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龄的悬殊还在其次，主要是学问上的差异，周先生那时是才高八斗，赫赫有名的红学家。我呢？那会儿在《北京晚报》耍笔杆儿，充其量也就是一个记者。
但周先生每次见了我，都非常客气，客气得让我这个晚辈脸红。他敬称我是他崇拜作家，而且每次见到老人家，他都居然用向我请教的口吻说话，让我感到诚惶诚恐。
其实，周先生在红学界素以耿介著称，由于他的学问深，他的学术观点是不容别人质疑的，所以，很多年轻学者见了他都怀有一种敬畏之心，不敢贸然相对。
也是奇了怪了，老人家见了我却永远是虔诚之态。
后来我才咂摸出来，老人家之所以对我那么敬重，是因为我当时整天骑着自行车在在北京的大街小巷采访，人称“胡同记者”，当然，我接触的都是第一手材料，写出的报道也让人耳目一新。而周先生晚年视力减退，很少出门，他又是那么热爱北京文化，所以，常常从我的文章里看到他想得到的信息，等于他想干的事，有些是我替他做了，因此他对我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周先生是天津人，在北大念书时，就对老北京文化感兴趣。
记得有一次，他跟我聊起老北京的“四大凶宅”。这个传说，还是他在北大当学生的时候听说的呢。
那会儿的北大还在沙滩，周边有两座王府。他对我说，“四大凶宅”让他感到好奇。他曾经去过东城的一个凶宅探访，果真见到过“黄大仙”（黄鼠狼）。
有关老北京的“四大凶宅”有多种版本在民间流传，比较一致的是东城的那所，其它三处说法很多，周先生一直也没弄明白，所以，他让我搞清楚这三处凶宅的具体位置。
为了弄清这“四大凶宅”，那几年我没少跑腿动嘴，不知询问了多少老北京人，说法确实不一样。
在我采访的人中有老北京前门地区派出所的所长、有老东城的巡警、有老北京报馆的记者等等，他们都回忆不起这“四大凶宅”具体在哪儿了。
当然民间的说法很多，甚至还有关于“四大凶宅”的书。但这些也多属坊间传闻，道听途说，没有准确的实据。
在没有考证到可靠证据时，我不敢轻率下结论，更不敢冒然对周先生说，因为周先生治学严谨，讲究材料来源的真实性。
因此我一直没有完成周先生交派给我的“任务”，自然，周先生也直到去世也没弄清楚“四大凶宅”的出处，那三处“凶宅”到底在哪儿。
后来，我从一个80多岁的老巡警那里悟出事情的真相：所谓“四大凶宅”只是一种说法而已，并不是特指。老北京人迷信，而且那会儿城里人也少，老院子里“四大仙”经常出没，所以经常有闹“鬼”的事，凶宅也都出于这种传说。我倒是觉得他的话比较靠谱。

可毕竟事出有因，“四大凶宅”之说并非空穴来风。但“凶宅”到底在哪儿，对我来说，至今仍然是个迷。
由于周先生喜欢这类是老事儿，是一种怀旧之情，亦是心存好奇使然。老先生每次见到我，不停地问这问那，脸上时不时流露出返老还童般的天真。
这种音容笑貌记忆犹新，所以在聊《故都子民》时，让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这位故去的“子民”。
下面是周先生写给我的一封信，里面谈到了《故都子民》这本书，也谈到了崇文门外大街、花市。看到这封信，仿佛又看到了老爷子笑吟吟地坐在我面前，跟我侃侃而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