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有“野人”吗?我们证明确有“野人”
——兼评谭邦杰的“确无‘野人’”论
刘民壮
17 世纪英国大主教贝克莱有句名言“我思即我在”，他认为不管世界上什么事情只要他说有就会有，他说没有就没有了，他认为只要他闭上眼睛，地球就不存在了。300 年过去了，贝克莱早已死去，地球不是照样在转吗?
20 世纪 80 年代的今天，就在 1984 年 8 月上旬，在广西三江召开了中国“野人”考察研究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反映中国 13 个省、区都有“野人”信息，而且通过大量科学事实论证在报纸上公布以后，《大自然》杂志 1984 年第 3 期(1984 年 9 月发行)发表了谭邦杰的文章《野人到底有没有?我说没有》。这种说法有没有说服力呢?《大自然》编辑部“写在前面”的话说“野人是许多读者感兴趣的问题，到底有没有。谭邦杰同志的回答是没有。我们认为这个回答在科学上较有说服力，所以刊登了这篇文章”。原来，《大自然》编辑部，也和谭邦杰同感，认为确无野人，看来，谭邦杰的观点就是《大自然》杂志编辑部的观点。
一、所谓宣传迷信
谭邦杰的文章指责中国“野人”考察研究会执行主席兼秘书长李建同志在今年春天《科学与人》上发表的《野人考察新进展》。他把苏联腊诺夫否定“雪人”的文章当作正面文章，把李建同志的文章当作反面文章“那正反两方面的材料促使我要把憋在心中好几年的话讲出来。”“如骨鲠之在喉，必欲吐之而后快”。他的基本论点是“简言之就是“到底有没有野人”的问题。我的看法，说一句痛快话，就是“根本没有”。“根本不存在”“确实没有野人”。他对李建同志的那篇文章作了莫须有的指责，什么“充满了似是而非的、伪科学的论点和论据，而且公然塞进了许多宣扬迷信的东西。这样的东西最容易蒙蔽人，因为它是打着“科学”的幌子，还有一些引人入胜的情节，广大的读者很容易被引入迷途。”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谭邦杰摆出一幅像水浒传中大教师爷洪教头的架势，颇有几分来势汹汹。
我们且看，他是怎样指责李建同志宣传迷信的，“所谓的‘小野人’是个什么东西呢?根据某一位教授的反映，广西融水县的一位瑶族社员在 1980 年初的某日，曾用铁夹夹到一个‘小野人’。他告诉去采访的一位新闻记者说，那‘小野人’一米多高，头圆，有脸有额，耳眼手都很象人，眼睛含泪，“似乎向他哀求，太像人了”。卜小球是一个猎人，正是因为他见过许多猴子，是猴头猴脑，有尾巴，四脚爬行，而夹到的这个东西却是耳眼手头脸额都有很多象人的地方。谭邦杰却一口咬定卜小球“把一只罕见的猴子误认为‘野人’。”卜小球见过那么多的猴子，即使见夹到一只罕见的猴子，也不会把它和人混淆，也会把它带回来，正是因为他看到的是一个小的人形动物，所以情况就不同了。如果是我们野考会员遇到这种情景，我们一定会认为这是科学价值极高的“小野人”，带回来揭谜，但如果是谭邦杰去了，一定会说“这是个猴子，有什么稀奇，放了吧!”于是就放了。而卜小球没有科学文化知识，有迷信思想，这在山区里是很普遍的现象，他不能理解这个“小野人”是从猿到人的过渡类型(这要在大学生物系的进化论课才讲从猿到人的科学知识)，却理解为“好友托身转世”，这明明是卜小球的看法，而李建同志认为“如果卜小球不迷信，把这小怪物抱回家，也许还可以把它养大，揭开‘野人’之谜不就有了希望吗!?”李建这段话的意思是“不赞成卜小球迷信，而且认为他由于迷信而放掉小‘野人’是很可惜的，失去一次揭谜的机会，应当提倡科学，破除迷信，揭谜才会快些。在文化落后的山区，由于较普遍的迷信观念，往往把“野人”当成妖魔鬼怪，产生畏惧心理，甚至抓住又放掉了，这严重影响揭谜工作的进行。李建提出这个问题的目的在于破除迷信，可是谭邦杰却倒打一耙，说“是谁迷信?是谁在宣扬迷信?”说李建在宣传迷信，并由此断言是“打着‘科学’的幌子，”“伪科学”“引人迷途”等。实际上，很多哲学史著作、历史著作都要谈到宗教的起源，谈到佛教的轮回说，谈到“好友托身转世”，岂不都成了宣传迷信?而实际上作者们并不相信宗教讲的那些迷信的东西，写出来是为了破除迷信，这是很清楚的。
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如果一定要问“这究竟是谁迷信?”(迷信的东西必定是伪科学)那当然是谭邦杰本人所说的话“我的老天爷?在浙江、河南、安徽这样的省分也要去找‘野人’，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中国野人考察研究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反映 13 个省区有“野人”信息，这是通过大量调查研究所得到的认识，有大量事实证明这一点。浙江丽水科委主任杨峰同志领导的考察队自 1979 年以来对浙江遂昌九龙山区和周围邻县山区的考察表明，这里存在着高达 2 米，直立行走的长发多毛人形动物，并发现一尺以上的脚印和许多窝。河南由中国野考会理事张维华、王兵翔同志通过大量调查表明，河南伏牛山区至今仍在闹“野人”，而且不只一个县、一个山头，有大量目击者证据。安徽贵池棠溪公社留田大队多次闹“野人”，中国野考会理事毛光年、贾辰波多次到贵池调查，不但走访了目击者，而且还拍摄了山洞附近的 48 厘米大脚印的现场照片，以及周围的粪便、睡窝。据说谭邦杰是老虎专家，“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你连浙江、河南、安徽、“野人”窝都没有钻进去过，怎么就知道这三省“确实没有野人”。你不去实践，只是口中念念有词“我说没有”，这不是在搞迷信是在搞什么。你不深入现场进行实际的考察研究，光靠向老天爷(也就是上帝)去祈祷要他保佑浙江、安徽、河南不要有“野人”，这有什么用处呢?你竟连“科学的幌子”也不打就“公然塞进了许多宣扬迷信的东西”。这难道不是“似是而非、伪科学”吗?
可能谭邦杰会申辩说，他一贯是注重实际调查研究的。我们不妨翻一下 10 年来中国“野人”考察的考察队和考察小组的名单，有哪一年、哪一次有过谭邦杰的名字，是队长还是队员?没有，一次也没有，连队员也不是，他根本没有到过神农架。从松柏到朱公坪、枪刀山怎么走法?“野人”在哪里活动他都不知道，他完全莫明其妙。我们考察队员在考察时在山上吃土豆、喝凉水，住山洞时，谁也没有见过谭邦杰的影子。也许有人会说，谭邦杰一定到过西藏珠穆朗玛峰去考察过“雪人”，没有，他没去过。那么他到安徽贵池，没去过。那么他是怎么知道中国确(确就是调查核实过了，有足够的证据)无“野人”呢?原来，他只要一闭眼睛“我的老天爷”!就都知道了。这恰恰是《大自然》杂志所赞扬的，“谭邦杰同志的回答是没有。我们认为这个回答在科学上较有说服力，”这里所指的“科学”就是那种“我的老天爷!”“充满了似是而非的、伪科学的”东西。
——兼评谭邦杰的“确无‘野人’”论
刘民壮
17 世纪英国大主教贝克莱有句名言“我思即我在”，他认为不管世界上什么事情只要他说有就会有，他说没有就没有了，他认为只要他闭上眼睛，地球就不存在了。300 年过去了，贝克莱早已死去，地球不是照样在转吗?
20 世纪 80 年代的今天，就在 1984 年 8 月上旬，在广西三江召开了中国“野人”考察研究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反映中国 13 个省、区都有“野人”信息，而且通过大量科学事实论证在报纸上公布以后，《大自然》杂志 1984 年第 3 期(1984 年 9 月发行)发表了谭邦杰的文章《野人到底有没有?我说没有》。这种说法有没有说服力呢?《大自然》编辑部“写在前面”的话说“野人是许多读者感兴趣的问题，到底有没有。谭邦杰同志的回答是没有。我们认为这个回答在科学上较有说服力，所以刊登了这篇文章”。原来，《大自然》编辑部，也和谭邦杰同感，认为确无野人，看来，谭邦杰的观点就是《大自然》杂志编辑部的观点。
一、所谓宣传迷信
谭邦杰的文章指责中国“野人”考察研究会执行主席兼秘书长李建同志在今年春天《科学与人》上发表的《野人考察新进展》。他把苏联腊诺夫否定“雪人”的文章当作正面文章，把李建同志的文章当作反面文章“那正反两方面的材料促使我要把憋在心中好几年的话讲出来。”“如骨鲠之在喉，必欲吐之而后快”。他的基本论点是“简言之就是“到底有没有野人”的问题。我的看法，说一句痛快话，就是“根本没有”。“根本不存在”“确实没有野人”。他对李建同志的那篇文章作了莫须有的指责，什么“充满了似是而非的、伪科学的论点和论据，而且公然塞进了许多宣扬迷信的东西。这样的东西最容易蒙蔽人，因为它是打着“科学”的幌子，还有一些引人入胜的情节，广大的读者很容易被引入迷途。”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谭邦杰摆出一幅像水浒传中大教师爷洪教头的架势，颇有几分来势汹汹。
我们且看，他是怎样指责李建同志宣传迷信的，“所谓的‘小野人’是个什么东西呢?根据某一位教授的反映，广西融水县的一位瑶族社员在 1980 年初的某日，曾用铁夹夹到一个‘小野人’。他告诉去采访的一位新闻记者说，那‘小野人’一米多高，头圆，有脸有额，耳眼手都很象人，眼睛含泪，“似乎向他哀求，太像人了”。卜小球是一个猎人，正是因为他见过许多猴子，是猴头猴脑，有尾巴，四脚爬行，而夹到的这个东西却是耳眼手头脸额都有很多象人的地方。谭邦杰却一口咬定卜小球“把一只罕见的猴子误认为‘野人’。”卜小球见过那么多的猴子，即使见夹到一只罕见的猴子，也不会把它和人混淆，也会把它带回来，正是因为他看到的是一个小的人形动物，所以情况就不同了。如果是我们野考会员遇到这种情景，我们一定会认为这是科学价值极高的“小野人”，带回来揭谜，但如果是谭邦杰去了，一定会说“这是个猴子，有什么稀奇，放了吧!”于是就放了。而卜小球没有科学文化知识，有迷信思想，这在山区里是很普遍的现象，他不能理解这个“小野人”是从猿到人的过渡类型(这要在大学生物系的进化论课才讲从猿到人的科学知识)，却理解为“好友托身转世”，这明明是卜小球的看法，而李建同志认为“如果卜小球不迷信，把这小怪物抱回家，也许还可以把它养大，揭开‘野人’之谜不就有了希望吗!?”李建这段话的意思是“不赞成卜小球迷信，而且认为他由于迷信而放掉小‘野人’是很可惜的，失去一次揭谜的机会，应当提倡科学，破除迷信，揭谜才会快些。在文化落后的山区，由于较普遍的迷信观念，往往把“野人”当成妖魔鬼怪，产生畏惧心理，甚至抓住又放掉了，这严重影响揭谜工作的进行。李建提出这个问题的目的在于破除迷信，可是谭邦杰却倒打一耙，说“是谁迷信?是谁在宣扬迷信?”说李建在宣传迷信，并由此断言是“打着‘科学’的幌子，”“伪科学”“引人迷途”等。实际上，很多哲学史著作、历史著作都要谈到宗教的起源，谈到佛教的轮回说，谈到“好友托身转世”，岂不都成了宣传迷信?而实际上作者们并不相信宗教讲的那些迷信的东西，写出来是为了破除迷信，这是很清楚的。
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如果一定要问“这究竟是谁迷信?”(迷信的东西必定是伪科学)那当然是谭邦杰本人所说的话“我的老天爷?在浙江、河南、安徽这样的省分也要去找‘野人’，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中国野人考察研究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反映 13 个省区有“野人”信息，这是通过大量调查研究所得到的认识，有大量事实证明这一点。浙江丽水科委主任杨峰同志领导的考察队自 1979 年以来对浙江遂昌九龙山区和周围邻县山区的考察表明，这里存在着高达 2 米，直立行走的长发多毛人形动物，并发现一尺以上的脚印和许多窝。河南由中国野考会理事张维华、王兵翔同志通过大量调查表明，河南伏牛山区至今仍在闹“野人”，而且不只一个县、一个山头，有大量目击者证据。安徽贵池棠溪公社留田大队多次闹“野人”，中国野考会理事毛光年、贾辰波多次到贵池调查，不但走访了目击者，而且还拍摄了山洞附近的 48 厘米大脚印的现场照片，以及周围的粪便、睡窝。据说谭邦杰是老虎专家，“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你连浙江、河南、安徽、“野人”窝都没有钻进去过，怎么就知道这三省“确实没有野人”。你不去实践，只是口中念念有词“我说没有”，这不是在搞迷信是在搞什么。你不深入现场进行实际的考察研究，光靠向老天爷(也就是上帝)去祈祷要他保佑浙江、安徽、河南不要有“野人”，这有什么用处呢?你竟连“科学的幌子”也不打就“公然塞进了许多宣扬迷信的东西”。这难道不是“似是而非、伪科学”吗?
可能谭邦杰会申辩说，他一贯是注重实际调查研究的。我们不妨翻一下 10 年来中国“野人”考察的考察队和考察小组的名单，有哪一年、哪一次有过谭邦杰的名字，是队长还是队员?没有，一次也没有，连队员也不是，他根本没有到过神农架。从松柏到朱公坪、枪刀山怎么走法?“野人”在哪里活动他都不知道，他完全莫明其妙。我们考察队员在考察时在山上吃土豆、喝凉水，住山洞时，谁也没有见过谭邦杰的影子。也许有人会说，谭邦杰一定到过西藏珠穆朗玛峰去考察过“雪人”，没有，他没去过。那么他到安徽贵池，没去过。那么他是怎么知道中国确(确就是调查核实过了，有足够的证据)无“野人”呢?原来，他只要一闭眼睛“我的老天爷”!就都知道了。这恰恰是《大自然》杂志所赞扬的，“谭邦杰同志的回答是没有。我们认为这个回答在科学上较有说服力，”这里所指的“科学”就是那种“我的老天爷!”“充满了似是而非的、伪科学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