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凯：反思“边疆”概念：文化想象的政治意涵
从“天下”到民族国家：边疆概念的意义流变
　　从地理意义上说，“边疆”即“边缘的地域”。然而，“边疆”所指却并非仅是地貌风物，而是兼具两层含义：一是地方与国家政治中心的地理关系，唯远离中心之所，才是边疆；另是和所谓的“边民”——即生活于边疆之人有关。实际上，凡能被称为“边疆”的所在，一般而言，多是因为生息于斯的“边民”有着与主流社会不同的文化。因此，我们在言说“边疆”的时候，通常的指向并非地理，而是文化。如珠江三角洲远离北京，临大洋而面海外，在帝国时代曾一直被视为“边疆”，但今天由于现代化的发展，在文化意义上已经成为国家的“中心地带”之一；反之，甘肃、青海、贵州等地，虽无一寸边境线，却常被视为“边疆”地区，即使兰州市的地理位置本是坐落在中国领土的地理中心线上。
　　显然，在文化意义上，边疆是一种隐喻，没有文化的分界，就无所谓边疆的存在。而这种分界的背后，其实质是国家内部的文化分类及其等级秩序。
　　无论是基于地域还是基于族群，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结构性差异，对于区分边疆与内地具有根本性意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直到20世纪初，作为清季“龙兴之地”的满族东北老家仍被视为边疆。然而，正如拉铁摩尔所指出的那样①，随着沙俄为控制远东而在中国领土上修建以哈尔滨为中心的中东铁路(“中国东省铁路”的简称)，东北逐渐摆脱“边疆”的形象，尽管那里最早的现代化开发主要是由俄日殖民主义力量完成的——当经济发展改变了东北地区的社会面貌，东北就不再是“边疆”了。同样的道理，在苏联的民族理论中，之所以有“民族”、“部族”与“部落”之分②，即是为了区分处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族裔社会群体，其理论逻辑仍是基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展开的，只有进入资本主义阶段的族裔群体才能成为“民族”。
　　显而易见，“边疆”概念的文化内涵，是在与一个作为文化标准的“中心”的对照关系之中生成的，因而一个富裕、发达、文明、现代的“中心”与一个贫穷、落后、野蛮、传统的“边疆”就成为一种共生的、相辅相成的文化关系。失去“边疆”这个他者，“中心”也将失去意义。
　　然而，“边疆”只可能是国家的边疆，而非生活于边疆之人的“边疆”。
　　我们先且不论这个“中心”可能是多重的，而非单一确定的。仅就这个“边疆”与“中心”的二元区分本身而言，它实际上隐喻了一种文化上的等级秩序。恰如斯宾格勒所解释的那样，各种社会势力凭借权力、金钱与才智，“各自为了自己力求使国家理想服从自己的等级思想，或更通常地服从自己的等级利益”。③换句话说，对于边疆与中心的文化等级区分，其根基来源于国家政治。
　　但国家政治的文化逻辑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中国传统的“天下观”一直强调边疆的存在。在儒家学说的解释中，“天下”尽管文化多样，但在政治上却是一体而非多元的。故而天子所在的皇城即为“天下”唯一的中心，此亦为“中国”之谓的圭臬。而代表天子统辖各地的总督、巡抚不过是天子爪牙的延伸，至于国力所限、爪牙延伸不至的地方，即为“边疆”。传统上按方位区分的边疆并不包含地域的外围边界，因为“天下”本来就是只有中心而没有边界的全部世界。但“天下”却有一个内部的边界，这个边界就是儒家文明与非儒家文明的分界线，或者说“礼仪之邦”与“蛮夷之地”的分野。在前者看来，后者始终等待着被前者前去“教化”，这是儒家文化中包含着的一种近乎宗教的使命感，也是所有自诩为普世价值的文明必然产生的优越感和责任意识。
　　因为有确定的文明中心，也因为拥有浩瀚强大的帝国，中华文明在与近代欧洲殖民主义力量碰撞之前，始终以“大一统”为政治伦理，坚信“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④这是一种气象万千的帝国政治规范，以“有教无类”的文化观念包容无限可能的多样性，也以“华夷之辨”的分类方法在内部区分自我与他者。在儒家世界观之中，地域并不具备终极价值，那只是附属于四方之人的生活空间——东夷、西戎、北狄、南蛮是也。一旦四方的蛮夷都被教化成孔孟之徒，“大同”的理想社会就会成为现实。这是一个在想象中没有止境的文化工程，因为儒家文明的“边界”，在理论上就是“天圆地方”的穹庐终线，在那条“自然”造成的天地分界线之外，已经没有人类立足的空间了。
　　当然，儒家文化的这个天堂般的愿景，从来没有彻底实现过。作为一种在经济结构上植根于农业生产方式的文明，也或许因为儒家文明缺少了理性与逻辑的文化基因，“天下观”虽刻画了中国人深藏于心的政治与道德伦理，却并非一种科学学说。在近代殖民主义裹挟着理性主义、科学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强大压力之下，儒教传统帝国的神性在19世纪中期之后渐行瓦解。“天下无疆”的想象，终于被“地球是圆的”这样的科学知识所颠覆，国家的地理边界也随之逐渐清晰起来。
　　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踉踉跄跄地走上了现代化发展道路。至少从表面上看，来自西方的政治、军事、经济与文化冲击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起点，那也是儒家文明第一次面对自己无法慢慢征服的“征服者”。费正清将之解释为“冲击—回应论”⑤，在他以西方为中心的理论视野里，西方始终是以东方的文化导师和“精神救赎者”的形象出现的，西方的侵略是打破儒家社会传统文化惯性的唯一原动力。然而。这种解释几乎像是“华夷之辨”观念的西方变种，只是在全球视野下中国的文化角色倒置而已。
　　实际上，帝国时代“华夷之辨”的区分，并不等同于今日的“民族”概念；前现代时期儒家文明以文化区分人群的方法，也并不能脱离儒家文明作为普世价值的历史语境；长城的构建，并非现代意义上国家主权的分界，而是类似乡间关系不睦的邻里在房前屋后树立起来的樊篱。在这道樊篱之外，是被区隔的双方共有的世界——那是同一个“天下”，同一个“天子”，同一个政治共同体。即使天子来自蒙古、满洲，其法统仍是儒家式的“承天命而治天下”。
　　然而，这种儒家文化的逻辑，在后帝国时代已再无法征服人心。
　　现代的国际地缘政治版图首先是一种历史的产物，不同人类社群各自不同的历史经历，规定了人群、地域与政治国家之间的关系。自民国始，脱离了“君权天授”的儒教帝国的神圣性统治之后，现代中国开始以一种世俗化的理性方式，推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整合文化多元的内部社会。从民国甫立“五族共和”概念的提出，到新中国甫立即设立专门的政府机构处理民族事务⑥，现代中国民族-国家体制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在国家体系内包容少数民族，在边疆维护国家主权。

　　结论
　　如前所述，所谓“边疆”，在地域含义之外，更多指向人与文化。而人群与地域的关系，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创造。在现代社会，民族主义，特别是分裂主义的实质，争夺的并非土地，而是争夺在特定地域上建构国家的权力。而这种特定的地域，通常指向主权国家的边疆，其基础是生活在那里的人群，在文化上与国家主流群体有差异性。当然，这种差异，作为一种指涉当下的文化构建，既可能包括传统的延续，也可能是“传统的发明”(16)。于是，“边疆”概念的隐喻，隐含着关于国家政治的文化理解与想象。
　　在新中国建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边疆”并非阶级斗争的前线，而是“冰山上的来客”与“草原英雄小姐妹”们居住的家园。在意识形态高度僵化的时期，人们反倒可以在“边疆”的文化影像中发现主流社会的现实生活中所稀缺的浪漫主义和英雄想象，“边疆”因而成为人们观念中的风光旖旎、载歌载舞的美好世界。这是新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跨越文化障碍，并在文化上消除内部“他者”的文化建设成就。
　　自1980年代中期之后，在社会冲突阴影浮现的背景之下，就主流社会而言，“边疆”的文化影像渐渐脱离“兄弟姐妹”式的亲密与友好，重归某种遥远、神秘而疏离的陌生感。人们重新开始假定“边疆”是一片需要保卫、封闭、防范、控制的地域，甚至是遍布各种前现代文化遗存活化石的“异域空间”。
　　无论是指涉人还是指涉地域，从同质化的“兄弟姐妹”演变为异质化的“异域空间”，“边疆”概念的重构或许才构成真正的“边疆危机”。当国家倾向于强调文化的“一体”，而社会倾向于追求文化的“多元”时，“边疆”就成为二者之间张力呈现的文化空间。随之而产生的“边疆危机”的政治主题，基本可以简化为在政治层面发生的，国家主权与族群性的、地方性的权利诉求之间的博弈。
　　从以国家为中心的视角出发，国家的政策体系，其核心是为民族—国家建设服务，目标在于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与社会凝聚力。然而，国家主权并非冰冷的政治学概念，其核心指向仍然是人，因为只有国家的公民承认并顺从国家的政治统治，这种统治才有合法性，主权也因而巩固。因此，以国家为中心的视角，并非意味着仅仅从国家“自上而下”的角度看待和解释问题，而是要从国家-社会关系的角度观察政策定位及其客观的社会与文化后果。尽管民族国家建设是一个由国家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政治工程，但同时需要草根社会对这个工程“自下而上”的配合与支持，否则就会有失败的风险，因而是一个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结构与过程，而文化即使不是这种互动发生的最关键的场域，也是关键场域之一。
　　由是可见，处理边疆问题的核心，不仅是要维护国家主权，也是要构建社会的文化秩序。这种文化秩序构建的原则，一方面能够促进基于公民身份的一体化的国家认同，另一方面能够包容多样性的族群认同，或可借费孝通之论，称之为“多元一体”。对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多族群国家来说，如何能够更好地兼容多元与一体，更好地协调边疆与中心，都是一个战略性挑战。就西方国家的经验而言，从殖民主义时期的种族歧视、到后来的同化主义，从1970年代以后的多元文化主义再到近年来对多元文化主义的反思与批评，其政治哲学与制度实践一直在发生转变和调整，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经历了这个过程之后，很多发达国家已经没有经济结构和文化意义上的“边疆”，而只有国家之间的政治边界线。显然，国家内部更为均衡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以及社会共享价值观的传播，都是在文化上消除“边疆”的重要基础。
　　就中国而言，情况要复杂得多，区域发展的不均衡、转型期的社会焦虑与国际地缘政治竞争。是今天我们思考边疆与民族问题的现实背景。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不同社会群体在文化特点与偏好上的差异，未必必然影响到一体化的社会生活。现代社会秩序的维护，经济基础是分工造成的社会职业群体间的互相需求，制度结构则是补偿性法律体系及其执行系统，而感召、凝聚人心的力量则来自包含道德、伦理在内的文化秩序。这种秩序植根于一些最基本的人文价值，如科学求真、政治求善、艺术求美的原则，其适用性并不区分中心、边疆与族群。
　　总而言之，理解“边疆”概念，不仅需要理解其指涉国家政治的现实主义逻辑，也要理解这一叙事本身的文化指向及其意义。

虽然从“天下”到“民族国家”，制度不同了，但我觉得对边疆最有力的巩固还是来自文化上的向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