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爵、官轉移：大良造到相邦
　　秦孝公時，商鞅實行變法，三年，被任爲左庶長；十年，更爲大良造。[3]“大良造”一名於文獻始見。而戰國秦器題銘較早者，正爲大良造商鞅所監造之兵器、量器。有此稱者監管國家兵器、度量衡器製造，爲當時君主之下的最高主政者。孝公時題銘銅器目前公佈者已有九件（兵器8，量器1），依以往學界習慣，或稱“商鞅九器”。其中，有與文獻所載相合，作“大良造”者：
　　十三年大良造鞅之造戟[4]（戟）
　　十四年大良造鞅之造，咸陽右支廥[5]（殳鐓）
　　十六年大良造鞅之造，咸陽愔[6]（殳鐓）
但不少則作“大良造庶長”，計有5例：
　　十六年大良造庶長鞅之造，雍黽[7]（鐓）
　　十六年大良造庶長鞅之造，畢湍侯之鑄[8]（鈹）
　　十七年大良造庶長鞅之造殳，雝爽[9]（殳鐓）
　　十九年大良造庶長鞅之造殳，犛鄭[10]（殳鐓）
　　造庶長鞅之造殳，雍驕□[11]（殳鐓）
又，商鞅方升提到：
十八年，齊卿大夫衆來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積十六尊（寸）五分尊（寸）一爲升 \臨 \重泉（下略）[12]（方升）
作“大良造”。而開篇書寫格式與此頗爲近似的秦封宗邑瓦書云：
四年，周天子使卿夫（大夫）辰來致文武之酢（胙），冬十一月辛酉，大良造庶長遊出命曰：“取杜才（在）豐丘到于潏水，以爲右庶長歜宗邑。”乃爲瓦書，卑司禦不更顝封之，……以四年冬十一月癸酉封之（下略）[13]（瓦書）

據內容，此陶瓦題銘爲秦惠文君前元四年（前334），時代緊接孝公。它與商鞅方升的題銘格式，“都是當年大事，以之系年，和楚國文字常以大事紀年（如‘獻鼎之歲’等）意同”。[14]此處又是作“大良造庶長”的。
　　綜合參考上述兩組的情形，“大良造”即“大良造庶長”，前者實爲後者之省稱。不過，以省稱視之，仍存在兩種情況。一是“大良造庶長”連讀，爲一名。[15]二是將“大良造庶長”斷作“大良造、庶長”，視作兩個稱呼，一爲官稱、一爲爵稱，[16]或是兩官而一人兼之。[17]前者更爲尊顯，書寫時就時常省略掉後者。
　　第二類認識的三種解讀，需要進一步考慮。如以“大良造”爲官名、“庶長”爲爵名，與《商君書》的相關記載不盡符合。《商君書·境內》在爵稱序列中明確提到了“大良造”：“故四更也，就爲大良造。”[18]當時確作“大良造”，而非“大上造”。聯繫二十等爵雖有左、右、駟馬、大庶長等，但卻沒有僅稱“庶長”的，則如將當時爵制序列中明確存在的“大良造”當作官稱，卻將非屬確指的“庶長”當作爵稱，是很難說通的。此外，《境內》篇中同時存在有關“五百主”、“六百之令”、“七百之令”至“國（封）尉”、“將”依等級配備“短兵”衛隊的記載。[19]這說明商鞅時期及稍後的秦國，雖然附麗於爵位的要素衆多，社會重爵取向明顯，以致領兵作戰將領多以爵稱標識，但是在軍事系統中並非爵、職不分，混而爲一。軍功爵與軍職仍然是區分的。在此情況下，將某一爵稱簡單地轉看作官稱，似乎亦非妥當。
　　如以“大良造”爲爵名、“庶長”爲官名，則在稱呼的先後排序上似也存在疑問。之前研究常舉秦封宗邑瓦書出現的“司禦不更顝”：“司禦”爲官、“不更”乃爵。“大良造庶長”的構成似正可與之對應。不過，“司禦不更顝”是“〇官〇爵〇名”。而依上述理解，“大良造庶長”作“〇爵〇官〇名”，官、爵順序相反。而戰國、秦漢時期，爵位一般都緊接人名之上書寫，大致作“〇官（或身份）（〇籍貫）〇爵（或刑罰等級）〇名”。因此，上述爵稱遠離人名而排在官稱之前，不盡符合當時較通行的書寫習慣。至於以“大良造”、“庶長”均爲官稱，則因“大良造”是當時頗尊顯稱號，“以爲大良造”作爲升遷，還兼任相對略低的“庶長”，也較難理解。
　　戰國秦兵器有“相邦樛游二戈”，[20]題銘爲：
　　四年相邦樛斿之造，櫟陽工上造（內正）吾（內背）[21]（戈）
　　四年相邦樛斿之造，櫟陽工上造[22]（戈）
“四年”當爲秦惠文王前元四年（前334）。[23]依據爲：1. 銘文字體不早於孝公；2. 形制爲中長胡、寬闌、三穿均位於闌上，爲秦早期戈特點。3. 瓦書記周天子致文武胙事與文獻記載一致，年代爲秦惠文王前元四年。瓦書所記人名“遊”與此“樛斿”相合。4. 秦惠文王后元稱王，目前所見後元時兵器，“某年”前皆有王字，作“王某年”。5. 雖然《史記》卷一五《六國年表》、卷七〇《張儀列傳》記張儀于秦惠文王后元三年（前335）免相，但《列傳》“免相”下，緊接有“相魏以爲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效之”語。而廣州南越王墓出土有“王四年相邦張義戟”。[24]這顯示，秦惠文王后元四年張儀雖然在魏，卻仍然爲秦國相邦。
　　由此來看，“大良造庶長遊”就是“相邦樛斿”。按秦封宗邑瓦書記事在“冬十一月癸酉”。是年（前334）十一月甲辰朔，[25]“癸酉”爲三十日，已迫近年終。這時尚用“大良造庶長”之稱，說明“相邦”在封右庶長歜宗邑一事後才予以任命的可能性，雖然存在，但相對較小。換言之，樛斿當是同時擁有上述兩個稱號。“相邦”，乃秦國後期設置的最高官職。漢代稱“相國”，或因避“邦”諱改。“相邦”既然是官稱，則如將“大良造庶長”分成兩稱，那麼無論哪一名稱都不便再視作官稱。而這裏“相邦”所相對應的，又是“大良造庶長”這一名稱整體，而非其中“大良造”抑或“庶長”的“某一個稱謂”。因此，前述對“大良造庶長”的第二類理解或難成立。“大良造庶長”當連讀，爲一名，即爵稱“大良造”之全稱。[26]
　　周代是一元的“爵本位”品位結構。[27]秦居周之故地，受周傳統影響，重爵取向明顯。春秋戰國之際，偏處西隅的秦，在官僚制度發展上落後于關東諸國。至惠文王世，秦國在制度上開始多有推進。有學者指出，“此時的改變對於後來秦國影響之大，不下於秦孝公變法。這種改變，在考古工作和古文字材料的研究上，是可以看得到的”。[28]孝公時商鞅只稱大良造（後爲封君），未見稱相邦。惠文王前元四年，樛斿官爲相邦，而爵爲大良造庶長。惠文王前元十年（前328），張儀爲相。從此直至始皇一統，文獻與題銘均以相邦及丞相稱之，而不再僅以爵稱。故惠文王統治階段是個關鍵時期：秦開始設置“相邦”，官僚組織頂端由爵官不分、以爵統攝，逐步向爵官兩立、以官定位發展。這一背景下，國家最高官員逐步以官稱而非爵稱，來標示身份。當然，相邦、丞相以下，秦國官員仍多使用爵稱，史書中例證很多，整體的重爵取向依然是明顯的。但上述最高官職“相邦”的出現，仍然意義重大。這是落後關東、但終將引領歷史的秦國，在中央官僚組織建設上邁出的關鍵一步，也可視作秦軍事組織系統的新開端。

前述研究者中，有明確以右丞相爲尊，但仍將並列人名中後者定爲右丞相，稱此爲“依通例”。[52]則所謂“通例”，指丞相排序時，爲左丞相、右丞相即尊者居後的順序。西漢右丞相陳平與周勃等平諸呂之亂後，曾說“高祖時，勃功不如臣平。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於是“徙爲左丞相，位次第二”。[53]據此，西漢排序以右丞相居前，與前述“樗里疾、甘茂”的記敍順序一致。而除前舉虎符、秦簡外，秦代較明確史料又見《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將軍馮劫進諫曰”，司馬遷系此事于秦二世二年（前208）。
　　不過，秦二世刻石及復申度量衡的詔書也提到馮去疾、李斯，卻作“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元年制詔丞相斯、去疾”。[54]按“三十七年（前210）十月癸丑，始皇出遊。左丞相斯從，右丞相去疾守”，[55]前引二世二年諫言，任職也是如此，李斯似乎一直擔任左丞相。那麼，上述兩則題名就與前論完全相反，是左丞相居前了。我們知道秦二世這兩種舉動，都是追隨始皇。而始皇琅邪刻石與度量衡器所存廿六年詔書均留下有丞相名姓，即熟知的“丞相隗林（狀）、丞相王綰、卿李斯、卿王戊”，“乃詔丞相狀、綰”。[56]以如此重大事件爲內容的刻石、詔書中，官員排序不會隨意。而二世所刻就附在始皇刻文旁邊。這四類恰好兩兩對應：李斯對應隗狀，馮去疾對應王綰。按上述判斷，前者均爲左丞相，後者右丞相，尊者居後。事實如此嗎，恐怕並非。一是琅邪刻石記錄從臣，依次是列侯、倫侯、丞相、卿、五大夫，前舉二世補刻文是丞相、御史大夫，皆依尊卑位次，由高到底。秦及漢初，法重於禮，九卿中常以廷尉而非太常居首。[57]琅邪刻石提名中卿一級以李斯爲首，當時他正擔任廷尉。在此情形下，丞相一組反而由低到高排列，就顯得十分突兀。二是上所整理的“十二年丞相啟、顛戈”、“十七年丞相啟、狀戈”如遵循右者居後的順序，與“丞相狀、綰”可以排出下列遷轉（左例）。始皇十七年（前230），右丞相顛已卸任，這一職位由隗狀擔任；而五年以來一直擔任左丞相的啟，卻沒有遞補遷任。至廿六年統一天下，右丞相人員變動，王綰接任；原來不經左丞相職，而直接擔任右丞相的隗狀，這次卻又被降爲了左丞相。遷轉任命，不盡符合常情。而如以前者爲右、後者爲左（右例），人員更迭更顯合理。[58]

三 文武分職：庶長到將軍
　　秦多見名“庶長”者，專論者皆以之爲有異於爵稱的官稱。[77]對此可以歷史地來看待。歷史早期就出現了衆多專業職名，且以中低級居多，甲骨金文均見。“庶長”最初應當也是領兵軍職。不過，根據“職階轉化律”，[78]很多最初的職位，後來卻變成了品位，具體過程爲：“職位”→“個別性的職位用如品位”→“品位性官號”→“品位序列”。[79]就我們這裏所涉及，閻步克已有精闢闡說：“秦漢二十等爵，來自軍職。魏人劉劭《爵制》一文，就是用軍職來解釋二十等爵名的來源的。那些爵名，本來是步卒、軍吏、軍將的職名；在頻繁戰爭中，它們被當成銜號來獎勵軍功；商鞅變法時，再把那些有名無實的銜號變成爵號，另以五百主、二五百主、百將、國尉、大將等職名來編制軍隊。由此軍職就完成了‘軍爵化’的過程，與軍職分離開來了。”[80]故這裏所論，已屬後來用作爵位的階段。周代“爵本位”品位結構下，較高層人員爵、官本不甚分，且標示身份時一般多尊用爵稱。二十等爵確立後，第十至十八級分別爲左庶長、右庶長、左更、中更、右更、少上造、大上造、駟車庶長、大庶長，高低兩端皆稱“庶長”，而爲大上造舊稱的大良造，全稱大良造庶長，實際也有“庶長”名。因此，所謂“庶長”，很可能是左右庶長以上諸庶長爵的泛稱。而我們又注意到，“庶長”的使用，主要是在商鞅變法至二十等爵形成前的一段時間。從此類“庶長”到“將軍”的發展變動，正是職階轉化後，重階向重新職名的進一步演進。由於側重了後一過程的考察，這裏權稱“爵官轉移”。而在此視角下，整體的發展過程或可概括爲
　　職→爵→新職名（將、尉等）
　　又，這一時期的爵制情況見《商君書·境內》篇。相關文字多有錯簡、脫簡，現初步嘗試一種復原思路：[81]
……行間之吏也，故爵公士也，就爲上造也。故爵上造，就爲簪褭。〔故爵簪褭，〕就爲不更。（故爵爲大夫。）爵吏而爲縣尉，則賜虜六，加五千六百。（爵大夫而爲國治，）
　　故爵〔不更，就〕爲大夫。〔故爵大夫，〕就爲〔官〕大夫。故爵〔官〕大夫，就爲公大夫。〔故爵公大夫，〕就爲公乘。〔故爵公乘，〕就爲五大夫。爵大夫而爲國治，則稅邑三百家。
　　故爵五大夫，就爲大庶長。故大庶長，就爲左更。故四更也，就爲大良造。皆有賜邑三百家，有賜稅三百家。（爵五大夫，）有稅邑六百家者，受客。
　　大將禦、參皆賜爵三級。故客卿相，論盈，就正卿。（就爲大庶長。故大庶長就爲左更。故四更也就爲大良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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