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感情带着五四时代的狂飚突进的个性主义的特点。今天的读者不难从中感到徐志摩这种情感解放的脉搏,但是如果忽略了他的思想,就可能把徐志摩误解成为一个浪荡公子。事实上早在他与张幼仪离婚之时,他就把离婚当做对社会传统的一个撞击。他把他和张幼仪的往来信件公之于众,他显然有意把自己当成一个为争取情感自由的先锋。他不但自己这样做了。而且也鼓励张幼仪勇敢地,不惜任何牺牲去争取自己的幸福,正因为这样,他所招致的社会非议特别猛烈,一度还成为小报记者追逐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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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的不同凡响之处就在於他不完全把自由恋爱当作单纯的爱情问题来处理,而是把它当成一种对传统的习惯势力、世俗偏见的挑战,他在诗中曾经非常天真地藐视过当时的环境:“这是一个怯懦的世界,容不得恋爱,容不得恋爱。!”他宣称要拉着他的恋人走向一个崭新的世界,而在散文中,就不那么天真了:
眉,我怕,我真怕世界与我们是不能并立的,不是我们把他们打毁,成全我们的话,就是他们打毁我们,逼迫我们去死。眉,我悲极了,我胸口隐隐的生痛,我双眼盈盈的热泪,……我恨不得立刻与你死去,因为只有死可以给我们想望的清静,相互永远的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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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许多二十年代的浪漫主义诗人一样,徐志摩常常禁不住把他和陆小曼的爱情理想化,绝对化,无条件地美化,神圣化,而且他把自己放在神圣化的顶点。
世上并不是没有爱,但太多是不纯粹的,?有?漏?洞的(着重点原有)。那就不值钱、平常、浅薄。我们是有志气的,绝不能放松一屑屑,我们得来一个直纯的榜样。
原来他是把自己当作一个勇于自由恋爱排开世俗偏见的榜样!一个时代的典型。
这不是为了出风头,在为理想而斗争的过程中,他感到自己有一种时代的使命——他把这叫做“责任”。本来按伦理学而言,责任是对个人自由的限制,可是在徐志摩,责任不但没有限制他的自由,而且增加了自由的意义。他的自由既是一种榜样,那么这种自由就不是仅属于个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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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恋爱是大事情,是难事情,是关生死的超生死的事情,——如其要到真的境界,那才是神圣,那才是不可侵犯。有同情的朋友是难得的,我们现在有少数的朋友,就思想而论,在中国是第一流。他们都是?真?爱你我,看重你我,期望你我的。他们要看我们做到一般人做不到的事,实现一般人梦想的境界。他们我敢说,相信你我有这天赋,有这能力;他们的期望是最难得的,但同时你我负着的责任那不是玩儿。对己、对友、对社会、对天,我们有奋斗到底,做到十全十美的责任。
正是这种时代的使命感,或者说社会责任感给了徐志摩以惊人的勇气,去向传统的偏见作义无反顾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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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读者也许会低估徐志摩、陆小曼先后离婚对于社会的挑战意义。要知道在当年即使青年思想解放的导师,如鲁迅、郭沫若、胡适都未能公开地,在这个问题上向他们的家庭挑战。鲁迅、郭沫若和胡适都有包办的合法的妻子,然而他们都没有适当的办法摆脱那种强加于他们的婚姻。其中胡适妥协性最大。他明明另有所爱,并且在婚后于杭州曾与其意中人有一次幽会,然而被其妻(冬秀)发现,大闹一场之后,胡适从此不敢造次。鲁迅和郭沫若后来都与其意中人结了婚,但从法律上来说,是非法的;因为他们并没有与其合法妻子离婚。思想解放的导师尚且如此,可见当时一般人所受传统观念束缚之重。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徐志摩与张幼仪的离婚,陆小曼与王赓的离婚有着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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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不但是勇敢的,而且是坚强的,他时时表现出一种英雄主义的气概,甚至自我牺牲的决心。这也许是徐志摩性格和思想中最光彩的一面。在这种情况下,他不但有磅礴的感情而且有坚定的理想,正是因为这样,他显得强大,特别是当他面对外来的压力的时候,他决无任何退让妥协的闪念。他时常用十分果断的语言去鼓舞陆小曼,他认为这是陆小曼人格独立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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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再不可含糊,你再不可因循,你成人的机会到了,真的到了。他(按:其夫王赓)已经把你看作泼水难收,当作生客们的面前,尽量的羞辱你;你再没有志气也不该犹豫了。……我是等着你,天边也去,地角也去,……听着,你现在的选择,一边是苟且暧昧的图生,一边是认真的生活;一边是肮脏的社会,一边是光荣的恋爱;一边是无可理喻的家庭,一边是海阔天空的世界与人生;一边是你种种的习惯,寄妈舅母,各类的朋友,一边是我与你的爱……你如果真爱我,不能这样没胆量,恋爱本是光明事,为什么要这样子偷偷的,多不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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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样的语言来看,徐志摩不但是一个浪漫主义者,而且有一点接近启蒙主义者。因为他并不完全是沉迷在一种如痴如醉的情感中,他是有理智,对环境是有分析的,也许,正因为这样,他的文章中激情与睿智交融。这时的徐志摩是精神上强大的,似乎不像在诗里那样脆弱:“我不知道风向那儿吹,我是在梦中,暗淡是我梦中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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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他面对着强大的外部环境的压力,这种压力越是咄咄逼人,徐志摩越是勇敢无畏,他不象鲁迅、胡适、郭沫若那样有那么深厚,那么执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负担,他不像他们那样考虑到对亲人的责任。他是准备牺牲的,但是他只为他的爱情牺牲;决不为他人牺牲;而鲁迅、胡适、郭沫若却在自由与责任之间寻求平衡。为了平衡,他们作出了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