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卷帙浩繁的中国古典文献中，关于城与筑城的记载不绝于书；至今仍耸立于地面之上的古城墙也不鲜见。至于湮没于地下、经发掘出土者，更是比比皆是。鳞次栉比的里坊或胡同，以及将它们圈围起来的高大城郭，构成了中古以后帝国都城最鲜明的物化表征。
　　所以不唯公众，即便学术界，一般也是把“无邑不城”作为中国古代都城的一个显著特色来加以强调的：“城墙是构成都城的基本政治要素，没有‘城墙’的都城实际上是不存在的。”[1]“对于古代都城而言，城郭不是有无问题，都城的城郭是其标志性建筑，这是古代‘礼制’所限定的。”[2]但细加分析，就不难发现这一特征并非贯穿中国古代都城发展的始末，而是有其鲜明的阶段性。历数十年的田野工作与研究，学术界取得的大体共识是，拥有南北向长距离的都城大中轴线、城郭里坊齐备的古都布局，可以上溯到北魏洛阳城[3]和曹魏时期的都城——邺城[4]。再往前，如东汉洛阳城、西汉长安城乃至更早的先秦时期的都城，就不是那么形制规范、要素齐备了。中国古代都城的早期阶段有着怎样的发展轨迹?是单线平缓“进化”，还是有重大“变异”和波动?城郭齐备的状态是主流吗?其背后的动因又如何?如此种种，都是关涉中国古代都城甚至古代社会发展进程的大问题，因而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在梳理考古材料，提出我们的看法之前，先对相关概念作一界定。
　　与城相对，郭是“在城的外围加筑的一道城墙”[5]。从聚落形态上看，郭是圈围起整个聚落的防御设施。在郭出现之后，郭虽有大城、郭城、外城、外郭城等不同的称呼，但其意甚明。既然郭的存在以城为前提，没有(内)城，郭则无从谈起，圈围起整个聚落的防御设施也就只能称为“城”。从城郭的视角看，本文所提出的“大都无城”之“城”，指的就是这种聚落外围的城垣。
　　这里还有必要对本文中的一个重要概念——“郭区”加以重申。在《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中，笔者已指出夏商西周时期“都邑之布局已初具内城外郭这两大部分的雏形”，但罕见郭城城垣。当时的都邑遗址大都“由宫庙基址群及周围的广大郭区(含一般居民区、手工业作坊和墓地等)组成”，并举例提示“早期城市中有松散的郭区而无外郭城城垣的现象，在文献中似亦有迹可寻”[6]。
　　相对于外郭，城又被称为小城、内城，指的是被圈围起的聚落的一部分空间。这部分聚落空间，往往具有特殊的功用。在都城遗址中，它们多为贵族或统治者所有，属于一般意义的宫殿区，故这类区域也往往被称做宫城。上述小城、内城之类，是从规模或空间位置的角度给出的命名，虽然模糊但具有很大的包容性，而宫城的命名，则是从属性的角度给出的，意义明确但具有较强的排他性，使用时反而容易引发异议。如果一定要用宫城这一概念，就要考虑到它应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宫城即小城或内城，它包含了与宫室有关的各种建筑、手工业作坊等附属设施、贵族府第甚至一般居民点和空地(苑囿)等；狭义的宫城则是指用宫墙围起的、含有宫殿区内的主体建筑(一般为宗庙寝殿所在)的大的院落[7]。
　　小城、内城、宫城在称谓上的混乱，由来已久且持续至今。如果稍加整合，内城(小城)可以定义为等于或包含宫城。相当于广义的宫城即内城的区域，在汉魏之后逐渐具有皇城的性质。至隋唐时期，以宫廷服务机构和朝廷办事机构为主的皇城区域正式被明确下来。

图好像挂掉了……

　　与长安城外是否有郭区相关的是长安诸市的具体位置。多有学者推断汉长安城的市或均位于城外郭中，或至少有一部分在城外[83]。即使不认可汉长安城外有郭区的学者，也不否认从文献上看，“城郊附近还有不少市，如便桥旁的交道亭市、渭城的孝里市、昆明池南的柳市、长安太学附近的会市等等”[84]。市的存在，进一步旁证了京郊居民区的存在。
　　类似的争议延伸到了对东汉洛阳城性质的论定上。与叙述东汉洛阳城仅限于城圈的主流观点[85]相左，杨宽认为“洛阳城依然属于内城性质。南宫和北宫不仅面积很大，而且占据城中主要部位……宫殿、仓库、官署，和西汉长安一样，布满整个都城之内”。“洛阳整个城属于‘皇城’(内城)性质”[86]。的确，总体上看，东汉洛阳城内宫苑面积也达全城总面积的二分之一左右，仍处于以宫室为主体的都城布局阶段。相比之下，对居民里闾与商市的安排则处于从属地位。
　　另外，东汉洛阳城已有较大的郭区，但尚无具有实际防御作用的郭城城垣。据《洛阳伽蓝记》卷四记载，洛阳东郭以新开漕渠(阳渠)作为屏障，在漕渠上建有七里桥，并在桥东一里建有“门开三道”的东郭门。洛阳西郭以“南临洛水，北达芒山”的张方沟作为屏障，在张方沟上建有张方桥，东汉称为夕阳亭，亦称“洛阳都亭”，是上西门的外郭亭所在，具有郭门性质。杨宽据此指出，汉魏洛阳与西汉长安一样，“以天然河流与新开漕渠作郭区的屏障，同样以桥梁与郭门作为郭区的门户，或者以桥梁与外郭亭作为郭区的关口”。而“汉魏洛阳之所以会有与西汉长安如此相同的结构，该是东汉都城的建设沿用了西汉的制度”[87]。
　　《中国考古学·秦汉卷》中对洛阳城外的遗存进行了较详细的介绍：“据文献记载，当时在洛阳城周围，最高统治者同样精心营造了为数众多的宫、观、亭、苑，近城地带，更是各种重要礼制建筑的所在地和人口较为密集的居民区。”“洛阳三市中金市以外的马市和南市，分别设于城东和城南。”此外，还有白马寺、汉大将军梁冀所筑皇女台及私家园林等。其中北郊兆域，南郊圜丘、灵台、明堂、辟雍等遗址，都经调查、勘探和重点发掘。“历年来勘察实践显示，当时的手工业遗址主要分布于城外”[88]。显然，上述种种，构成了郭区的内涵。东汉洛阳城城圈的内城性质、郭区的内涵与结构，对于解读西汉长安城的形态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如前所述，随着曹魏邺城和北魏洛阳城外郭城垣的兴建，“大都无城”的都城形态才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

　三
　　通过对以先秦至秦汉时期为中心的都城发展历程的初步考察，我们认为整个中国古代都城史可以依城郭形态的不同，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即防御性城郭阶段和礼仪性城郭阶段。由此，可以揭示中国早期都城发展史上的几个重要现象。
　　(1)在自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都邑二里头至曹魏邺城前近两千年的时间里，“宫城+郭区”而非“宫城+郭城”的布局，才是都城空间构造的主流，这一现象可以概括为“大都无城”。这与广域王权国家强盛的国势及军事、外交优势，作为“移民城市”的居民成分复杂化，对都城所处自然条件的充分利用，甚至当时的“天下”、“宇内”思想等，都有一定的关联。
　　(2)其间只有商前期和春秋战国两个时期为城郭布局的兴盛期，二者都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军事局势的高度紧张是其共性。
　　(3)战国时期城郭并立的布局，是社会矛盾尖锐、列国对峙兼并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并非像以往认为的那样，属于一脉相承的中国古代都城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环节。
　　(4)处于都城发展史早期阶段的防御性城郭的实用性，导致城郭的有无取决于政治、军事、地理等诸多因素，“大都无城”的聚落形态应即这一历史背景的产物；而后起的、带有贯穿全城的大中轴线的礼仪性城郭，因同时具有权力层级的象征意义，才开启了汉代以后城、郭兼备的都城发展的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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