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从国家队退下来的乒乓球运动员陈静，代表台湾在百年奥运会力战前队友，差点夺走中国队计划稳拿的女单金牌，也被骂为汉奸；
　　外国公司驻中国的代理，以前上海滩称做“买办”，只要他们在与中方洽谈生意时一心维护本公司的利益，就被指为汉奸；
　　外资或合资企业内部发生涉外纠纷，中方高级主管批评、惩罚中国职员，也叫汉奸；
　　偷越国境，尤其偷越到与中国关系紧张的国家；
　　在海外发表言论，批评中国，揭露中国的黑暗面，有损国家的“整体形像”；
　　因各种原因要求得到外国的政治庇护；
　　被敌国军队生俘；
　　不喜欢中国，或者喜欢外国超过喜欢中国……。
　　还可以列举许多。有人会说，他们被骂为汉奸，可能带有戏谑的成份，当不得真。那么好，在这些可能的戏谑后面，隐藏着一种怎样脆弱的情感和心理？而戏谑过后，究竟有多少人真正看出了其中包含的荒诞？
　　关于“汉奸发生学”
　　一九九五年七月号的《读书》杂志，发表了陈建功、王蒙、李辉的一篇三人谈《时代变化与感觉调整》，提到“汉奸”一词，王蒙认为：“在洋场上我们的一些同胞也有丢人现眼的，一味地迎合人家，或做出一些很不得体的事情，失格失态。……我们的一些朋友就大骂‘汉奸’，我相信这种情绪和态度是非常正义的，但‘汉奸’这个词还是有特定含义的，如果不是处在被侵略占领的情况下，即使我们说这个人有点儿奴颜婢膝，有点儿丢份儿，有点儿失格，但与‘汉奸’的罪名距离还是很大的。”李辉认为：“对那些到中国来工作生活的外国朋友我们抱有好感，他们对中国越亲近，我们越感到他们可爱；遗憾的是我们不能以同样的思路对待那些出国谋职谋生或求学的同胞，以致轻率地斥之为‘汉奸’，要按这种逻辑，那些来华的外国人不就变成‘美奸’，‘英奸’了吗？”
　　《读书》是中国文化界享有声誉的杂志，以敢于发表有胆有识的文字著称，这三位作家也都以思想和文笔活跃见长。然而直到接近世纪末的时候，才由他们出面在这样的刊物上，代表中国的思想界为长期以来蒙受“汉奸”罪的数十万“出国谋职谋生或求学同胞”平反。这个玩笑实在开得也太大了。
　　

同样是这家杂志，同年的十月号又发表了一篇李零的《汉奸发生学》，专门讨论“汉奸机制”，即汉奸是怎样被逼无奈而产生的。他举了历史上几个著名汉奸的例子：伍子胥引吴兵灭楚，申包胥请秦军复楚，越王勾践尝吴王夫差之粪，李陵兵败而降匈奴，吴三桂引清兵入关。这几个人除了吴三桂，都是历史上的“正面形像”。伍子胥灭楚，是因为楚王无道，听信谗言，夺媳杀子，株连忠臣伍子胥的父兄，逼得他出逃吴国，引兵灭楚，掘墓鞭尸。他连夜过昭关的故事，早已改编为名满京城的京剧剧目。申包胥是伍子胥的好友，为了实现“子能覆楚，我必兴楚”的诺言，竟如秦乞师。人家不答应，便倚廷而哭，七天不吃不喝，终于哭来了救兵，完成了复国的大业。幸好秦军功成即退，没问他要土地要劳务费。越王勾践的故事更是脍炙人口，他屈膝求生、恭谦事敌、丧权辱国，乃至尝仇人的大便以取媚，如此“卧新尝胆”其实是恶心丧胆，都成了“笑得最后”的必要代价与铺垫。伍子胥、申包胥、勾践都是汉以前的人物，严格地讲不能算“汉奸”，那时还没“汉”呢。拿他们举例，是为了说明“汉奸”发生的原理，即动机的正义性：讨伐暴君、光复祖国、忍辱复仇。
　　第一个真正的汉奸是李陵，他身为汉朝将军，被俘，投降，娶匈奴公主为妻，终身不归汉。这一系列的过程中，并没有一个崇高的、正义的动机，作为人们往后为他翻案的借口。他走上这条不归路，是被逼出来的：武帝任人唯亲重用无能、发给的兵马太少而不得不以步卒五千对抗匈奴主力八万、友军拒不救援坐视其全军覆没、公孙敖谎言其叛致使李陵全家被诛……。所谓“汉奸机制”，李陵一案最为典型。虽然没人说他不是汉奸，但总觉得情有可原。加之李陵是抗击匈奴的名将李广的嫡孙，又有太史公司马迁为他讲公道话而惨遭腐刑，而且他只老老实实做人家的驸马，并没领兵前来攻汉，因而还能获得相当大的同情。如作家张承志在散文《杭盖怀李陵》中评说：“当他无家可归，祖国执行不义的时候，叛变也许是悲壮的正道。”
　　（据《汉书·匈奴传》，公元前九六年，即汉武帝太始元年，亦即李陵全家被诛不过两年，匈奴使大将与李陵领兵三万余骑追击汉军，在浚稽山转战九日。此役以“伤奴甚众”，匈奴退兵告终。）
　　

日本是一个以模仿力而非创造力享有世界声誉的国家。它发动侵华战争，就是想模仿当年的大清帝国征服中国。日本跟中国的历史渊源、文化渊源，举世皆知。它有一种浓厚的“大中华思想”，尊重和崇信中国的文化典章制度，认为今日的中国民族（主要是汉民族）不足以与如此华美、悠久的中国文明相匹配，惟有大和民族才有资格和能力承继中华文化之大统。日军每攻克一座中国城池，其将领必赋汉诗，悲古今，大有一统江山之壮志，而无一丝战争罪犯之羞惭。日本的最终失败，当然由诸多原因造成，其战线铺得太开，过早地暴露称霸全球的野心，尤其发动太平洋战争导致美国的参战，是其致命因素。它如果集中全力来打中国，然后再花相当时日巩固对中国的统治，或可成为大清帝国第二。因此单从日方侵华战略的技术层面来说，它允许汪精卫的议和，腾出手来发动太平洋攻势，是一绝大错误。更早一些，追溯到中日甲午海战，那是它实现征服中国的最佳时机，中华（大清）帝国的不堪一击，如大厦之将倾，但它居然接受了清廷的求和，与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以得一台湾，暂抑其吞并中国的欲火。结果中国赢得了喘息之机。推翻清朝后，军阀混战，日本及西方列强固然趁机捞取了许多利益，中国军队也在自相伐斗中进行了“现代化”的冶炼，才有抗日战争时“三敌一”的战斗力，而不是这之前的“十敌一”，甚至“十不敌一”。日本的本来目的是做第二个大清帝国，不料却做了第二个金国小朝廷。
　　周作人与郁达夫
　　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著名作家周作人当过汉奸，因为他曾出任华北伪教育总署督办一职。但是还有另外一位著名作家郁达夫，曾任驻苏门答腊日军宪兵队翻译官，却没人把他当做汉奸，反而有不少文章回忆他为日军服务时的“英勇事迹”。周作人出任的是伪职，郁达夫当的是日军军官；周作人是被迫的，郁达夫虽说不是完全自愿的，但日本人要他当他也就当了；周作人当的是文官，郁达夫任的是军职。不管从哪方面来说，郁达夫的“汉奸罪”都应该超过周作人。从大量反映抗日战争的电影、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日军翻译官是怎样一副二鬼子的嘴脸，往往就是那种“比日本人还坏的中国人”形像。无论是不是事实，至少表明在一般民众的心里，这是一个什么样职位。为什么人们不仅原谅了郁达夫，还把他当成一个类似英雄的人物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没在中国，而是在印尼当的这个翻译官。如果他犯了罪，充当了侵略者的帮凶，为虎作伥，助纣为虐，那也是在外国，与咱们中国没关系。虽然驻苏门答腊日本宪兵队，对付和迫害过大量的华侨，镇压过华人抵抗组织。
　　郁达夫在日本宣布投降后不久，被宪兵队秘密绑架杀了。因为他们早已知道他的作家身份，怕将来以笔墨暴露日本人的罪行。
　　我丝毫没有要把郁达夫打成汉奸的意思。举这个例子只是想说明，“汉奸”并不是以正义尺度来作为划分标准的。当人们指斥这个为汉奸、那个为民族的败类和叛徒时，往往凭借的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乃至一种伪正义的道德优越感，而不是一种历史的公正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