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始正文之前，请大家先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一个人写文章介绍西医新药研发，但是不小心搞错了几个数字，这时我们是批评这个人译作水平不足，还是质疑原文内容呢？大概任何一个大脑发育正常的人都会选择前者，然而偏偏就有人选择了后者，这个人，正是今天的主角，【@棒棒医生】，余向东。
余大夫议论《伤寒论》的文章，发表两三年了，目前能找到的，最早是2012年8月的转载，很遗憾我才刚刚看到，却也足以令我对他刮目相看——到底是方舟子教派中的得力人物，对于教主的伎俩是亦步亦趋啊。
咱们来看这一段“比如张仲景认为：风寒之邪，侵袭肌表，首当其冲者为太阳经，这叫太阳病经证（又分为中风、伤寒、温病三种）；若邪在太阳经不解而内传于膀胱或大肠，其所引起的病变叫太阳腑证（分蓄水和蓄血二证）；外邪进一步内侵，入里化热，成阳明病等。”
在不借助任何资料的情况下，余大夫已经犯了一个中医常识上的错误，“邪在太阳经不解而内传于膀胱或大肠”；如果太阳病是在太阳经络的话，那么内传的应该是膀胱（足太阳经）或小肠（手太阳经）；而大肠属于手阳明经，恰恰是“外邪进一步内侵”才会到达的——余大夫从甲地出发，自以为可以直接到达乙地或丙地，实际上只能先去乙地再到丙地，不知道同行之人（如果有）会不会揍他。
而稍微对伤寒论有点了解的人，还会发现这样一个错误，“外邪进一步内侵，入里化热，成阳明病”；换言之，余大夫认为阳明病全部都是热症，然后我们随便翻开一本《伤寒论》，都能很轻松的找到这样几条：
阳明病，若能食，名中风；不能食，名中寒。（190）
阳明病，若中寒者，不能食，小便不利……（191）
阳明病，不能食，攻其热必哕，所以然者，胃中虚冷故也……（194）
不知道余大夫有朝一日若“胃中虚冷”，是不是可以“与黄芩汤彻其热”。
回到主题，《伤寒论》按成无己注本，共计十卷二十三篇，核心内容七篇，即“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上下二篇，其余阳明病、少阳病、太阴病、少阴病、厥阴病各一篇。而当我们确实阅读这些内容时就会知道，其中重点记录的是各病的“脉”和“症”，“证”字出现的次数实在凤毛麟角，而被余大夫归于张仲景的“太阳病经证”、“太阳腑证”完全没有出现在《伤寒论》正文当中——这就好像余大夫分明从来没说过“中医有绝对的临床优势”，但是我偏偏作文宣扬这一点，那他是一定要反驳甚至反对的；奈何建国之后不准显灵，仲景先师无可鸣冤。
那么，余大夫抄袭了什么呢？如同方舟子的《批判中医》抄了《中医学》（人民卫生出版社1999年出版、郑守曾主编）一样，余大夫抄了《伤寒论》的教材，他根本没看过《伤寒论》。
根据《全国中医药行业高等教育“一二五”规划教材·全国高等中医院校规划教材（第9版）·伤寒论选读·第3版》（之所以找这个版本，是因为他恰好也发行于2012年，下篇·各论中有如下章节：
第一章 辨太阳病脉证并治·第二节太阳病本证·一、太阳病经证
第一章 辨太阳病脉证并治·第二节太阳病本证·二、太阳病腑证
第二章 辨阳明病脉证并治·第二节阳明病本证·一、阳明病热证
看到余大夫连顺序都没变吗？
抄袭者，是不会抄一次、抄一段就满足的，方教主的心得自然是余大夫的圭臬，于是我们又找到了这一段“《伤寒论》对重要的生命征象和指标无能顾及，却孜孜不倦地穷究于是有汗还是无汗，是脉缓还是脉急。有汗而脉浮缓者属太阳病中风的桂枝汤证；无汗而脉浮紧者，属太阳病伤寒的麻黄汤证；无汗、脉紧而增烦燥者，又属大青龙汤证等等。”
于是我们回到教材的目录：
第一章·辨太阳病脉证并治·第二节 太阳病本证·一、太阳病经证·（一）中风表虚证·1.桂枝汤证
第一章·辨太阳病脉证并治·第二节 太阳病本证·一、太阳病经证·（二）伤寒表实证·1.麻黄汤证
第一章·辨太阳病脉证并治·第二节 太阳病本证·一、太阳病经证·（二）伤寒表实证·3.兼证·（3）大青龙汤证
看到余大夫这一次也是没改顺序吗？而且这一段的表述就证明了余大夫根本没看过《伤寒论》，一页都没。
通篇以汤药命名伤寒病证，是柯韵伯的首创，在柯氏著作《伤寒来苏集》中的“大青龙汤证”项下，共收录三条原文；第一条是“太阳中风，脉浮紧，发热恶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烦躁者，大青龙汤主之”，第二条却是“伤寒，脉浮缓，发热恶寒，无汗烦躁，身不疼，但重，乍有轻时，无少阴症者，大青龙汤发之”——姑且不论“脉紧”与“脉浮紧”的差异，余大夫究竟要用哪一星球的逻辑，才能在“脉紧”和“脉浮缓”之间画上等号呢？
再者，这三证都属“太阳病”，虽然是《伤寒论》的重点内容之一，但并不是全部；如果余大夫硬把“太阳病”的内容等同于《伤寒论》全部内容的逻辑可以成立的话，我们是否也可以同理认为余大夫是支持中医的积极分子呢，毕竟您是用中医论文换取的职称啊。
当然，说余大夫仅仅靠着本科生的教材（的目录）就写了这么一大篇，确实也冤枉了他，因为抄袭之人当然是多多益善，余大夫还抄了一篇百度文库的《名士、毒药和细菌战》，体现的就是抄袭铁证之一“同样的错误”。
余大夫说“早在西汉武帝时，匈奴人基于对瘟疫朴素的认识对汉军采取了史上最早的“生化武器”，“匈奴闻汉军来，使巫埋羊牛，于汉军所出诸道及水源上，以诅汉军”。果然，汉军接触或饮用被牛羊尸体污染的水源后，就发生了瘟疫，连著名的军事家霍去病，也在远征匈奴大获全胜后，年仅二十四岁就病死了。这说明匈奴蛮族认识到瘟疫可以通过污染水源来传播……由此引发自公元1世纪至4世纪前后数百年间在中原地区反复发作的“伤寒”瘟疫。”
《名士》说“在西汉武帝时代，汉匈战争后期，由于汉军攻势猛烈，匈奴便派巫师在汉军可能经过的道路和水源地掩埋病死的牛羊，以阻滞汉军的前进。汉军触及或食用或饮用过设置牛羊尸体的水源，就会大染疾疫，使军队丧失战斗力。汉武帝时代的名将霍去病，远征匈奴归后，年仅二十四岁就病死了，有人认为很可能就是死于匈奴人的瘟疫。”
这里固然有明显的抄袭痕迹，但是有什么错误呢？我们继续看：
余大夫说“根据现代医学理论，不仅可以合理推测东汉大瘟疫的起源和传播情形，也可以大致推测出其病原。根据其“发高热而苦寒，患者体有斑瘀，死亡率高”的临床特征和流行特点，这次瘟疫很可能是“流行性出血热””
《名士》说“匈奴通过疫畜所施放的瘟疫，当时人称为“伤寒”。这种瘟疫有两个病征，一是因发高热而苦寒，一是患者体有斑瘀，死亡率很高。”
错误在哪？
首先，从王叔和、孙思邈还有后来所有《伤寒论》的人及其作品，就没有一个提到斑疹的，这个“患者体有斑瘀”明显不在张仲景《伤寒论》的范围内，换言之，彼伤寒非此伤寒。
第二，余大夫明明知道，“《素问》说：“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又说“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这本该证明古人伤寒概念的外延极大，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居然被当做了自古伤寒皆一病的证据，我实在不明白这又是哪一星球的逻辑。
《名士》一文还有这样的内容，“五石散……据说这种散剂是东汉时期的著名医学家张仲景发明的，专治当时大范围流行的伤寒病”，而我们随便翻本词典，都可以知道“其药方托始于汉人，由魏人何晏首先服用”，这种哗众取宠的文字，余大夫竟然一本正经的抄来攻击中医和《伤寒论》；科学何在，道义何在？
两文相较，余大夫还增加了“流行性出血热”这个名词，如果仅仅放着还好，恐怕余大夫一时得意忘形，又写了这么一段，“流行性出血热临床上表现为五期经过，即发热期、低血压休克期、少尿期、多尿期和恢复期。但是并不必然经过这五期，有些病人前期表现轻微，仿佛直接进入多尿期；同在发热期也表现各异，并不都表现出全身酸痛、头痛、腰痛、眼眶痛。该病一个显著的特征是发热消退，给人以疾病康复的假象，而接下来的才是真正的危险，如休克、肾衰竭、电解质紊乱、继发消化道大出血、继发感染等等。第二个假象是休克、少尿期度过，似乎危险已经消除，但实际上死亡多发生于随后的多尿期。《伤寒论》的辨证基本就局限在发热期，这可谓本末倒置。”
余大夫本要嘲笑仲景先师不学无术，奈何抡起巴掌打在自己脸上这种天赋，余大夫也从方教主那里继承了。
病有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7）
打从一开始，《伤寒论》所治疾病就不是必然发热的，后边的还需要继续比较吗？而且流行性出血热的五期经过中，又有哪一期能够确实让“患者体有斑瘀”呢？
如果这个“流行性出血热”是余大夫自己想到的，他一定会动动脑子（假如还有），不至于现这么大眼，而如果他是抄来了这么个名词，这种草率就合情合理了——他急于立论，慌不择据。
那么，这一抄的受害者是谁呢？郝万山先生的《伤寒论》讲义，无巧不巧的被人也在2012年上传到百度文库。在第21讲太阳蓄血证中，郝先生说了这么一句“太阳蓄血证在临床上，在外感热病的病程中到底属于一个什么证候？有的人利用双盲这种临床观察方法，就是说，一个外感病，一个传染病，比方说流行性出血热的病人，在他出现精神狂躁，少腹急迫不适这种症状的时候，西医认为这是泌尿系统的微循环发生了问题，老中医大夫认为是太阳蓄血证。”
当然，只要余大夫能够提供其他的，能够将《伤寒论》疾病划归于流行性出血热的，论文级别的证据，我当然可以删掉这一条，只要余大夫能够提供。
余大夫在自己文章的结尾处提到了为医为人的问题，那么我请您不妨扪心自问：不明抄袭之罪者不可以为学，明知其罪而无餍无休者，可为人乎？
余大夫议论《伤寒论》的文章，发表两三年了，目前能找到的，最早是2012年8月的转载，很遗憾我才刚刚看到，却也足以令我对他刮目相看——到底是方舟子教派中的得力人物，对于教主的伎俩是亦步亦趋啊。
咱们来看这一段“比如张仲景认为：风寒之邪，侵袭肌表，首当其冲者为太阳经，这叫太阳病经证（又分为中风、伤寒、温病三种）；若邪在太阳经不解而内传于膀胱或大肠，其所引起的病变叫太阳腑证（分蓄水和蓄血二证）；外邪进一步内侵，入里化热，成阳明病等。”
在不借助任何资料的情况下，余大夫已经犯了一个中医常识上的错误，“邪在太阳经不解而内传于膀胱或大肠”；如果太阳病是在太阳经络的话，那么内传的应该是膀胱（足太阳经）或小肠（手太阳经）；而大肠属于手阳明经，恰恰是“外邪进一步内侵”才会到达的——余大夫从甲地出发，自以为可以直接到达乙地或丙地，实际上只能先去乙地再到丙地，不知道同行之人（如果有）会不会揍他。
而稍微对伤寒论有点了解的人，还会发现这样一个错误，“外邪进一步内侵，入里化热，成阳明病”；换言之，余大夫认为阳明病全部都是热症，然后我们随便翻开一本《伤寒论》，都能很轻松的找到这样几条：
阳明病，若能食，名中风；不能食，名中寒。（190）
阳明病，若中寒者，不能食，小便不利……（191）
阳明病，不能食，攻其热必哕，所以然者，胃中虚冷故也……（194）
不知道余大夫有朝一日若“胃中虚冷”，是不是可以“与黄芩汤彻其热”。
回到主题，《伤寒论》按成无己注本，共计十卷二十三篇，核心内容七篇，即“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上下二篇，其余阳明病、少阳病、太阴病、少阴病、厥阴病各一篇。而当我们确实阅读这些内容时就会知道，其中重点记录的是各病的“脉”和“症”，“证”字出现的次数实在凤毛麟角，而被余大夫归于张仲景的“太阳病经证”、“太阳腑证”完全没有出现在《伤寒论》正文当中——这就好像余大夫分明从来没说过“中医有绝对的临床优势”，但是我偏偏作文宣扬这一点，那他是一定要反驳甚至反对的；奈何建国之后不准显灵，仲景先师无可鸣冤。
那么，余大夫抄袭了什么呢？如同方舟子的《批判中医》抄了《中医学》（人民卫生出版社1999年出版、郑守曾主编）一样，余大夫抄了《伤寒论》的教材，他根本没看过《伤寒论》。
根据《全国中医药行业高等教育“一二五”规划教材·全国高等中医院校规划教材（第9版）·伤寒论选读·第3版》（之所以找这个版本，是因为他恰好也发行于2012年，下篇·各论中有如下章节：
第一章 辨太阳病脉证并治·第二节太阳病本证·一、太阳病经证
第一章 辨太阳病脉证并治·第二节太阳病本证·二、太阳病腑证
第二章 辨阳明病脉证并治·第二节阳明病本证·一、阳明病热证
看到余大夫连顺序都没变吗？
抄袭者，是不会抄一次、抄一段就满足的，方教主的心得自然是余大夫的圭臬，于是我们又找到了这一段“《伤寒论》对重要的生命征象和指标无能顾及，却孜孜不倦地穷究于是有汗还是无汗，是脉缓还是脉急。有汗而脉浮缓者属太阳病中风的桂枝汤证；无汗而脉浮紧者，属太阳病伤寒的麻黄汤证；无汗、脉紧而增烦燥者，又属大青龙汤证等等。”
于是我们回到教材的目录：
第一章·辨太阳病脉证并治·第二节 太阳病本证·一、太阳病经证·（一）中风表虚证·1.桂枝汤证
第一章·辨太阳病脉证并治·第二节 太阳病本证·一、太阳病经证·（二）伤寒表实证·1.麻黄汤证
第一章·辨太阳病脉证并治·第二节 太阳病本证·一、太阳病经证·（二）伤寒表实证·3.兼证·（3）大青龙汤证
看到余大夫这一次也是没改顺序吗？而且这一段的表述就证明了余大夫根本没看过《伤寒论》，一页都没。
通篇以汤药命名伤寒病证，是柯韵伯的首创，在柯氏著作《伤寒来苏集》中的“大青龙汤证”项下，共收录三条原文；第一条是“太阳中风，脉浮紧，发热恶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烦躁者，大青龙汤主之”，第二条却是“伤寒，脉浮缓，发热恶寒，无汗烦躁，身不疼，但重，乍有轻时，无少阴症者，大青龙汤发之”——姑且不论“脉紧”与“脉浮紧”的差异，余大夫究竟要用哪一星球的逻辑，才能在“脉紧”和“脉浮缓”之间画上等号呢？
再者，这三证都属“太阳病”，虽然是《伤寒论》的重点内容之一，但并不是全部；如果余大夫硬把“太阳病”的内容等同于《伤寒论》全部内容的逻辑可以成立的话，我们是否也可以同理认为余大夫是支持中医的积极分子呢，毕竟您是用中医论文换取的职称啊。
当然，说余大夫仅仅靠着本科生的教材（的目录）就写了这么一大篇，确实也冤枉了他，因为抄袭之人当然是多多益善，余大夫还抄了一篇百度文库的《名士、毒药和细菌战》，体现的就是抄袭铁证之一“同样的错误”。
余大夫说“早在西汉武帝时，匈奴人基于对瘟疫朴素的认识对汉军采取了史上最早的“生化武器”，“匈奴闻汉军来，使巫埋羊牛，于汉军所出诸道及水源上，以诅汉军”。果然，汉军接触或饮用被牛羊尸体污染的水源后，就发生了瘟疫，连著名的军事家霍去病，也在远征匈奴大获全胜后，年仅二十四岁就病死了。这说明匈奴蛮族认识到瘟疫可以通过污染水源来传播……由此引发自公元1世纪至4世纪前后数百年间在中原地区反复发作的“伤寒”瘟疫。”
《名士》说“在西汉武帝时代，汉匈战争后期，由于汉军攻势猛烈，匈奴便派巫师在汉军可能经过的道路和水源地掩埋病死的牛羊，以阻滞汉军的前进。汉军触及或食用或饮用过设置牛羊尸体的水源，就会大染疾疫，使军队丧失战斗力。汉武帝时代的名将霍去病，远征匈奴归后，年仅二十四岁就病死了，有人认为很可能就是死于匈奴人的瘟疫。”
这里固然有明显的抄袭痕迹，但是有什么错误呢？我们继续看：
余大夫说“根据现代医学理论，不仅可以合理推测东汉大瘟疫的起源和传播情形，也可以大致推测出其病原。根据其“发高热而苦寒，患者体有斑瘀，死亡率高”的临床特征和流行特点，这次瘟疫很可能是“流行性出血热””
《名士》说“匈奴通过疫畜所施放的瘟疫，当时人称为“伤寒”。这种瘟疫有两个病征，一是因发高热而苦寒，一是患者体有斑瘀，死亡率很高。”
错误在哪？
首先，从王叔和、孙思邈还有后来所有《伤寒论》的人及其作品，就没有一个提到斑疹的，这个“患者体有斑瘀”明显不在张仲景《伤寒论》的范围内，换言之，彼伤寒非此伤寒。
第二，余大夫明明知道，“《素问》说：“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又说“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这本该证明古人伤寒概念的外延极大，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居然被当做了自古伤寒皆一病的证据，我实在不明白这又是哪一星球的逻辑。
《名士》一文还有这样的内容，“五石散……据说这种散剂是东汉时期的著名医学家张仲景发明的，专治当时大范围流行的伤寒病”，而我们随便翻本词典，都可以知道“其药方托始于汉人，由魏人何晏首先服用”，这种哗众取宠的文字，余大夫竟然一本正经的抄来攻击中医和《伤寒论》；科学何在，道义何在？
两文相较，余大夫还增加了“流行性出血热”这个名词，如果仅仅放着还好，恐怕余大夫一时得意忘形，又写了这么一段，“流行性出血热临床上表现为五期经过，即发热期、低血压休克期、少尿期、多尿期和恢复期。但是并不必然经过这五期，有些病人前期表现轻微，仿佛直接进入多尿期；同在发热期也表现各异，并不都表现出全身酸痛、头痛、腰痛、眼眶痛。该病一个显著的特征是发热消退，给人以疾病康复的假象，而接下来的才是真正的危险，如休克、肾衰竭、电解质紊乱、继发消化道大出血、继发感染等等。第二个假象是休克、少尿期度过，似乎危险已经消除，但实际上死亡多发生于随后的多尿期。《伤寒论》的辨证基本就局限在发热期，这可谓本末倒置。”
余大夫本要嘲笑仲景先师不学无术，奈何抡起巴掌打在自己脸上这种天赋，余大夫也从方教主那里继承了。
病有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7）
打从一开始，《伤寒论》所治疾病就不是必然发热的，后边的还需要继续比较吗？而且流行性出血热的五期经过中，又有哪一期能够确实让“患者体有斑瘀”呢？
如果这个“流行性出血热”是余大夫自己想到的，他一定会动动脑子（假如还有），不至于现这么大眼，而如果他是抄来了这么个名词，这种草率就合情合理了——他急于立论，慌不择据。
那么，这一抄的受害者是谁呢？郝万山先生的《伤寒论》讲义，无巧不巧的被人也在2012年上传到百度文库。在第21讲太阳蓄血证中，郝先生说了这么一句“太阳蓄血证在临床上，在外感热病的病程中到底属于一个什么证候？有的人利用双盲这种临床观察方法，就是说，一个外感病，一个传染病，比方说流行性出血热的病人，在他出现精神狂躁，少腹急迫不适这种症状的时候，西医认为这是泌尿系统的微循环发生了问题，老中医大夫认为是太阳蓄血证。”
当然，只要余大夫能够提供其他的，能够将《伤寒论》疾病划归于流行性出血热的，论文级别的证据，我当然可以删掉这一条，只要余大夫能够提供。
余大夫在自己文章的结尾处提到了为医为人的问题，那么我请您不妨扪心自问：不明抄袭之罪者不可以为学，明知其罪而无餍无休者，可为人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