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国栋 教授：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我国海内外知名的儒学家蒋庆先生。（掌声）大家从他的传统衣着可以看出，这是一位我们中国的儒者啊！像我们已经被[url]http://全盘西化[/url]、被西方全盘攻掠的时候，我们的 蒋庆 先生依然保持了我中华风骨。这种中华风骨不仅仅是外观上的，更是心灵上的。我们现在处在一个文化上被西方全面攻占的时代，一个个堡垒陷落，一个个价值倒塌。长期以来，我们中国处在一个文化寄生虫的地位，在近代一百年来的历史中，各种外国的思潮风驰电掣，像走马灯一样在中国换来换去，各种各样的西方思想[url]http://来来往往[/url]，[url]http://你方唱罢我登场[/url]，但是没有哪一个西方思想——除了马克思主义在一种物质力量的依托下在中国存在了比较长的时间并产生了一些争议颇多的结果外——有一个稳定的地盘，有一个持久的影响，以至于我们现在很难说我们自己信仰什么。所以，这样的时代是一个需要再铸国魂的时代，需要再铸我民族精神的时代，而这种工作是非常艰难的，而 蒋庆 先生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民族魂”的铸造者。我们拿什么来统一我们的国家？拿什么来作为我们民族存在的依据？一个民族恐怕不是一个种族的共同性的联系，而且还有一种精神上的共同性的联系，所以这个工作非常艰难，而我们的 蒋庆先生就在这个方面工作着。
请大家注意一下，他是在[url]http://西南政法大学[/url]毕业的，他并非儒学出身，而是出自我法门，出自我西南法门。他是我大学同学，我一直认为，当着他的面是这么说，背后说的时候可能更多：他是我们西南 78 级的，我们西南 78 级素以优秀著称，而他是西南 78 级里面最优秀的。但是，可能他这种选择要付出很多物质上的代价，那么他现在也是在承受着这种代价吧。

另外我们还要介绍的就是， 蒋庆先生还是我们中国当代唯一一个民间活着的书院的掌门人，我们应该把这种掌门人叫做“山长”，他在我们中国[url]http://最伟大的思想[/url]家之一 王阳明 先生悟道的贵州龙场创建了一个传统的书院，叫做“[url]http://阳明精舍[/url]”。我们从余秋雨的散文中可以看到王阳明这么伟大的名字在他的家乡已经不为人所知了，他家乡的那个“阳明医院”竟然被当地人以当地方言理解成了“养命医院”！（笑声）这是一种多么大的精神上的破产，一种多么大的文化上的悲哀！ 蒋庆 先生在一个很恰当的时间，也就是说在儒学在中国普遍复兴的时候，在我们中国开始在自己的家园里面寻找自己的价值的时候，又在一个恰当的地点，也就是说在 王阳明 先生悟道的那个地方创建了“阳明精舍”。我相信这个精舍会越来越多地对我们的中华文明、对我们的精神面貌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
那么，我还想说些什么？我曾经对今天听众的情况很不乐观，在二十分钟以前，我得到一个电话说只有前面六排坐了人。现在来的人之多，还有人站着，这种情况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经常地批评厦大人没有文化，没有功利以外的那种兴趣、那种意识，这是一种极大的悲哀。然而，今天的这种情况让我感到非常的高兴，我应该承认我对厦大学生的估计有所偏差，我非常愿意看到我的这种偏差是实际存在的，我为今天大家为这样的一个题目而来，而且来得这么整齐，为厦大感到自豪！

蒋庆 先生： 今天非常荣幸到厦门大学来演讲，因为 徐国栋 教授是我的老同学，他邀请我来演讲，这是一个缘分，如果没有 徐国栋 教授的邀请，那我也可能没有机会在厦大和大家见面。这次讲演的题目，最初定为《儒学的真精神》， 后来徐 教授跟我讲再“兼论”一下“夏大校训”。今天这个演讲我想了一下，原先拟定的题目是《儒学的真精神》，但光讲“真精神”还不够，还要讲一点“真价值”。为什么呢？按照中国的儒学传统，主张 “体用不分”、“体用合一”，“体”就是精神、就是实质，“用”就是功能，就是效用；光知道“体”还不行，比如说通过我们这次演讲，儒学的真精神是什么我们知道了，这一百多年来对儒学的很多误解我们清楚了，我们因此知道儒学并不是近百年来我们中国知识分子所描绘的那种被妖魔化了的儒学。但是，光知道儒学的真正精神“是什么”还不行，就是说光知道儒学的“体”还不行，还应该知道儒学的这种“真精神”有什么“用”，儒学的“体”对现在的中国有什么功能效用，或者说有什么实际的价值。所以这次演讲的题目我稍稍改动一下，再加上一个内容，就是《儒学的真精神与真价值》。
在正式演讲之前， 徐 教授跟我说是不是给大家讲一下厦门大学的校训。确实，厦大校训“自强不息，止于至善”这八个字是儒家经典中的原话，而且这八个字确实很概括地体现了儒学的真精神。刚才我问你们的 徐 教授，他说这个校训夏大建校的时候就有了，我还以为是夏大现在才确定的呢！我想现在搞教育的人多崇尚西方思想，还不一定有水平选出这八个字来作为厦大的校训呢。 徐 教授说这八个字是 陈嘉庚 先生那个时候定下来的校训，由此可见 陈嘉庚 先生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与对儒家经典的熟悉， 陈嘉庚 先生确定的这八个字确实体现了儒学的真精神。

《大学》的第一条纲领要求我们要“明明德”。第一个“明”是动词，使动用法，意思是指要使“明德”“明”，即要使我们生命中光明的德性彰显出来、实现出来，使它能够明显显现。这是第一条纲领“明明德”。第二条纲领是“亲民”。古代儒家对这个“亲”字有不同的解释，朱子说是“新”， 王阳明 先生说是“亲”，这虽然是辞语上的考证，但涉及到对《大学》根本精神的理解，我觉得 王阳明 先生的解释比朱子的解释好，我采纳的是 王阳明 先生的解释，是“亲民”，而不是“新民”。那么，“亲民”是什么意思呢？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爱民”，就是为民众谋福利，就是要亲近、亲爱老百姓，亲近、亲爱社会与众人，就是要做出实际的事功来为民众服务，这是第二条纲领“亲民”。从《大学》的思想系统来看，“明明德”、“亲民”合在一起就是儒家追求的“内圣外王”的人格风范或者说人格理想。我们知道，儒家追求的最高生命境界与人格理想就是“内圣外王”，“内圣”就是要在我们自己的内在生命中达到圣人的生命境界与精神信仰，用现在的话来说，“内圣”就是要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达到或者说体现出超越神圣的永恒生命意义与存在价值，实现我们生命中最光辉的德性——“明德”。“外王”就是说我们要在社会上建立“博施广济”的事功，最大限度地为民众谋取福利。我们不光是使我们内在的生命达到一个很高的境界，体验到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就完事了；你体验到了生命的意义与价值，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还不够，这只是“内圣”，你还要“外王”，你还必须在你的内在生命之外去创建伟大的功业，去为广大民众的福利做出你最大的贡献，这个叫“外王”。当然，这个“外王”事业每个人都不一样了，因为每个人的社会分工不一样，社会角色不一样，他所从事的事业也就不一样，但只要能在自己的社会分工中做到孔子所说的 “博施广济”的事功，就做到了“外王”。比如，你是学法律的，你做个公正严明的好法官；你是搞政治的，你做个民众爱戴的好官员；你是搞科研的，你做个按照自己良心从事发明创造的好科学家；你是教书的，你做个传道授业解惑的好老师；等等，这些都是 “外王”。

这样，按照《大学》的“三纲领”，“明明德”是“内圣”，“亲民”是“外王”，一个人在他的一生中做到了“内圣”和“外王”这两个方面，就是“止于至善”。什么叫“至善”？“内圣外王”合一就是“至善”，“明德”“亲民”合一就是“至善”；什么叫“止于至善”，“止于至善”就是达到“内圣外王”合一的最高生命境界，实现“明德”“亲民”合一的最高人格理想。也就是说，既“明明德”又“亲民”就是“止于至善”。在一个人的生命中，个体生命实现了“明德”这个“内圣”的最高的价值，同时又给社会、人类作出了“博施广济”的“外王”事功和贡献，就达到了“至善”，即就是“止于至善”。所以，“止于至善”是儒家所追求的最高的人格理想，或者说是中国人、中国文化所追求的“内圣外王”的理想生命形态。我想当初 陈嘉庚 先生把“止于至善”作为厦大校训应该和我的理解差不多，他是要求厦大的学生除了自己的品德、自己的内在生命要达到很高的“明德”“内圣”境界外，大家在学校中刻苦学习完成学业后还要到社会上去做“亲民”的“外王”事功，为中国的富强和中国民众的福利服务。如果夏大的学生达到了“内”“外”这两个标准的话，就做到“止于至善”了。当然，“止于至善”不仅仅是对我们厦大同学的要求，也是对我们每个中国人、每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要求，我们每个中国人、每个中国知识分子都应该努力使自己的生命在“明德”与“亲民”的合一中实现“内圣外王”的人格理想，达到“止于至善”的生命境界。不过，这是相当艰难的，这需要我们付出极大的努力。我愿与在座的同学们共勉！

以上我简单解释了夏大校训“自强不息，止于至善”两句话八个字的含义，夏大校训可以说概括地体现了儒学的真精神与真价值，与我们今天的讲题正好相合。夏大校训的八个字可以说是儒学千古不灭的“八字真言”，具有非常博大精深的学理内涵，我们今天不可能在这里详细说明，大家以后可以去细读《易经》、《大学》等儒家经典，一定会获得更深刻的生命体会。在这里我还要强调一点，夏大校训的两段话不是平列的关系，“自强不息”是我们生命源自天道的刚健的生命活力，我们只有在刚健生命活力的推动才能去追求并实现我们生命“止于至善”的最高人格理想。所以，夏大校训的两段话在义理上是有机联系的，我们从中可以看出 陈嘉庚 先生选用儒家这两句话作为夏大校训的深义所在 。下面，我就开始今天演讲的正题，《儒学的真精神与真价值》。

一、儒学是中国文化的正统代表
按道理，在中国讲“儒学是中国文化的正统代表”是不用解释的，因为这是中国几千年来长时间形成的一个历史实事，也是历代中国人长期形成的一个思想共识。但是，由于一百多年来我们的中国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猛烈冲击而面临衰微，我们很多人已经不知道儒学是什么了，所以我们这才对儒学进行专门解释。现在，很多中国人认为儒学就是一个学派，同中国历史上的法家学派、墨家学派、道家学派一样，也同西方文化中的自由主义学派、社会主义学派、保守主义学派一样。实则不然，儒学不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学术流派，而是中国文化的正统代表；或者说，儒学代表的就是中国文化。我们知道，法家学派、道家学派、墨家学派以及中国历史中的其他学派都是按照其创始人的思想和见解由个人独创出来的，而儒学则是孔子对其以前四千年中国文化的整理、传承和总结。孔子修《诗》《书》，订《礼》《乐》，赞《周易》，继承了源自伏羲以来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一脉相传的中国文化，即继承了源自上古以来的三代文化。也就是说，道家学派由老子、庄子创立，法家学派由商秧、韩非创立，墨家学派由墨子创立，而孔子述而不作，只是对他之前四千年来的中国文化进行了重新整理和解释；而所谓重新整理和解释，就是在继承前代文化的基础上重新发掘前代文化的价值，保存前代文化的典籍，所以我们说由孔子建立的儒家学派或者说儒学代表了中国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儒学就是中国文化的代表，或者说中国文化就是以儒学为核心的儒家文化。
另外，按照 马一浮 先生的说法，诸子源于“六艺”，四部源于“六艺”，中国的一切学术都源于“六艺”。“六艺”就是“六经”，即构成儒学核心内容的六部经典：《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部经典都是经过孔子重新整理、解释的古代中国文化经典，就算孔子所作的《春秋》，也是借鲁国历史而作。这六部经典奠定了中国今后的学术历史，如道家出于《易》而有所失，法家出于《礼》而有所失，墨家出于《礼》与《乐》而有所失；或者说“史”出于《春秋》，“集”出于《诗》等。

总之，儒家整理、解释的“六经”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础，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正统，而其它学派虽也出自中国文化，但均有所偏失，不能代表中国文化的正统，所以，我们说儒学代表了正统的中国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儒学就是中国文化的正统代表，或者说以儒学为核心内容的儒家文化就是正统的中国文化。

在汉以后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中国逐渐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并存的文化格局，释是外来文化，虽然后来中国化，但在本源处毕竟是外来文化，这自不用说；道源于“六艺”，出于儒家经典而有所失，不是中国文化的正统，不能正面代表中国文化，而儒学本身就是中国文化之源，是中国文化的正统。所以，儒学代表了中国文化，儒学体现的就是中国文化的根本价值。
在中国二千多年的历史中，儒学不是一个学派而是中国文化的正统代表，儒学与其它学派不是在同一个平台上对话，儒学代表的是一种文化或者说一种文明而不仅仅是一种思想，儒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要高于其它学派，儒学是中国文化的“正”和“主”，而其它学派则是中国文化的“偏”和“客”（道家是“偏”佛家是“客”）。因此，当我们谈到儒学的时候，我们谈到的就是主流的中国文明，就是正统的中国文化。在中国二千多年的历史中，儒学的这一历史文化定位一直都没有发生过问题。然而，晚清以来，中国出现了反传统的浪潮，首先章太炎等古文经学家“夷六艺于古史，等孔圣为诸子”，随后胡适等新派人物变儒学为哲学，降经学为史学，表面上欲与国际学术接轨，实际上极力否定儒学的崇高地位与历史权威，力图改变二千年来儒学的历史文化定位，这样才把儒学看作一个学派。这种看法在近代中国造成了很大影响，一直到现在很多中国人都接受了这种看法。现在我们应该拨乱反正，全面地正确地来理解儒学，还儒学的本来面目，恢复儒学历史上形成的崇高地位和正统权威。一言以蔽之：我们今天要正确认识儒学是中国文化的正统代表，而不是一个学派。

二、儒学的基本义理特征
儒学博大精深，致广大而尽精微，外至六合之大内至心术之微，无所不包，内容非常丰富，故古人有所谓“义藏理窟”之说。今天我们只能简单地从十个方面来讲一讲儒学的基本义理特征，也就是说讲一讲儒学的主要思想内容，让大家对儒学有一个最基本的了解。
（一） 道德首出，仁为根本 —— 儒学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把道德放在首位，突出道德在人类生活中的优先地位，儒学所推崇的“五常”（仁义礼智信）、“四端”（恻隐之心、是非之心、辞让之心、羞恶之心，）、“三达德”（仁智勇）、“恕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絜 xié 矩之道”（将心比心站在对方角度思考问题）以及正心诚意、正己正人、成己成物、修己安人、仁民爱物等，讲的都是人类的普遍道德。儒学主张以德正心、以德修身、以德立教、以德治国，以德治天下，对道德推崇备至，可以说儒学就是道德之学。儒学之所以如此推崇道德，是因为儒学认为人是道德的存在，道德是人的本性，人的生命意义与存在价值均存在于道德中，孟子所谓“人禽几希”就是因为人有道德而动物没有道德，如果人不按自己的道德本性生活，人就降到了动物的存在，人的生命就丧失了意义与价值。此外，在社会生活层面，道德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功能，如果社会生活中缺乏道德，人类良好的群体生活就不可能，人类相处的规则就会变为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人类社会就会变成一个“动物社会”，也就是变成儒学经常说的“强凌弱、众暴寡、智诈愚、勇苦怯”的“无道”社会，这样的社会必定不可能长期存在，一定会崩溃，人类不可能过上稳定和睦的社会生活。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儒学非常推崇道德，把道德看作是维系人类群体生活的纽带和建构社会生活的基石。有人说儒学有“道德情结”，是“道德至上主义”，这并没有错，推崇道德确实是儒学最根本的特征。

在儒学推崇的诸多道德中，儒学又把“仁”放在首位，特别突出“仁”在诸多道德中的优先性与重要性，即所谓“仁为根本”。所以“五常”、“四端”（不忍人之心恻隐之心）、“三达德”都把“仁”放在首位。孔子认为“仁”是“礼”的基础，没有“仁”“礼”就徒有形式而没有实质的价值，实质的价值就是“仁”。（如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玉帛云乎哉？钟鼓云乎哉”？）朱子认为“仁”相当于《易经》“乾卦四德”中的“元德”，“乾卦四德”是“元亨利贞”，《易经》说“元者善之长”，所以“仁”是众善之长，即居众道德之首。那么，“仁”是什么呢？《说文解字》说是“相人偶”（一种人群相处才产生的关系，一个人独居不会产生“仁”，如鲁宾逊一个人在荒岛上不存在“仁”的问题，后来掳获了“星期五”，产生了人际关系，才存在“仁”的问题。），孟子说是“不忍人之心、恻隐之心”，张子说是“民胞物与之情”，朱子说是“浑然温和的天地阳春生育之气”，是“天地生物之心”，王阳明说是“良知真诚惨怛的万物一体之情”，总之，“仁”既是天地生化养育万物的生生之德，又是人类慈爱悲悯的深厚情感。人类如果丧失了这种“仁”的情感，人就成为木石，社会就会冷酷，和谐的人际关系就无法维系（因为人类社会最终要靠仁爱的情感来维系，而不能靠权力、法律、金钱、物质来维系。），这样人也就不成其人。（孟子说“人者仁也”，无“仁”就不成其为人。）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儒学才把“仁”提得这么高，放在人类道德之首。

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索尔仁尼琴被驱逐到美国，在美国住了很长时间，但他反对美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冷冰冰的法律关系，又反对苏联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险恶虚假的权力关系，他渴望的是俄罗斯东正教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温情脉脉的人伦关系。这也是儒家所渴望的人际关系。 梁漱溟 先生言中国社会的特征是“人与人相与之情厚”，因此，儒学反对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异化，即反对把人与人的关系变成权力关系、法律关系、商品关系、金钱关系、科技关系，因为这样的关系都违背了“仁”的原则。儒学要建立的是一个人与人之间充满仁爱温情的社会，而不是被权力、法律、商品、金钱、科技支配的冷冰冰的没有情感的社会。索尔仁尼琴的小说描写的就是人与人之间冷冰冰的险恶虚假的权力关系，马克思的早期作品和巴尔扎克等西方作家的小说描写的是人与人之间冷冰冰的商品金钱关系，西方反乌托邦小说如《美妙的新世界》等描写的是人与人之间冷冰冰的科技关系与权力关系。

二） 社会教化，礼为基础 —— 对士大夫而言，儒学强调个人要对高深的道德价值进行深刻的体认和领悟，这在古代叫做“为学工夫”（这很难，如 阳明 先生弟子罗洪先石莲洞中打坐十年，体认 阳明 先生龙场悟道所悟良知为何）；对一般老百姓，儒学则强调社会教化，社会教化就是通过外在道德力量的熏习或者说道德习惯的遵循慢慢地不知不觉地转变人。这是因为儒学的高深道德学理一般老百姓很难理解，这就是孔子说的百姓“可由之”（可以按照道德习惯与圣人教化去做），而“不可使知之”（不可能使他们了解高深的道德学理）。那么，怎样进行社会教化呢？那就要通过“礼”来进行，“礼”就是长期遵循道德而凝聚成的社会习惯或习俗，就是我们常说的“社会善良风俗”。由于“礼”是道德的外在化和形式化，“礼”与道德就有所不同，道德的约束力在人的内心，而“礼”虽不像法律完全靠外在力量约束，但长期形成的风俗习惯对人也具有某种外在的约束力，所以“礼”是居于道德与法律之间的一种有约束力的社会规范形式，其原则产生于道德而非法理。因此，用“礼”来治理社会成本最低，“礼”就是自发产生的道德秩序，一个“礼治”的社会实际上就是一个“德治”的社会，所以“礼治”在古代就是儒家所说的“无为之治”，即不通过国家政府人为硬性规定的强制性法律治理社会，而是靠自然形成的道德习俗来社会治理。儒学重视用“礼”来进行社会教化，最终目的是要建立一个道德的社会。 梁漱溟 先生说“中国文化就是礼乐文化”，而“礼乐文化”最大的特色就是用“礼”来进行社会教化，所以“礼教”（用“礼”来进行教化）就是中国文化的最大特色。

三） 德主刑辅，明刑弼教 —— 儒学是入世法，注定要进入世间治理社会国家，所以儒学一定会遇到道德与法律的关系问题。儒学并不反对用法律治国，但反对法律至上，独任法律治理国家，而传统的法家正是主张法律至上，独任法律治理国家。因为独任法律治理国家就是只用强力治理国家，是儒学所反对的“任力不任德” 的“霸道”，必然会导致严刑峻罚，产生残酷暴政。另外，孔子当过鲁国的大法官（鲁司寇），不是不懂得治国需要法律，但是，独任法律治理国家会因为法律的强制力产生于功利的计算，会败破人的心术，所以绝不能把法律放在治国的首位。（孔子言：“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因此，儒学主张治国必须以道德为主，法律只能是治国的辅助手段，居于治国的次要地位。当然，从社会教化的角度讲，法律并不只有消极的作用，而是有积极的作用，这就是“明刑弼教”，即公正的法律可以起到辅助社会教化的作用，法律成了实现道德教化的积极手段。从这里可以看到，儒学是主张在“德治”为主的前提下来包容“法治”，而不像有些人批评的那样是完全反对“法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