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赢者通吃”也是越来越显著的现象,只是决定“赢者”的第一要素是权力关系,而不是现代技术、全球化或者规模化商业模式。即使有好的商业模式或者现代技术带来新的发展机会,如果没有权力关系,你未必能成为富翁。有意思的是,国有银行、国有资产和土地集体所有制是权力价值的经济基础,现代商业模式使权力关系的经济价值上升几个数量级,而资本市场给权力关系变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不需要等好久,当下就能变现。因此,在规模化商业模式和现代资本市场的帮助下,三座大山造就了中国独特的收入差距与财富分配结构。
在我们思考、讨论中国收入差距问题时,不能简单地回到所谓“公平与效率”、“政府与市场”到底该侧重哪一方的老框架上,而是必须看到现代经济的特征,认清新型行业在创造价值时跟传统产业的差异,否则在政策层面难以对症下药。尤其是我们不能假定“政府等于公平”,不能认为“如果你在公平与效率中选择了公平,那么在政府与市场中你就选择了政府”,而是要看政府本身是如何组织的,要看权力部门、掌权者是否受到必要的监督制约,否则,把更多资源、更多管制权给予政府,等于让权力关系在收入机会分配中起更大的决定作用。当政府权力不受制约时,在“政府与市场”中选择给政府更多权力,只会导致更多的不公平,收入差距不降反升。所以,扭转收入差距的最重要一步是实质性的政治改革和国有资产民有化。
在我们思考、讨论中国收入差距问题时,不能简单地回到所谓“公平与效率”、“政府与市场”到底该侧重哪一方的老框架上,而是必须看到现代经济的特征,认清新型行业在创造价值时跟传统产业的差异,否则在政策层面难以对症下药。尤其是我们不能假定“政府等于公平”,不能认为“如果你在公平与效率中选择了公平,那么在政府与市场中你就选择了政府”,而是要看政府本身是如何组织的,要看权力部门、掌权者是否受到必要的监督制约,否则,把更多资源、更多管制权给予政府,等于让权力关系在收入机会分配中起更大的决定作用。当政府权力不受制约时,在“政府与市场”中选择给政府更多权力,只会导致更多的不公平,收入差距不降反升。所以,扭转收入差距的最重要一步是实质性的政治改革和国有资产民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