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数学物理篇数学 物理1450年吴敬撰《九章算法比类大全》 1524年王文素著成54卷总计1500多问近50万字《新集通证古今算学宝鉴》。 1584年朱载堉著《律吕精义》出版 1592年程大位撰《算法统宗》最早记载使用珠算方法开平方和开立方。1606年徐光启与利玛窦开始合译《几何原本》。 1613年李之藻据西人克拉维斯《实用算术概论》和中国程大位《算法统宗》编译而成《同文算指》。 1637年，宋应星在《论气·气声》中对声音的产生和传播作出了合乎科学的解释，认为声音是由于物体振动或急速运动冲击空气而产生的，并通过空气传播，同水波相类似。方以智在《物理小识》卷2中提出：“宙（时间）轮于宇（空间），则宇中有宙，宙中有宇。”提出了时间和空间不能彼此独立存在的时空观。在《物理小识》卷1中正确地解释了蒙气差（即大气折射）现象。民间光学仪器制造家孙云球制造放大镜、显微镜等几十种光学仪器，并著《镜史》（已佚）。

三、医学1406年，朱棣等主持收集编成《普济方》(载方六万一千七百三十九个，是我国现存最大的一部医方书。) 1567年在宁国府太平县试行中国人痘接种方法预防天花。(种痘预防天花是人工免疫法的开端，是医学史上的重大成就。十七世纪我国种痘技术已相当完善，并已推广到全国。我国种痘法于十七世纪初传入欧洲。) 1596年李时珍著《本草纲目》在南京正式出版刊行同期问世的还有《濒湖脉学》《奇经八脉考》等1601年，杨继洲著《针灸大成》 1617年，陈实功著《外科正宗》(收集了大量有效方剂。他注重实践，勇于革新，创造性地进行了截趾（指）、气管缝合等外科手术，对我国外科学作出了贡献。书中对一些肿瘤也作了论述。) 1624年张景岳撰《类经》刊行，同年，景岳再编《类经图翼》和《类经附翼》 1640《景岳全书》64卷成书 1641年吴有性撰《瘟疫论》王夫之在《思问录·外篇》中提出了关于生物体的新陈代谢的观念，他说：“质日代而形如一，……肌肉之日生而旧者消也，人所未知也。人见形之不变而不知其质之已迁，……”

五、地理1405－1431年郑和率大型远洋船队到达西洋三十余国；徐霞客著《徐霞客游记》1425年《郑和航海图》编成 1536年黄衷著《海语》(记录东南亚史地与中国南洋交通情况) 1565年胡宗宪编《筹海图编》记录中日交通及抗倭事1589年出现最早的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 1639年顾炎武开始编著《肇域志》《天下郡国利病书》

二、 补充数学、物理篇1621年，茅元仪完成《武备志》，记载关于军用火器、船只等军备的制造及使用方法1643年，方以智完成《物理小识》，虽然名为物理，但非今意，包含物理、化学、生物、医药、哲学、艺术等内容明朝的科技发展情况与成就

向来以为，中华科学技术的发展以致没落，比如提到著名的李约瑟难题时，“中国古代在经验技术的发展水平上远远超过西方，但为什么近代科学却首先在西方诞生，而中国反而远远落在西方后面呢”，不应全盘推给传统的封建文化道德。在西学渐进时刻，不是晚清那种屈辱的时代，科技之提倡者，往往是精通儒学的士大夫，政府的态度也不是野蛮的排斥。做一时间表，也许宋朝出现了拐点，在此拐点后，中国科技发展“斜率”有所下降，但是依然为正。撇除蒙元，到明代，应该是这样发展的。1644年以前，当牛顿，莱布尼茨等人尚未出世，伽利略，开普勒，哥白尼等人处境悲惨时候，至少在目前国人眼里视为中国黑暗落后之时代，该被李闯献贼搅翻的时代，与“康乾盛世”相比不值一提之时代，我觉得有必要探讨一下，不然我们一提就只晓得“三大案”，“萨尔浒”，“八千女鬼”，“均田免粮”等等。

这个时代，是否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有种不一样的味道？当西方的封建时代与中世纪划上等号，1640年作为其近代史之开端，也是西体膨胀之时代；恰好相反的是，中国的封建时代自不必说，中国之近代史，却是屈辱之开端，而这种屈辱，在1644年就埋下祸根，甚至已经开始粉墨登场。

明代科技与军事发展成就提西方文明之精髓与源泉，就不可不提古希腊，而古希腊的文明遭受了历史厄运而不长时间，就是漫长的中世纪了。文艺复兴为何是最伟大之变革，其中古希腊精神自然脱不了干系。与之对比前提，华夏文明又有其独特之魅力，至少到那个时代，没有被完全阉割，面对西学，是头破血流，还是娴熟地交汇，到现在还是迷茫。转载一些这个时代的人文科学情景，先从科学技术开始，看看中国文化在近代化边缘是不是不堪一击？

16世纪末来华的耶稣会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在一封信中说：中国人非常博学，医学、自然科学、数学、天文学都十分精通。他们以不同于我们西方人的方法正确地计算日食、月食。有很多学者认为，15～16世纪的中国，是封建制走向专制时代的开始，专制的政治儒学成为统治中国的主体，一切由统治者认可的知识发展都是围绕儒学核心进行，而作为生产技术发展重要理论基础的自然科学，则被国家体制排斥在知识分子的学识之外，从政治体制和人才的俸禄机制上、甚至从治学的价值取向上，遏制了知识分子对自然科学研究的欲望。

好帖加精…

其实这些看法是没有多大事实根据的。在近代“五四运动”时，中国人提出了请“德先生”和“赛先生”的主张，其实最早引进的是晚明。自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100年间，是我国科学技术史上一个群星灿烂的高峰时期，各种科学成果异彩纷呈，出现方以智、李时珍、徐光启、徐霞客、宋应星五位科学巨人以及朱载堉、李之藻、王征等众多科学家。中国的科学学科体系已具雏形，与西方相比并不逊色。

关于近代科学产生的基础和中国古代科学形态的特征，爱因斯坦在1953年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要是这些发现果然都作出了，那倒是令人惊奇的事。” 很明显，由于爱因斯坦的这段话对清代中国合适，对明朝却未必正确。由于对真实的历史情况的不了解，爱因斯坦误以为中国人没有接受过《几何原本》，更不知道明末徐光启曾有以发展为基础全面发展数学的设想，以及明代很多学者、科学家对科学实验的重视，从而作出对中国科学发展趋势错误的论断。关于中、西科技发展的长期趋势，李约瑟指出，中国自公元前300年起，科学以缓慢的步调持续进步。1500年起，大幅落后的西方科技开始突飞猛进，到了晚明，两者的差距大幅缩小，但中国仍然小幅领先。约在17世纪初，欧洲在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的进展开始超越中国，但中国在医学、植物学和化学等领域，仍保持不同程度的领先。

在天文学方面，方以智结合中国传统的天文学和当时传教士传入的西方天文学，讨论了地心学说、九重天说、黄赤道、岁差、星宿、日月食、历法等天文学问题。对于西方天文学知识，他非常重视，经常追踪西方天文学最新进展，例如他在讨论天体运动轨道问题时，就曾根据西方用望远镜观天发现金星有周相变化的事实，提出了金星、水星绕太阳运行的正确猜测。

……这一切说明，有着厚重中华文化衣钵的方氏并不排斥西学，反而是当时的西学大家。再看看明末的徐光启。徐光启，字子先，号玄扈，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及太子太保，明代著名的爱国政治家、思想家和科学家。他在与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尤其是著名的利玛窦）接触后皈依天主教，取了英文名（教名）“Paul”。徐光启在明末关注农业，编著了中国传统农业之集大成书——《农政全书》，推广高产作物；引进西方火器如后来袁崇焕击伤努尔哈赤的红夷大炮，倡导和实践中国军队现代化；倡议和组织与传教士合作翻译大量西方先进书籍，著名的如《几何原本》前六卷；倡议并组织修编接受西方天文学的《崇祯历书》，接纳当时先进的西方天文学知识理论。官至宰辅的徐光启曾为了《几何原本》而每天到利玛窦的住所翻译三、四个小时，甚至曾从天文观象台上不慎摔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