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立德：关于新清史与边疆问题研究的一封通信
2015-04-27 16:51:40
某教授,
您好！
今年清代边疆国际研讨会的第二号通知收到了，谢谢！这次贵所的暑期会议要在察布查尔满族自治县举行，我非常赞成，也很想参加；我有几年没有去察布查尔了。是不是还有别的国外学者参加？
我目前还不能够确定是否能去，因为夏天其他安排尚未定。但我想顺便先问一下，如果去的话，是不是真的会受欢迎？昨天看到了李治亭教授发表的一篇文章，《“新清史”：“新帝国主义”史学标本》，我想您也看到了：
【http://sscp.cssn.cn/xkpd/zm_20150/2...20_1592234.html】
读完之后颇感意外，觉得整个文章的语调和论点都与学术精神大相径庭，不知道为何《社会科学学报》会刊登这样激烈的攻击性的论文？编辑的话如下：
“原编者按：学术是时代精神的精致表达。任何一种学术，只有深深植根于它所处的时代，回应重大时代命题和关切，才会焕发勃勃生机，才能产生广泛影响。问题在于，倘若学术研究者站错了立场，服务错了对象，即使回应了重大的时代命题和关切，其取得的成果再多，叫嚷的声音再大，也只能是噪音杂音，也只能是历史的阻碍者而不是推动者。近些年兴起的“新清史”，到底属于哪一种，本期“争鸣”版推出的这篇文章，有助于诸君作出判断。”
这段话里面提到的“站错立场，服务错了对象”这一概念令我想到，如果有 “站错立场”的人，也就应该有“站对立场”的人，而谁来决定谁“错了”，谁“对了”呢？看起来，是依照人的政治观点或者他的国籍来做决定，而不是看他的学问做得是否缜密认真。李教授的话语相当极端，他说新清史的“去中心化”观点是个“荒唐史观”，说我以及另外很多同行（包括在日本、欧洲、韩国、和中国国内的同行）所持的是“挑拨民族关系、分裂中国的立场”，说“新清史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弱化北京、弱化中国、推重边疆，把边疆从中国分离出去!”我以为这种大批判的风格、这种把史学直接简单地等同于政治的做法、这种断章取意的话语方式在文革结束之后不会再复返了，但看来现实远非如此。这篇文章跟我们在2010年在香山办的那场国际研讨会的气氛和精神似乎相距甚远。
我当然知道，不是所有在国内的同行们都这么看问题。我之所以提起这个考虑，是因为李教授是你们所的教授，他推行这些想法，发表这样的回应，《社会科学报》为他刊登，说明还是有不少人－或许少数人，但相当有势力的人－对于新清史不只有看法（有看法我认为很正常，那是应有的学术争论），而是因为“有看法”便把学术问题政治化，把与他学术观点不同的同事化为“国家敌人”，“别有用心”的“新帝国主义者”，这就有点（甚至不只一点）过分了。
如果我参加今年的讨论会，我现在担心这件事就会闹得更大，更难堪，恐怕会影响到整个开会的过程。我很想听听您的想法。
至此
欧立德 敬上
2015年四月廿一日
2015-04-27 16:51:40
某教授,
您好！
今年清代边疆国际研讨会的第二号通知收到了，谢谢！这次贵所的暑期会议要在察布查尔满族自治县举行，我非常赞成，也很想参加；我有几年没有去察布查尔了。是不是还有别的国外学者参加？
我目前还不能够确定是否能去，因为夏天其他安排尚未定。但我想顺便先问一下，如果去的话，是不是真的会受欢迎？昨天看到了李治亭教授发表的一篇文章，《“新清史”：“新帝国主义”史学标本》，我想您也看到了：
【http://sscp.cssn.cn/xkpd/zm_20150/2...20_1592234.html】
读完之后颇感意外，觉得整个文章的语调和论点都与学术精神大相径庭，不知道为何《社会科学学报》会刊登这样激烈的攻击性的论文？编辑的话如下：
“原编者按：学术是时代精神的精致表达。任何一种学术，只有深深植根于它所处的时代，回应重大时代命题和关切，才会焕发勃勃生机，才能产生广泛影响。问题在于，倘若学术研究者站错了立场，服务错了对象，即使回应了重大的时代命题和关切，其取得的成果再多，叫嚷的声音再大，也只能是噪音杂音，也只能是历史的阻碍者而不是推动者。近些年兴起的“新清史”，到底属于哪一种，本期“争鸣”版推出的这篇文章，有助于诸君作出判断。”
这段话里面提到的“站错立场，服务错了对象”这一概念令我想到，如果有 “站错立场”的人，也就应该有“站对立场”的人，而谁来决定谁“错了”，谁“对了”呢？看起来，是依照人的政治观点或者他的国籍来做决定，而不是看他的学问做得是否缜密认真。李教授的话语相当极端，他说新清史的“去中心化”观点是个“荒唐史观”，说我以及另外很多同行（包括在日本、欧洲、韩国、和中国国内的同行）所持的是“挑拨民族关系、分裂中国的立场”，说“新清史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弱化北京、弱化中国、推重边疆，把边疆从中国分离出去!”我以为这种大批判的风格、这种把史学直接简单地等同于政治的做法、这种断章取意的话语方式在文革结束之后不会再复返了，但看来现实远非如此。这篇文章跟我们在2010年在香山办的那场国际研讨会的气氛和精神似乎相距甚远。
我当然知道，不是所有在国内的同行们都这么看问题。我之所以提起这个考虑，是因为李教授是你们所的教授，他推行这些想法，发表这样的回应，《社会科学报》为他刊登，说明还是有不少人－或许少数人，但相当有势力的人－对于新清史不只有看法（有看法我认为很正常，那是应有的学术争论），而是因为“有看法”便把学术问题政治化，把与他学术观点不同的同事化为“国家敌人”，“别有用心”的“新帝国主义者”，这就有点（甚至不只一点）过分了。
如果我参加今年的讨论会，我现在担心这件事就会闹得更大，更难堪，恐怕会影响到整个开会的过程。我很想听听您的想法。
至此
欧立德 敬上
2015年四月廿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