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民窟是一种贫民聚居现象，贫民聚居于此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可能是不想回去，宁可当一个吃低保的贫民，也不愿当一个山沟沟里的农民；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回不去了，老家的田地已经被流转掉了。
贫民窟与大小城市之间发展均不均衡关系不大，与城乡之间公共福利巨大落差关系却很大，其中还有人为因素，这就是企图以扩张城市来消化农村的过剩人口，导致了大量农民涌入了城市，而城市却提供不了足够就业岗位，继而导致了许多人没有工作或没有体面的工作，在他们的滞留地点形成了贫民窟。

　　其实，也是万幸，至今为止，中国还没有形成大规模的贫民窟。或许有人质疑，那些破陋的棚户区、那些混乱的城中村难道不是贫民窟吗？公允讲，棚户区或城中村与真正的贫民窟还是有差别的。感观上的差别，建议在收看巴西足球世界杯之余，顺便收看一下巴西电影《上帝之城》；本质上的差别，棚户区和城中村里的人们都在打工，他们都有能养活自己的工作或有体面的工作。
中国城乡之间有着公共福利巨大落差，这种巨大落差产生巨大势能，把上亿人口推送到各个大中城市，挤爆北上广，没有伴生出真正的贫民窟之原因，却非常简单：中国还有老本可吃！

　　一块老本来自计划经济时代。
当年中国建造了大量公房，市政配套设施随之布局，岁月流逝，公房日渐破损，但市政配套设施却日臻完善，还接入到了棚户区和城中村，致使一些“卫生死角”和“脏乱差地块”不会蔓延。当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后，他们还能从公房区、棚户区和城中村的低租金系列中找一个蜗居地点，他们分散栖居在各个生活费用便宜的角落，或者利用棚户区和城中村形成小聚落，如此这般，遏止了贫民窟的滋生。
计划经济的公房是为住房保障而度身定制，面积很小，户型粗糙，当年就满足不了人们日益增长的改善居住需求，让人始料未及的是，它却成为市场经济的租赁市场中的原始房源。

　　另一块老本来自改革开放初期。
当年中国搞了联产承包责任制，每户农民都分配到了土地（山林或水面），就是这些“一亩三分地”，它能让进城打工的农民有了选择，有些人选择外出挣钱然后回老家盖楼房，有些人选择做点小生意见好就收；目前大中城市频现“民工荒”，其实就是许多人回乡后不出来了！这种“逆城市化”的内在机理是：只要拿不到城市的高收入，就不必负担城市的高成本，许多人在还没有变成贫民的时候就选择了离开城市，如此这般，也遏止了贫民窟的滋生。
改革开放初期的承包田是生产资料，当年可以利用它来致富，但伴随几轮剧烈通胀，它逐渐失去了生产资料的增殖作用，让人始料未及的是，它却成为打工者的领取变相失业保险金和养老金的“户头”。

　　很幸运，中国有着遏止贫民窟形成的老本。但又很纠结，老本就快要吃光了！
这些年，经历了大规模拆迁，公房区、棚户区和城中村急剧缩小，城市里已经很难找到低租金的蜗居地点。很多人不得不“群租”，虽然“群租”脏乱差在室内，不影响观瞻，但它的运作环节几乎都处于亚社会状态；有些城市迫于安置中低收入人群压力，仓促建造大批廉租房，甚至都没有想好这类房子接连成片后如何管理，如何避免亚社会状态；一些企业为了规避“民工荒”，在厂区开办大批宿舍，这些毫无生活气息的宿舍与生俱来就处于亚社会状态；人们应该知道，贫民窟的本质就是亚社会状态！
这些年，经历了城市“摊大饼”和产业转移，城市边缘出现了大量失地农民，他们刚摆脱动迁组的纠缠，因手中有大笔安置费，又被黄赌毒纠缠上了，失地农民有贫民化趋势；在产业转移中资本善玩“以租代征”，正好迎合了村村招商引资的要求，这种“以租代征”会让大片农田消失，会让大批农民“被上楼”，一般小城镇没有足够的工作岗位来接纳他们，“被上楼”者也有贫民化倾向。人们应该知道，先有贫民化后有贫民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