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旧唐书》在历代的传抄和刊刻过程中出现了大蚤的讹误和脱漏, 清雍正间沈炳震的《新旧唐书合钞) 及
乾隆时的两次官方校勘都未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状况.道光年间, 扬州学者张宗泰、罗士琳、刘文淇、刘毓在、
陈立等前后两次对《旧唐书》做了比较深入、全面的校勘整理, 大致解决了《旧唐书》严重的讹误脱漏问题, 罗、刘等《旧唐书校勘记》集其大成, 于《旧唐书》功不可没.中华书局点校本( 旧唐书》由于成书时代的局限, 对于他们的校劫成果利用不够, 近20 年学者对“ 点校本” 《旧唐书》的校正, 也未能很好地利用《旧唐书校勘记》的已有成就。.

关键词: 清代; 扬州学者; 《旧唐书;》校勘

欧阳修等人所撰( 新唐书》修成后, 由曾公亮具名上奏的《进唐书表》评价《旧唐书》说: “ 衰世之士, 气力卑弱, 言浅意陋, 不足以起其文, 而使明君贤臣, 携功伟烈, 与夫昏虐贼乱, 祸根罪首, 皆不得暴其善恶以动人耳目, 诚不可以垂劝戒, 示久远, 甚可叹也!” 同时陈述《新唐书》的优点是“ 其事则增于前, 其文则省于旧” 。1 但《旧唐书》叙事翔实、材料丰富的特点使得它更具有史料价值, 因此司马光修《资治通鉴》, “ 唐纪” 部分主要依据《旧唐书》撰成。而清代学者赵翼虽对《新唐书》持赞许态度, 犹讥《新纪》“ 过求简净之失” , 谓: “ 当日进呈时, 宋仁宗即有旨, 《旧唐书》不可废, 其早有所见软?” 2 可是由于《新唐书》晚出, 欧阳修、宋祁等撰者的文名及社会、政治影响, 很快取代《旧唐书》在社会上流传, 明人文征明说: “ 以宋景文、欧阳文忠皆当时大手笔, 而是书实更二公之手, 故朝野尊信而《旧书》遂废不行。” “ 认识相当清楚。此后的四百多年, 《旧唐书》少有刻本, “ 至明嘉靖时, 藏书之家已罕有足本。” `

二、罗士琳、刘文淇等《旧唐书校勘记》及《旧唐书逸文》
清代扬州为“ 南北之冲, 四方贤士大夫无不至此” 1 , 梅文鼎、朱彝尊、阎若球、惠栋、朱药、钱大听、戴震、王叔、袁枚、王鸣盛、金榜、卢文昭、邵晋涵、章学诚、段玉裁、孙星衍、洪亮吉等清代学术巨匠都与扬州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而扬州学者王念孙引之父子、汪中、焦循、阮元等也都在清代学术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作为两淮盐运司的驻地和众多盐商豪富的聚居地, 有清一代, 扬州在学术赞助、藏书刻书方面也有相当突出的成绩。2
道光二十二年( 18 4 2), 江都学者梅植之因《旧唐书》虽己列入正史, 但“ 阁本但缮写而未发刻, 读者既艰于传钞。殿本列于二十四史之内, 坊肆间罕有单行者, 寒素之家购求匪易。而闻版久亡, 其书尤为难觅” “ , 劝其友甘泉人岑建功重新刊刻此书。岑氏即一方面延工校字刊刻, 另一方面延请本地学者甘泉罗士琳、仪征刘文淇毓裕父子、句容陈立共同校勘, 同时极力搜求散见之《旧唐书》逸文, 成《旧唐书校勘记》六十六卷、《旧唐书逸文》十二卷, 对《旧唐书》做了一次更加全面、深入的整理。
岑建功( ?一1 8 4 8) 4 , 字绍周, 甘泉人, 清道光间著名藏书、刻书家, 惧盈斋主人。《增修甘泉县志》卷十三有传, 谓其家丰于财, 而好学嗜古, “ 每得异书, 必坞工重刊, 如《旧唐书》、《舆地纪胜》皆见珍于世。” ”因此, 刘文淇在代阮元所作《重刻( 旧唐书) 序》中至以汲古阁毛氏相誉。岑氏曾学于张宗泰, 他之“ 慨然独任” 《旧唐书》的刊刻整理, 应该与张氏的影响有关。
罗士琳( 1 784 -1 853), 字茗香, 甘泉人。清代著名天文算学家, 师从海州许桂林, 追踪梅文鼎, 早年曾入钦天监, 因推算道光元年之日月合璧及五星联珠而受知于肃顺, 后游学各地, 为阮元所推重, 又曾代王念孙校勘《淮南子》, 殁于太平军扬州之役。著成算学著作多种, 并所撰《续畴人传》刻为《观我生堂汇稿》。

第五, 《校勘记》还有许多优点
。诸如对《旧唐书》的某些记载尤其是所载诏浩奏疏作补充说明; 对沈炳震《合钞》、殿本、阁本、王鸣盛、张宗泰等的校勘疏略及失误做了大量的补充和纠正; 特别注意考察史源,说明出现讹误的缘由; 对于没有确凿证据者则采取存疑的态度, 这种审慎的处理方式则是古籍校勘整理者所必须格守的原则。
唐代国史的撰修, 经历了相当长的过程, 史官陵替, 各有所成, 《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四种, 后世皆佚。《旧唐书》在长期的传抄、刊刻的过程中有一定的脱漏, 如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认为《柳公度传》不全, 赵翼(廿二史札记》经过考订, 确认《张巡传》“ 必有行墨脱落之处” 7 。
刘文淇等在校勘时, 发现“ 《御览》等书有与刘氏之书绝不相比附者” , 他认为是《唐书》逸文, 于是“ 荟萃成书, 一一整比编排而加以考订, 共得十二卷, 即名之曰《旧唐书逸文》” 。“ 所据之书, 以《御览》为主, 而《寰宇记》、《事类赋注》、《通鉴考异》次之, 盖诸书皆明引《唐书》, 足以传信也。” “ 并与《唐会要》、《册府元龟》、《通典》、《新唐书》、《通鉴》、《文苑英华》、《唐文粹》等相印证。未及梓行而岑氏弃世, 后由其子岑淦、从子岑铭付梓刊行, 刘毓裕代阮元为之撰序, 称该书“ 所载事迹有关系者甚多” , 并总结为“ 十善” , 即“ 有关于经学者” 、“ 有关于史法者” 、“ 有关于君德者” 、“ 有关于相业者” 、“ 有关于国典者” 、“ 有关于世教者” 、“ 有关于政绩者” 、“ 有关于节义者” 、“ 有关于掌故者” 、“ 有关于艺文者” , 虽有过褒之嫌, 但亦略见大端` , 也是对《旧唐书》的一大贡献。

《旧唐书校勘记》也有明显的不足。诸如依据《册府元龟》、《太平御览》等类书逐字逐句校勘, 虽然有深入、详细的长处, 但也造成了篇幅过大、不易利用的缺点。更为重要的是《旧唐书》修撰时并非一仍旧史, 是有所取舍、剪裁的, 类书则完全照录旧史, 所以, 一些并不影响史实陈述和文意的行文差异, 完全可以不必一一注明。同时由于校者汲汲于逐字逐句校勘, 致有些整段讹误未能作全局观, 造成漏校。又如校诸“ 志” 时较多地引证了《唐会要》, 但在校诸“ 纪” 时对新、旧书诸“ 志” 及《唐会要》的引证利用则明显不足。校者批评沈、张等人引证《通鉴》不够, 他们也确实较多地参考了《通鉴》及《考异》, 但有些地方还是置《通鉴》的明确记载于不顾, 直以己意揣测或承他人臆说, 如《德宗纪》贞元七年十一月“ 丁酉, 以前福建观察使吴揍为陕州长史、陕毓观察使。” 《校勘记》: “ 张氏宗泰云: 非丁卯之误即上脱十二月, 丁酉十二月十一日。” 实则《通鉴》卷二百三十三“ 唐纪四十九” 即系于“ 十二月” 条下。《校勘记》诸“ 纪” 自乾符之后渐趋粗疏, 张宗泰未校部分相对比其他部分简略, 虽然有材料不足的因素, 但其对于张氏《考证》成果的倚重程度是显而易见的。此外, 《校勘记》虽然对全书逐次进行了校勘, 可是仍然有一些漏校或误校的地方。如《德宗纪》贞元七年“ 二月己巳, 注原帅刘昌复筑平凉城… … 涣辰而功毕, 分兵戍之, 边患稍弹。” 《校勘记》云: “ 沈氏炳震云是月无己巳。《通鉴》作`戊戌, , 张氏宗泰云: `今据《通鉴》作“ 戊戌” , 定为己亥, 以两日相次也, 己亥二月八日。’ 按张即据《通鉴》, 则不必改作` 己亥’ 矣, 《通鉴》考次日月甚详, 当作戊戌。” 实际上,( 通鉴》卷二百三十三作“ 戊戌, 诏径原节度使刘昌筑平凉城, 以扼弹筝峡口, 侠辰而毕, 分兵戍之。” “ 侠辰” 十二日, 则筑城毕当在己酉, 己酉十八日, 去戊戌( 初七日) 正好十二日, 则“ 己巳” 为“ 己酉” 之误无疑, 诸家所校皆误, 是未知“ 侠辰” 之义的缘故。这些疏漏尚须研究者继续予以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