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琴在古代就是一件雅事，是一件有点稀罕的事。从史籍文献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古人对会弹琴的人是相当敬重的，文献中有名有姓的弹琴者，基本上都是精神不凡、学识过人的高人。
　　古人用重金买琴、用数十亩良田换一张琴的事情不少见。做事，要么不做，要做就像模像样。

我们今天可以在传世绘画中看到古人弹琴所处的环境，他们大都在景色优美的地方操琴，或空阔的水边空地，或孤松下的巨石。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清流激湍映带左右。旁边没有闲杂人等，除了一二与弹琴者一样风姿高迈的雅人，便是烹茶煮酒的童仆。完全符合“地清境绝”的要求。
　　这样的场景，古诗中也很多见。王维是“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竹里馆》）
　　白居易是“月出鸟栖尽，寂然坐空林。是时心境闲，可以弹素琴。”（《清夜琴兴》）

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生命和精神最依恋山水，而自然对人的教益也最大。文献记载伯牙向成连学琴的故事很能说明这一道理。
　　伯牙随成连习琴，三年以后，以为自己已经把老师的琴技都学到了。成连说要请他的老师方子春教伯牙，带伯牙乘船越海至蓬莱山。成连让伯牙在此等候，他去请老师，便留下伯牙一人在岛上，他自己刺船而去。
　　许多天过去了，伯牙每天盼望名师驾临，可眼前只有苍茫大海、群鸟翔鸣。于是，在寂静而又气象万千的山水之间，伯牙明白了老师的用意：大自然才是最好的老师。

似这种学习策略，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很常见，学画者也有“师古人，不如师造化”的观点。
　　古人择景弹琴，其中是有深意的。从浅近处说，这是一种生活趣味，往深处说，这是他们安置精神安妥灵魂的一种独特的生命方式。这种方式有着深在的哲学思索，同时它又是非常审美的。琴始终是作为人与物、与自然、与大道两相观照往来的媒介存在的。
　　因此，琴与山水自然共为精神的载体，其本身又都是精神审美的对象，是精神本身。

月下抚琴，临流动操，在漫长的岁月中，中国古代的文人士大夫便是以这样的方式吸纳着山水品格入琴，并藉琴将他们的精神挥入丘壑林泽。
　　在这一精神高度上，六朝人达到了最高境界。而此后，尽管琴与读书人的关系依然密切，但由琴而生发、探讨的哲学高度、精神深度却逐渐衰减，与其他中国古代的艺术一样，走出了由格调境界而意境而趣味的线路，弹琴的地方也渐渐移至雅室之内，也可以说，由“大”走向了“小”，由精神追求变而为生命趣味的讲究。

由此一来，琴人之于琴的关系不再像魏晋以前那么深，境界的追求不再像以前那么高，弹琴由境界流于趣味。
　　弹琴要择地择境，其实还是对心境、对自己的要求。良辰美景的讲究，旨在让心思安静清爽。如果清景美而心不宁静，目的也不能达到。相反，如果心思清静平和，再喧嚣的地方，依然可以心不旁骛地弹琴。

如果没有清静之地便不能弹琴，那么这种心态本身就有点问题。陶渊明说得清楚：“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心远、心静是关键。
　　弹琴的讲究还包含对听琴者的要求。有许多琴人可以在一般的地方弹琴，但决不愿意坐中有俗耳。这里既有自命清高的孤傲，更有对知音、对心思能为人所知的盼望。

琴史上不愿为庸人弹琴的事迹很多。东晋名士戴逵是个学识渊博、众艺兼擅的艺术家，弹得一手好琴。但他无世俗名利之想，有高蹈出世之志。皇帝因他的才学多次征召他为官，都被他拒绝。
　　太宰司马请他弹琴，戴逵把琴摔碎，明确表示不愿为王门伶人。戴逵的儿子戴勃、戴也是弹琴名家，也都是隐遁之士。中书令王绥有一次带着一帮人造访戴勃，戴勃正在喝豆粥，王绥说：“听说你琴弹得好，弹一曲听听。”戴勃毫不答理，继续喝他的豆粥。王绥衔恨而去。

唐宋时期，有不少琴人成为宫廷、皇帝的琴待诏（即以弹琴技艺为皇帝服务的人）。这些人尽管也是为了讨生活而弹琴，但大多洁身自好、不卑不亢。
　　因此，心是弹琴的根本，只有根本厚实，才有可能传达出有价值的内涵。一切艺术都是如此。从这个道理出发，我们也可以说，弹琴很大的讲究在于养心，在于正心。
　　心正则琴声正，心远则琴意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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