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体
赋的体裁之一，其特点是通过虚设的主客反复问答，按“始邪末正”的顺序铺陈七事，这种赋体由枚乘首创。西汉枚乘的《七发》辞藻繁复，多用比喻和叠字，以叙事写物为主，是一篇完整的新体赋，标志着汉赋体制的正式确立。后来的《昭明文选》曾将《七激》《七依》《七辩》《七启》等单列为一种文体并称之为“七”。自此以后七段成篇的赋成为一种专门的文体，号称“七体”，各朝作家时有模拟。
乐府
乐府的含义是演变的。在汉代，所谓乐府是指乐府机关，乐是音乐，府是官府，这是他原是的含义。但魏晋六朝却将乐府所唱的诗也叫乐府，乐府便有一种机关名称变为一种带有音乐性的诗体名称，六朝人的着眼主要是在音乐上，显然是把乐府看成一种诗体。至唐，已经撇开音乐，注重其社会内容，如元结《系乐府》、白居易的《新乐府》、皮日休的《正乐府》等，都不入乐，但都称之为乐府。于是乐府又变为一种批判现实的讽刺诗。宋元以后，也有称词、曲为乐府的，是单从乐府入乐来说的。

乐府诗
两汉乐府诗是指由朝廷乐府系统或相当于乐府职能的音乐管理机关搜集、保存而流传下来的汉代诗歌。乐府的含义是演变的??（参见“乐府”）宋代郭茂倩将汉至唐的乐府诗搜集在一起，共分12类：郊庙歌辞、燕射歌辞、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词、清商曲辞、琴曲歌词、杂曲歌辞、近代曲辞、杂歌谣辞、新乐府辞。
史传文学
中国史传文学是中国历史文学的一部分，它具有历史文学的一般特性，兼有历史科学与文学艺术二种成分。从文学的角度看，它是以历史事件为题材，重在描写历史人物形象的文学作品；从史学的角度看，它是通过运用文学艺术的手段，借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描述，来表达一定历史观的历史著作。

太史公书
太史公书即《史记》。《史记》是由司马迁撰写的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军事等）。《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传”，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是古代史书通称，从三国时期开始，“史记”由史书的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称。是中国纪传体史学的奠基之作，同时也是我国传记文学的开端。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史学著作是司马迁首创，史记的出现，标志中国古代史传文学的发展已经达到高峰。 子虚乌有先生
司马相如作品《子虚赋》中的虚构的两个人物。子虚指不真实的事。乌有即没有。“子虚乌有先生”指假设的，并不存在的人。《子虚赋》讲楚王派子虚去访问齐王。齐王率全国游猎能手陪同子虚外出打猎。子虚竭力向陪同的乌有先生吹嘘楚王的游猎盛况，故意贬低齐王。乌有先生立即替齐王辩驳，向子虚发难。
劝百讽一
语出西汉末扬雄的《法言》。“劝”是鼓励的意思，“讽”即讽谏。其意是说赋中鼓励的成分过多，淹没了篇末的讽谏主旨，本末倒置，结果欲讽反劝，适得其反，助长了帝王的奢侈心理。这是扬雄对汉大赋的批评。
文笔
中国古代文论术语。最早见于东汉王充《论衡·超奇》：“乃其中文笔不足类也。”这是以文章为文笔。到南朝“文笔”分为两个词,《南史·颜延之传》:“竣得臣笔，测得臣文。”这是分别“文”和“笔”的最早记录。文与笔的区分，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文学作品与非文学作品的认识。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化，文与笔的区分也逐渐从形式手法方面转向了文学性质方面。刘勰强调抒情而形成风格的才是文。萧绎认为文的性质是以情动人的,在表现上又具有一定的艺术特点。另外有《文笔》一书，是北魏文学家温子升的作品。

《七发》
《七发》是“七体”的开山之作。《七发》见于《文选》，最可靠也最有影响力，标志着汉代大赋体制的形成。自枚乘《七发》问世后，后世仿作并以“七”名篇的代不乏人。因而，萧统《文选》和刘勰的《文心雕龙·杂文》于赋体之外，别立“七体”
《过秦论》
《过秦论》是贾谊政论散文的代表作，分上中下三篇。全文着重从各个方面分析秦王朝的过失，故名为《过秦论》。旨在总结秦速亡的历史经验，以作为汉王朝建立制度，巩固统治的
借鉴。 这是一组见解深刻而又极富艺术感染力的文章。上篇先讲秦自孝公以迄始皇逐渐强大的原因：具有地理的优势、实行变法图强的主张、正确的战争策略、几代人的苦心经营等等。行文中采用了排比式的句子和铺陈式的描写方法，造成一种语言上的生动气势；之后则写陈涉虽然本身力量微小，却能使貌似强大的秦国覆灭，在对比中得出秦过在于“仁义不施”的结论。
《论积贮疏》
《论积贮疏》是贾谊的名文之一。虽历时2000余年，但其论述“积贮者，天下之大命”的思想，今天依然闪耀着光辉。文章直抒政见，观点鲜明，议论锋利，论证严密，善用对比，笔势流畅，说服力强，有战国纵横家遗风，无论对历代经济政策的制订，还是对后世政论文的发展都有深远影响。
《报任安书》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写给其友人任安的一封回信。在文中，司马迁以极其激愤的心情，申述了自己的不幸遭遇，抒发了内心的无限痛苦，大胆揭露了汉武帝的喜怒无常，刚愎自用，提出了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比较进步的生死观，并表现出了他为实现可贵的理想而甘受凌辱，坚韧不屈的战斗精神。感情真挚，语言流畅，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对于了解作者的生平和思想，有着重要价值。
《论贵粟疏》
《论贵粟疏》是一篇创作于西汉时期的散文，作者晁错。这篇文章观点精辟，分析透彻，逻辑谨严，文笔犀利，具有汪洋恣肆的气势和流畅浑厚的风格。针对西汉农业生产尚未完全恢复，粮食供应一直紧张，经济形势很严峻，社会安定、边防巩固受到危及的形势，全文紧紧抓住 贵粟 ，从带有根本性的社会实际出发，高屋建瓴，援古况今，层层剖析，反复论证，又明确提出 损有余补不足 的 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 ，以振兴发展农业生产，增强国力，对历史上 文景之治 的局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吊屈原赋》
《吊屈原赋》是西汉文学家贾谊的作品。公元前176年，贾谊被贬为长沙王太傅，及渡湘水，历屈原放逐所经之地，对前代这位竭诚尽忠以事其君的诗人的不幸遭遇深致伤悼，遂作此赋。此赋描写出一个善恶颠倒，是非混淆的黑暗世界，表现对屈原深深的同情。作者也流露出对自己无辜遭贬的愤慨，但他不赞同屈原的以身殉国，认为屈原最终的不幸在于他未能“自引而远去”。作者主张“远浊世而自藏”，以此保全自己，这才合乎“圣人之神德”。此赋是汉初文坛的重要作品，是以骚体写成的抒怀之作，也是汉人最早的吊屈之作，开汉代辞赋家追怀屈原的先例。
《鵩鸟赋》
《鵩鸟赋》是西汉文学家贾谊作品。作于贾谊谪居长沙时。谊居贬所，一日有鵩鸟入宅，以为不祥，遂作此赋，借以阐明自己人生态度，自我宽慰，自我排遣。赋中宣扬顺天委命、齐万物、同生死、等荣辱的老庄哲学。结合贾谊生平来看，这只是他一时心境，并非一生想法。多人生感悟，重于析理。沿袭楚骚句式，多用“兮”字，通篇用韵，形式整齐，富于抒情色彩。

《招隐士》
《招隐士》是楚辞篇名。西汉淮南王刘安的门客作。其内容为陈说山中的艰苦险恶，劝告所招的隐士（王孙）归来。感情浓郁，意味深长，音节和谐，优美动人，因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及很高的美学价值，历来为人所宝重，堪称汉代骚体赋的精品。
《大人赋》
《大人赋》又称《大人之颂》，是西汉辞赋家司马相如的作品。“大人”隐喻天子，赋中描写“大人”遨游天庭，与真人相周旋，以群仙为侍从，过访尧舜和西王母，乘风凌虚，长生不死，逍遥自在，是迎合汉武帝喜好神仙，求长生不死的心理。极写仙境之不可恋而人世之弥足珍，以骚体形式而用大赋手法，造句生动而意存讽谏。至于武帝读后飘然之感则是作者史料未及的。其内容和形式模仿《楚辞·远游》。
《哀秦二世赋》
西汉辞赋家司马相如的作品。作于相如从武帝猎于长杨宫，旨在劝武帝居安思危，谨慎持身。小赋情词恳切，语短意长。
《长门赋》
《长门赋》相传为司马相如作品。本传失载，今之传本见于南朝梁萧统编著的《昭明文选》。由于其序不合史实，有人认为此服为后人托名伪作，但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赋为司马相如所作，其序可能为后人之笔。《长门赋》可看做是两汉骚体赋中最具情境的一篇。赋写陈皇后被废，幽居长门宫，苦闷抑郁，忧郁凄伤，将宫廷妇女失宠后那种卑微屈辱而又梦寐望幸的哀怨心情写得细致入微，感人至深。
《子虚赋》
《子虚赋》是西汉辞赋家司马相如早期客游梁孝王时所作。此赋通过楚国之子虚先生讲述随齐王出猎，齐王问及楚国，极力铺排楚国之广大丰饶，以至云梦不过是其后花园之小小一角。乌有先生不服，便以齐之大海名山、异方殊类，傲视子虚。总的来看都是张扬大国风采、帝王气象。此赋与《上林赋》构成姊妹篇，都是汉代文学正式确立的标志性作品。
《上林赋》
《上林赋》是《子虚赋》的姊妹篇，是汉赋大家司马相如的代表作品。作品描绘了上林苑宏大的规模，进而描写天子率众臣在上林狩猎的场面。作者在赋中倾注了昂扬的气势，构造了具有恢宏巨丽之美的文学意象。此赋是表现盛世王朝气象的第一篇鸿文。
《天子游猎赋》
《天子游猎赋》为《子虚赋》与《上林赋》的合称。将《子虚赋》与《上林赋》作一篇论者认为，司马相如曾明言“请为天子游猎赋”，以此为语明确地提出了所为赋名，即《天子游猎赋》。

《北征赋》
《北征赋》是汉代文学家班彪的作品。此赋记述了作者北行的历程，抒写了怀古伤今的感慨，表现了安贫乐道的思想。
《东征赋》
《东征赋》由东汉才女班昭创作。班昭随儿子曹成去陈留赴任，在本赋中抒写沿途的所见所感，写了离开京城的悲伤和长途跋涉的劳苦，并缅怀先贤，体察民难，最后教导人们洁身自好、坚持正道，敬业慎行。
《述行赋》
《述行赋》是东汉文学家蔡邕作品。记叙了作者赴京途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从体制来说，这是自模仿刘歆《遂初赋》以来的纪行赋，写作方法并无特异之处。但其篇幅相对短小，感情格外强烈。愤于宦官弄权致使民不聊生的主旨，在篇首小序中就明白点出。文中不但就沿途所见发生联想，借古刺今，更从正面发出对社会现实的尖锐批判。
《归田赋》
汉代辞赋家张衡从仕途转向退隐时所作的一篇小赋。这是一篇短小明畅的抒情小赋，有着独
特的艺术风格，它一洗汉大赋铺采缛文、繁重凝滞、虚夸堆砌的规矩，转为文句平淡清丽、结构短小灵活的风格。描画了一幅明丽祥和、充满生机、情趣盎然的田园风景。
《刺世疾邪赋》
《刺世疾邪赋》是东汉文学家赵壹的代表作。它是一篇讽刺不合理的世事，憎恨社会上邪恶势力的作品，表达了作者决不愿与邪恶势力同流合污以谋取个人荣华富贵的可贵精神。语言简练质朴，刚劲有力。形式短小灵活，因意命笔，意尽而止，绝不拖泥带水；开门见山，直抒胸臆，慷慨陈词，全无掩饰，极具个性特征，带有东汉党人的锋芒。
《鹦鹉赋》
东汉文学家祢衡的代表作。虽是一片咏物赋，但咏物即咏人，因物入情，物我合一。赋中借鹦鹉之奇资妙质、聪明慧辩以自娱，复以其因才致祸、身困笼槛以自况。心理描写细腻委婉，苦情哀绝，采用拟人化的手法，人鸟一境。句式工整，言辞华美，比喻的运用和侧面烘托的手法也很出色，是抒情小赋借物言志的上乘之作。

《翠鸟诗》
作者蔡邕，此时是乱世文人全身远害心态的写照。是蔡邕自身经历的形象反映，从中可以看出汉末文人身处衰世的惶恐之情。
《乐府诗集》
宋人郭茂倩所编，是现存乐府诗最完备的总集。辑录了陶唐至五代的乐府诗一百卷，主要从音乐角度分12类。汉代乐府诗主要保存在其中的郊庙歌辞、相和歌辞、杂曲歌辞和鼓吹曲辞中。
《陌上桑》
汉乐府民歌，属相和歌辞，五言。题名出自郭茂倩《乐府诗集》，又叫《艳歌罗敷行》、《日出东南隅行》。诗通过罗敷拒绝使君调戏故事的叙述，歌颂了她坚贞的品质和不慕权贵、敢于反抗的精神，鞭挞了上层人物的荒淫，表达了劳动人民维护自己爱情与家庭生活的凛然正气。
《孔雀东南飞》
汉乐府民歌，属杂曲歌辞，五言，是我国古代最长的叙事诗。最早见于《玉台新咏》，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乐府诗集》题作《焦仲卿妻》，后人常取诗的首句，称作《孔雀东南飞》。作于东汉末年。它通过焦仲卿、刘兰芝的婚姻悲剧，揭露了封建礼教对青年男女的残酷迫害，歌颂了男女主人公对爱情的忠贞和他们为反封建礼教宁死不屈的斗争精神。
《古诗十九首》
古诗十九首出自汉代文人之手，但没有留下作者姓名。《古诗十九首》作为一个整体收录在《文选》卷二十九，它代表了汉代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古诗十九首》不是作于一时一地，作者也不是一人，而是多人。其年代最迟不晚于桓帝时期。《古诗十九首》除了游子之歌，便是思妇之辞，抒发游子的羁旅情怀和思妇归愁是它的基本内容，所表现的游子思妇各种复杂的思想感情，在中国古代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意义，千百年来引起读者的广泛共鸣。这些作品还透彻的揭示出许多人生哲理，诗的作者对人生真谛的领悟使这些诗篇具有深邃的意蕴，诗意盎然而又不乏思辨色彩。许多诗篇以物我交融、物我互化的笔法，构成浑然圆融的艺术境界，其语言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不作艰深之语，无冷僻之词，而是用最明白晓畅的语言道出真情至理。浅浅寄言，深深道款，用意曲尽而造语新警。从而形成深衷浅貌的语言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