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房间在寓所顶层。他或许结过婚，有过孩子，或许以前还在别的城市住过。可以肯定的是，他曾经有过童年，不过那年头小孩子们打扮酷似大人，这在祖母的照 相簿里可以看到。他的房间里有两把椅子、一张桌子、一条地毯、一张床和一只柜子。小桌上摆一个闹钟，边上堆着一些旧报纸、一个手机和一本照相薄，墙上挂一面镜子和一 幅画。
老人每天早上出去散一回步，下午散一回步，同邻人聊上三言两语，晚上就在桌前坐着。
十年来天天都是如此，从无一点儿变化，星期天也不例外。每次坐在桌前，他就旁听闹钟发出滴答的声音，没完没了。
有一天，这天有点特别：出了太阳；天气不冷不热，鸟儿卿卿喳喳地叫，人人和蔼可亲，孩子们玩耍游戏。特别的乃是，老人忽然由衷地喜欢这一切了。
他脸上起了笑容。
“现在全都要变了，”他想。他解开衬衣第一粒钮扣，脱下帽子拿在手里，加快了脚步。他步履轻捷，心情畅快。走到自己那条街上，向孩子们点头示意，到了门口，拾级而上，从口袋里掏出钥匙，打开房门。
然而房间里一切还是老样子：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张床。他一坐下来，便又听到滴答滴答的声音。满腔的喜悦顿时烟消云散，因为什么都没有变啊。
老人勃然发怒了。
他看见镜子里自己涨红了脸，眼睛壁成一条缝。他痉挛着双手握成拳头，举起来，猛击桌面，先是一下，接着又是一下，继而大擂，嘴里一边不停地喊叫：
“非变不可，非变不可！”
闹钟声听不见了。渐渐地，他的双手开始发痛，嗓音嘶哑了，于是又听到了滴答声，什么都没变。
“永远是这张桌子，”老人说，“这两把椅子，这张床，这幅画。对这桌子我叫它桌子，对这画我叫它画，这床就叫床，这椅子人称椅子，到底是为了什么法国人管 床叫‘立’，管桌子叫‘橱婆儿’，管画叫‘梗不落’，管椅子叫‘谢死’，他们彼此都明白。同样，中国人讲话彼此也明白。
“为什么床不叫画呢?”老人想着，不禁微微一笑，随即大笑起来，直笑到邻人敲墙喊“静一点”方才作罢。
“这就变，”他说道。从今往后他把床叫作“画”、“我累了，我要上画睡觉，”他说。早上的时候，他常常在画上躺好久，寻思着椅子该怎么个叫法。他称椅子为“闹钟”。
于是，他起身穿上衣服，坐到闹钟上，胳膊支着桌子。可是桌子现在不叫桌子了，它现在叫地毯。那么，清晨他下了画，穿上衣服，坐到地毯旁边的闹钟上，思忖什么东西该怎么命名。
床他叫画，桌子他叫地毯，椅子他叫闹钟，报纸他叫床，镜子他叫椅子，闹钟他叫照相机，柜子他叫报纸，地毯他叫柜子，画他叫桌子，照相簿他叫镜子。
于是乎：早晨老人在画上躺了好久，9点整，照相簿响了，他起身站到柜子上，免得脚受冻，然后从报纸里取出衣服穿上，对着墙上的椅子照一照，再坐到地毯旁的闹钟上，随手翻阅镜子，直至找到母亲的桌子。
他觉得这样十分有趣，翻来覆去练了整整一天，把这些新词背得滚瓜烂熟，记在心里。如今呀，什么都改名换姓了：他现在不再是男人了，而是脚，脚成了早晨，早晨则是男人。
这下诸位可以自己来续写这个故事了，还可以照老人的法子变换其它词儿，响叫作放，冻叫作看，躺叫作响，起叫作冻，站叫作翻。
有道是：男人的时候，老脚在画上响了好久，9点整照相簿放了，脚冻，翻在桌子上，免得早晨看了。
老人买了蓝色的练习簿，密密麻麻写上新词儿。为此忙得不亦乐乎，人们很少在街上见到他了。
然后，他致力于学习一切事物的新名称，渐渐地倒把本来的给忘了。现在他掌握了一间语言——只属于他一个人的语言。
时而，他做梦都用这种新语言。他还把学生时代的歌曲译成他这种语言，低低地自吟自唱。
可是过不多久，他连翻译都感到力不从心，他已忘了旧的语言，不得不在蓝本子里检寻正确的词儿。他怕与人交谈。人家是怎么叫那些东西的，他得想上老半天。
他的画，人家叫床。他的地毯，人家叫桌子。他的闹钟，人家叫椅子。他的床，人家叫报纸。他的椅子，人家叫镜子。他的照相簿，人家叫闹钟。他的报纸，人家叫柜子。他的柜子，人家叫地毯。他的桌子，人家叫画。他的镜子，人家叫照相簿。
事情发展到了这步田地，人家一开口，他就会忍俊不禁。
当他听人说：“您明天也去踢足球吗？”或者说：“雨已下了两个月了。”或者：“我有个叔叔在美国。”他就憋不住要笑。
他笑，因为他感到莫名其妙。可是，这并不是一个有趣的故事。它悲哀地开始，悲哀地结束。
穿灰大衣的老人再也不能理解旁人了，这还不算太槽。枯糕的是，旁人不再理解他了。所以他什么也不说了，他沉默，只是自言自语，连招呼也不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