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欧洲文化启蒙，激起的人性觉醒，对封建时代最大的一条挑战，就是“人人生而平等”。
这其实更是一种理想化境界：我们希望能达到人人生而平等的社会程度。在平等的先决和预期下，特权阶层、豪族高门、宗教禁锢，不能阻挡财富、知识和人身的自由。
理想化境界的距离，路途之修远，至今仍未接近。在文明成熟度更高的欧洲，以及美国、澳大利亚这样的新兴国家，社会平等化，看上去更加明显。英国是否脱欧，至少这1800万选民，一人一票，是社会平等化的一种体现。
然而社会制度平等，并不意味着社会阶层平等，制度化的维护，很多时候，仍然只是尽可能混淆社会基层差异。按照过往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那是在“粉饰太平”、是在“伪善地涂抹民主色彩”——如果“粉饰太平”，也能有全民公投的模式，这太平倒也值得粉饰。只是哪怕在欧洲，社会阶层的差异，远未消失。
就像两千多年前，中国社会制度里，就有了九品中正，这样名正言顺的社会层级。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三百年一次大地震，生灵涂炭，人民苦难罄竹难书，但士族寒门，转换来去，总会以各种形式存在。

中国欧洲，隐性相似，处处可见。
职业球星，同样摆脱不了这种社会阶层的属性。只是欧洲杯这样的大舞台上，各种不同国家，选择足球运动的人群不同，他们体现出来的社会参与性、知识结构和进取心，会截然不同。
英国脱欧公投结果出来后，采访欧洲杯的媒体，第一时间当然会追逐英格兰球员们，听听这些家喻户晓的球星将如何说。然而第一圈的采访，让媒体相当失落。面对镜头的哈里-凯恩，听到脱欧这个话题时，哑然失笑。“早上看到这条新闻，队里有不少人说这事来着，不过我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和冰岛的比赛，脱欧什么的，大家关注不多。”
凯恩之外，其他英格兰球员都不太愿意面对脱欧话题。他们不意分散注意力，还是他们压根就不关心这样的大事？英国大报媒体分析，倾向于后者。
虽然脱欧对英超地位会有严重影响，脱欧也可能让英国本土球员更值钱，但他们真不关心政治，他们也不具备这样的知识积累。
反倒是意大利球员里，有基耶利尼这样学霸的存在。他坦承：“我阅读了好多英国脱欧的报道，我也有些困惑。由于对现状感觉不满，就公投来谋求改变，却对于将如何改进，并没有明确的计划，我想这就是在英国发生的一切。”
基耶利尼的描述和概括，有些让人惊艳。捷克门神切赫，在英超效力超过十年，他对捷克媒体的评论，也很有见识：“一些归纳说英国中产阶级以上，反对脱欧，收入更低的人群，支持脱欧，这只能说明英国人对现状的不满，找到了和欧洲复杂关系这样的理由……”
德国门神诺伊尔表示说：“我从小在欧盟环境里成长，虽然没法评论政治，但英国不再是欧盟成员，让人有些伤感。”
为什么吾国吾民无话可说，而他国他民，反倒能分析得头头是道？球员与球员之间，因为国别和社会环境差异，有如此之大区别吗？
事实正是如此。

《足球经济学》里，西蒙-库珀和史蒂芬-西曼斯基做过一个对十多年来英格兰国脚家世背景的调查，最终发现，九十年代中期开始的英格兰国脚，七十余人，只有“一个半”来自中产阶级家庭：一个是兰帕德，其父为职业球员，入选过英格兰代表队，半个是乔-科尔，其父是水果杂货店店主。其余都来自劳工阶层，甚至很多来自凯特-福克斯《英国社会言行潜规则》里所描述的“中下劳工阶层”。
这样的家世背景，温饱一般不会有问题，但受教育程度、社会视野开阔性以及国际化程度，相对局促。他们饱含劳工阶层质朴勤劳的传统，也有各种劳工阶层的局限。足球是他们在英国这个隐性“九品中正”社会里向上的晋升之阶，可他们本质上，仍然没有改变。这样的人群，少了伪善、过度势利和崇利，却也会相对简单和狭隘。
足球起源，决定了“是什么人，踢什么球”。现代足球源自英国公学，却繁荣于劳工阶层。但是在欧洲大陆传播开来，参与足球的社会人群，会要偏高一些。当足球由英国人传播到西班牙、德国、意大利、荷兰，是舶来品，也是更强势领先的资本主义帝国文化对外输出产品。在巴西，足球成为全社会接受、消除人群差异的工具，在欧洲大陆，最开始是海归、厂矿老板、铁路技师、城市人群接受的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