔的惊奇感和自由感。在我们今天的教育里面，惊奇感和自由感成了奢侈品，更可怕的是成了宣传品，而很少或者不客气地说从来没有在教育中获得落实。
不妨举几个例子。填报志愿的时候，在社会和家长的主持下，理科生会更倾向于选择工科及与现实性相关的学科例如医科，理科中偏重于基础的学科例如数学、物理学和化学，则会列于选择的低位。如果理科生选择文科，除非是社会科学，就是彻底的离经叛道，要遭到强烈的反对。我就碰到好几位学生，他们曾经向我吐槽心中的郁闷。我所在的浙江大学是大类招生，新生只按理学部、农学部、工学部、医学部、社会科学学部和人文学部等入学。新生入学后的第二年（5月份左右）才选择专业，进入不同系科学习。有位理学部的学生很喜欢中文，想填报中文系，但家长知悉后极力反对，无奈之余，他选择了与自己的普遍性关怀有关的理科专业。而文科生优先选择的是社会科学例如法学、社会学、公共管理、管理、经济和金融等，人文学科例如文史哲则似乎只是低分考生的选择。对不起，如果他想选择哲学，那就得说服父母。有不少学生告诉我，他们是多么想选择哲学专业，却迫于父母的反对而放弃。我们哲学系最坏的情况时只有3个学生。
当教育愈来愈被职业化浪潮挟裹而去的时候，我们为什么受教育的意涵也就越来越空洞。而在许多情况下，当我们以为职业化是教育的本质时，也就离应以求知为目的的教育理念越来越远了。可以说，我们今天离教育本身越来越远，也越来越受不到良好的教育，不能体会教育过程本身所蕴含的福祉。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可能主要是因为“我们”（父母和社会）自以为知道得太多，尤其是我们的城市和城镇文化。我们这些做家长的，都是“受过教育的人”，自以为很了解教育很知道如何帮助孩子，然而我们却对教育的原本目的视若无睹。我们根据自身的职业化经历来理解教育，也以这种方式安排自己的孩子。而当孩子在教育里面失去自由感时，他们已经失去了最重要的也是最后的自由感。在这方面，更值得赞许的或许是农村那些“无知的家长”。我这两天接到一个农村老乡的电话，她说她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帮助填报志愿，就完全让女儿自己选择。家长的这种无知感，或许能够造就一个学生的自由，能够造成一个学生去探索什么是她真正想要的教育，造成她自己。
或许，我们今天需要更多敬畏于自己的“无知”的家长，需要更多地敬畏于自身“无知”的社会。这也就是说，我们的家长和社会都要了解我们的所知极其有限，对不确定的未来却应抱着更多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