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是有学问,也很清高。但是他的清高成为媒体的关注热点,则是从钱钟书成了“钱学”之后,他的名字在公众中迅速升温乃至大红大紫,得力于电视剧《围城》及其媒体炒作。社会是很势利的,越是大名人就越应该、越有资格清高,有些类似怪癖的习惯,放在一般人身上就是生活恶习,而放在大名人身上则是有性格或清高。从媒体的报道看,钱钟书的清高比较走极端,他是爱谁谁,拒绝国内媒体的炒作,“东方之子”的采访也吃闭门羹。他更拒绝国外名牌大学的高薪邀请,管你是牛津、哈佛,没戏。而恰恰是这种拒绝,又变成了另一种炒作,许多人拿钱钟书的这种拒绝说事儿,把钱钟书作为抵御世风日下的楷模。
“大隐隐于世”,钱钟书的清高使这条古训又有了当代践行者,越隐越显,越拒绝越有人格高洁的美名。此种生存策略在中国已有几千年传统,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有多长,隐士成名的传统就有多长。我弄不懂这种隐士文化到底是什么——所有的隐士都极有名,且都是“岁寒之松柏”之类的高洁之名。你很难确定,这是一种真正的对世俗功利的超然,还是一种精打细算的生存谋略(类似于政客的阴谋)?
“大隐隐于世”,钱钟书的清高使这条古训又有了当代践行者,越隐越显,越拒绝越有人格高洁的美名。此种生存策略在中国已有几千年传统,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有多长,隐士成名的传统就有多长。我弄不懂这种隐士文化到底是什么——所有的隐士都极有名,且都是“岁寒之松柏”之类的高洁之名。你很难确定,这是一种真正的对世俗功利的超然,还是一种精打细算的生存谋略(类似于政客的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