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从“西南夷”到“南中”的时空变化
　　到三国两晋时期，西南夷的概念又出现了新的变化，这从《华阳国志》有别于《史记》、《汉书》和《后汉书》的有关记载中可以清晰地加以判别出来。
　　《史记·西南夷列传》总叙从地理空间和族群划分上，把西南夷明确分为7个区域，分别是夜郎、靡莫之属(包括滇)、巂与昆明、邛都、徙与筰都、冉駹、白马。《汉书·西南夷传》除将《史记·西南夷列传》的“西南夷君长”改为“南夷君长”外，其他文字与之大同小异。《后汉书》中有关西南地区的历史材料多出于《华阳国志》，虽然其中有关西南夷族群的各篇传记已与《史记》、《汉书》有所不同，不过在地理空间方面还是与《史记》、《汉书》大体一致。但是，在成书于两晋之际的《华阳国志》中，对于西南夷地理空间方面的记载则出现了较大变化，与《史记》和两《汉书》已有较大不同。
　　《华阳国志·南中志》载曰：
　　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滇濮、句町、夜郎、叶榆、桐师、巂唐侯王国以十数。编发左衽，随畜移徙，莫能相雄长。(23)
　　很明显，《华阳国志》所记载的“南中”是一个地域范围的概念，而《史记·西南夷列传》和《汉书·西南夷传》所记载的西南夷是地域与族群相结合的概念，二者在概念上是有所区别的。(24)
　　“南中”始见于三国蜀汉时期，《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说，“南中诸郡，并皆叛乱”，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说，“亮至南中，所在战捷”，(25)均可为证。《三国志·蜀书·李恢传》裴松之注云：“臣松之讯之蜀人，云庲降地名，去蜀二千余里。时未有宁州，号为南中，立此职以总摄之。晋泰始中，始分为宁州。”(26)既然是“号为南中”，就说明南中不是行政区划建置，而是地域名称，并且是别称。在晋泰始六年(270年)置宁州之前，蜀汉以南地区被时人“号为南中”，即“蜀之南中”，但在晋置宁州以后，南中即属宁州辖境，所以《华阳国志·南中志》开篇即说：“宁州，晋泰始六年初置，蜀之南中诸郡，庲降都督治也。”(27)可知南中这个称谓是蜀汉对其南方诸郡的统称，而由蜀汉之庲降都督治理其军政。晋时有“南中七郡”之说，即朱提、建宁、云南、兴古、牂柯、益州、永昌等7郡，是因袭蜀汉而来，自晋泰始六年(270年)置宁州以后，乃陆续分置为14州。
　　关于南中的地理空间位置，《华阳国志·南中志》载曰：“南域处邛、笮、五夷之表”，南域是指蜀汉南方的地域，即指南中而言，其中的“五夷”(或做五茶夷)是指分布于“宁州附塞部落之名”，当在建宁郡界，(28)可见，南中是用以指称蜀汉以南地区的习惯名称，即邛、笮、五夷之南的广大地域。《华阳国志·南中志》还记载：
　　相如知其不易也，乃假巴、蜀之论以讽帝，且以宣[使指]于百姓。卒开僰门，通南中。(29)
　　僰门，意指僰道通往南中的交通要塞，“开僰门，通南中”，表明南中在僰道(今四川宜宾至云南曲靖之间)以南。可见，南中主要指今天的云南省和贵州省西部地区。有的论著认为，今四川省南部也包括在南中当中，实属误解。《华阳国志·南中志》的记载表明，蜀汉和两晋时期的南中，已不是战国秦汉时期西南夷的全部，战国秦汉时期南夷中的邛都和徙、筰都、冉駹、白马等全部西夷已被排除在南中之外，表明蜀汉两晋时的南中仅相当于战国秦汉时期西南夷的一部分地区。
　　在《史记·西南夷列传》、《汉书·西南夷传》和《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里，是把包括羌系民族和濮越系民族在内的整个西南夷统称为“夷”，“夷”是作为一个泛称名词被加以使用的，但在《华阳国志·南中志》里，对西南夷和“夷”的认识从称谓上已发生了重要变化。前引《华阳国志·南中志》总叙说：“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滇濮、句町、夜郎、叶榆、桐师、巂唐，侯王国以十数。”其中的南中是地域名称，夷越是族系名称。这里将南中和夷越相对应举出，显然认为分布在南中地区的族系是夷越。此句中十分关键的是“在昔”二字。所谓“在昔”，是指从前而言，所谓从前，自然是指三国两晋以前的先秦秦汉时期。而“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就是说先秦秦汉时期南中为夷越的活动地区。在这里，并没有像《史记》和两《汉书》那样把这片地域与西南夷相对应，而是用夷越名称取代了西南夷名称。这就是说，在《华阳国志》看来，从先秦时期直到三国两晋，分布在南中地区族系的都是夷越。而夷越包括“滇濮、句町、夜郎、叶榆、桐师、巂唐，侯王国以十数”，即是说，“夷越”指以“滇濮、句町、夜郎、叶榆、桐师、巂唐”等为代表的以十数的南中地区的侯王国。从族系的角度看，在常璩所列举出的这些侯王国中，滇是濮越系民族，同样属于濮越系民族的还有夜郎、句町；而叶榆、桐师是地区名称，分布在叶榆的是昆明族，属于羌系民族，桐师又作同师，分布在桐师一带的是哀劳人，可能属于与羌系民族有关的藏缅语族；巂唐，在《史记》、《汉书》里单称巂，属于羌系民族。可见，所谓“夷越”，其实包含夷和越两个部分，其中的夷，是指羌系民族，越是指濮越系民族，夷越则是对南中地区所有羌系民族和濮越系民族的统称。可见，不仅西南夷概念被南中取代，而且“夷”的内涵也发生了重要变化。

　　在《华阳国志·南中志》里，通篇所述为南中诸夷或夷濮，只有一处提及西南夷，而《史记》、《汉书》中记载了在西南夷7个区域为大君长的滇、夜郎等，虽然在《华阳国志·南中志》总叙里列出了它们的名称，但在具体叙述中，却几乎没有关于这些在战国秦汉时期强大一时的“王国”或“邑君”等酋豪的记载，而在先秦两汉不见于史载的其他诸多南中酋豪却成为了叙事的主角。
　　以上说明，在蜀汉两晋之间，已把战国秦汉时期包括徙、筰都、冉駹、白马等全部西夷以及南夷中的邛都纳入蜀地范围内，所以这些地域及其民族均在《华阳国志·蜀志》中加以记述，而只把战国秦汉时期南夷的所在地域及其大部分民族作为南中之夷，把他们纳入《南中志》加以记述，并在篇首特别注明“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其中的夷是指氐羌系的族类而言，越则是指濮越系的族类而言。这表明，蜀汉两晋时期已不再把西南夷作为一个广大地域内非汉系民族的整体加以看待了。

　　(二)空间构架
　　古代西南夷地区地域辽阔，学术界一般根据《史记·西南夷列传》的记载来认定，把古代巴蜀以西和以南的地区划为西南夷地区。但这只是汉代以来的认识，并非先秦时期人们对于西南夷概念的理解。从历史文献的记载可知，西南夷的空间范围事实上是随着中央王朝在西南地区实力的起伏消长而发生历时性的伸缩进退，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先秦时期的巴和蜀均属“南夷”，(43)直到汉武帝时期，始将南夷的北境向南推到沈黎郡(今四川雅安地区)、越巂郡(今四川凉山州地区)和朱提郡(今云南昭通和四川宜宾地区)以南，而两晋时期就连汉代的西夷和南夷中的越巂等地区都被排除在南中以外。
　　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在西周时期，古蜀国杜宇王朝即“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44)把西夷和南夷纳入统治或势力范围。春秋至战国时代，古蜀开明王朝再次向南开疆拓土，“帝攻青衣，雄张僚僰”。(45)青衣为今四川雅安市的芦山县；僚指夜郎，今贵州安顺地区至黔西地区；僰指僰道，今四川宜宾到云南昭通地区。《华阳国志·蜀志》还记载说：“僰道有故蜀王兵兰”，兵兰指驻兵营寨，(46)应当是古蜀王国建立在僰道的驻兵之所，目的在于蜀军进一步向南挺进。这就表明，其时青衣和僚、僰之地已被蜀国所实际控制，为蜀之附庸。(47)从考古学上看，在云南昭通和贵州威宁发掘了大批古蜀文明的青铜器，(48)贵州威宁出土的古蜀青铜器，时代在公元前800年前后，威宁中水还出土古蜀三星堆文化(公元前3700年-公元前3100年，商代中晚期)的玉器，均说明了古蜀王国在云南东部和贵州西部的势力范围扩张，可以上溯到商周时期，与历史文献的记载完全吻合。当古蜀文明全盛之时，其疆域“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嶓”。(49)“越”，即晋时的南中，亦即所谓“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也”，而其影响和渗透范围，还远远超出了这一地域空间。
　　春秋战国时代的巴国同样也向南开疆拓土。《华阳国志·巴志》记述巴地范围说：“其地东至鱼复(今重庆奉节)，西至僰道(今四川宜宾)，北接汉中，南极黔、涪。”“黔”，指战国时期楚、秦之黔中郡，其地辖今湖南西北部及湖北、四川、贵州的邻近地区；涪即汉代涪陵县，其地辖今重庆彭水、武隆、石柱、黔江、酉阳和贵州道真、正安、沿河、务川、德江、印江、思南等地。(50)这表明，巴国的疆域也向南抱有西僰的一部分，而这正是汉代文献所指属于西南夷的地区。
　　由上可见，西南夷的空间构架并不是从先秦以来一成不变的，巴、蜀之所以在先秦时期被视为“南夷”，不但是因为巴、蜀民众多属氐羌系和濮越系，其民族系属与西南夷相同，而且因为巴、蜀地区自身就包括在南夷区域当中。
　　至于“巴蜀西南外蛮夷”的分布情况，我们将考古资料同历史文献相对照分析，提出巴蜀西南外的西南夷地区，在春秋战国时代形成了多个生长在大河流域支流小生态中的青铜文化群，目前在考古学上反映出来的这样的青铜文化群主要有10余个，(51)它们分别是：(1)黔西滇东北夜郎青铜文化区；(2)滇东曲靖盆地劳浸、靡莫青铜文化区；(3)滇池区域青铜文化区；(4)安宁河流域邛都青铜文化区；(5)青衣江流域徙都青铜文化区；(6)雅砻江下游盐源盆地筰都青铜文化区；(7)保山盆地巂青铜文化区；(8)洱海区域昆明青铜文化区；(9)岷江上游冉駹青铜文化区；(10)川北陇东南氐文化区；(11)金沙江上游白狼、盘木、唐菆青铜文化区；(12)红河流域句町青铜文化区；(13)滇南地区漏卧青铜文化区。这些青铜文化区域与历史文献所记载的巴蜀西南外的夜郎、滇、巂、邛、笮、昆明以及其他族群的文化区域可以相互对应。考古发掘资料证实，大凡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列入记载的某族群的分布地区，基本上都找到了与其相对应的某种青铜时代的文化遗存，这证明司马迁的记载是基本准确的。(52)
　　值得注意的是，在地理空间界域方面，关于西南夷的西南部地域范围的界域所在，历史文献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是根据对文献所记载的“滇越”地望的考证，当可取得较为明晰的证据。
　　《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列传》裴松之注引鱼豢《魏略·西戎传》记载西南夷地区有“盘越国”：
　　盘越国一名汉越王，在天竺东南数千里，与益部相近，其人小与中国人等，蜀人贾似至焉。(53)
　　盘越，《后汉书·西域传》误作“盘起”，《梁书》卷54《中天竺传》作“盘越”，《南史》卷78作“盘越”，《通志》亦作“盘越”。据沙畹研究，盘越地在东印度阿萨姆与上缅甸之间。(54)而据汶江先生研究，盘越即滇越，即东印度阿萨姆的迦摩缕波。(55)《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昆明之属无君长……然闻其西可数千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直到汉魏，蜀人商贾仍在东印度进行经商活动。《大唐西域记》卷10《迦摩缕波国》记载：
　　迦摩缕波国，周万余里，国大都城，周三十余里……人形卑小，容貌黧黑，语言少异中印度。(56)
　　这里所说的迦摩缕波国“人形卑小，容貌黧黑，语言少异中印度”，就是《魏略·西戎传》所说的“其人小与中国人等”，其实也就是分布在东印度阿萨姆地区与雅利安人语言有异的达罗毗荼人，亦即所谓僬侥。从《华阳国志·南中志》和《后汉书·哀牢传》的记载来看，西南夷的空间范围包括了后来缅甸的许多地区，是直接毗邻于东印度阿萨姆地区的，(57)《华阳国志·南中志》“哀牢郡”记载说永昌郡有“身毒之民”，表明地近身毒。《后汉书·陈禅传》记载说：“永宁元年，西南夹掸国王献乐及幻人”，掸国在今缅甸，时称西南夷。《后汉书·明帝纪》更是明确记载说：“西南夷哀牢、儋耳、僬侥、盘木、白狼、动黏诸种，前后慕义贡献”，(58)直接把僬侥之地纳于西南夷地域范围。《华阳国志·南中志》说：“身毒国，蜀之西国，今永昌是也。”《大唐西域记》卷10《迦摩缕波国》还记载：
　　此国(按，指迦摩缕波)东，山阜连接，无大国都。壤接西南夷，故其人类蛮獠矣。详问土俗，可两月行，入蜀之西南之境。(59)
　　这些记载十分清楚地说明，出蜀之西南境即西南夷，其境地是与东印度阿萨姆地区相连接的。(60)如果按照这样的认识，那么对西南夷的研究，就应该放在更加广阔的地理空间背景下加以考虑。

段渝啊！这不土匪的研究僧导师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