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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雪轩】周汝昌的诗性红学 ——在“周汝昌与现代红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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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昌的诗性红学
——在“周汝昌与现代红学”专题座谈会上的发言
梁归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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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楼2017-01-21 13:32
    我说三个关键词。一、知人论世。二、文史哲。三、理解的的同情。
    首先说知人论世。这是一个人人都在说的,但也是非常困难的,实际上是做不到的事情。对周汝昌先生的知人论世,我们红学界就有很多的问题。正像乔福锦先生说的,《红楼梦新证》虽然是1953年出版的,它实际上完成于1947年,也就是说,它实际上是一部民国的著作。当然由于出版时的时代氛围,其中有了一些1949年以后的意识形态影响。而周汝昌先生,体现的也是民国学者的特点。所以,我们首先要把周先生看作是一个民国的人,至少是这方面的色彩十分浓郁的文化人,和1949年以后的许多学者是不一样的。当然是说一种时代的文化氛围,民国时期的学人也各有自己的特点,并没有一种统一的什么“民国思维”。
    说周先生是民国人,这涉及到他的教育背景,他的表达方式,他的言说方式,等等。特别是他的言说方式。樊志斌先生在“红迷驿站”微信群中说,周汝昌是个诗人。这话说得好,说到了根本,我认为这是抓住了要害的。我们要明白,周汝昌是个诗人,因此他的表达,也是诗人型的表达,他强调启发性,强调意在言外,而不是我们后来强调形式逻辑、大前提、小前提那种表达方式。所以,我们首先要弄明白周汝昌他要表达的真实意思,他究竟是要说什么,而不能做形式逻辑的那种表面化理解。
    赵建忠先生在微信群里说,周汝昌割裂红外学和红内学,说《红楼梦》文本研究不属于红学,你能谈谈这个吗?好,就以这个问题为例。周汝昌先生在给我的著作《石头记探佚》作序的时候,第一次提出了红学有四大分支,即曹学,石头记版本学,脂砚斋批语研究,探佚学,“在关键意义上讲,只此四大支,够得上真正的红学”。后来又在一些文章中进一步展开论述了这个观点。如果我们从形式逻辑来看,这是明显不对的呀,红学怎么能够只限于那四个分支呢?对《红楼梦》作文本研究,主题思想,艺术特色,人物分析,这才是红学的根本呀。而且你周汝昌后来不是又写了《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红楼艺术》吗?而且大家都认为这是他的著作里面写得最好的两本书啊。那么周汝昌难道你的智力竟然幼稚到连这样一个简单的逻辑都搞不清楚吗?
    实际上,我们要明白,周汝昌说这个话,就既有一个表达方式的问题,也有一个思考过程问题。周汝昌这样说,他的真正的意思,并不是说红学只有那四个分支,文本研究不算红学,恰恰相反,他表达的意思是说,我们过去都是把一百二十回当作一个“整体”来阅读,没有分清两种《红楼梦》,而要真正地理解曹雪芹,读懂曹雪芹的《红楼梦》,必须首先要搞那四个分支,只有四个分支搞清楚了,才能明白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的区别,才能真正进入曹雪芹的《红楼梦》。他说“在关键意义上讲”,就是画龙点睛。
    大家可以回溯一下《红楼梦》的接受史,在周汝昌提出这个说法之前,我们都是把一百二十回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而阅读的,虽然有胡适的“考证”和俞平伯的“辨”,以及周汝昌自己的“新证”,却没有让“两种《红楼梦》”的观念彻底清晰明确起来,我们一般都是泛泛地说一说后四十回结尾“兰桂其芳”“贾氏复振”以及贾宝玉去参加科举考试等情节不符合曹雪芹的叛逆思想,却大体上认为后四十回写抄家,特别是“钗黛争婚”、“黛死钗嫁”等情节很不错,不太在意是曹作还是高续,对严格区分曹著高续态度模糊麻木。整个红学界和读者都是这样一种接受状态。周汝昌在给笔者的著作写序时触动灵机,认识到只有把那四个分支特别是探佚的研究搞深入,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文本阅读原地踏步的接受状态。因此他说:“红学因何产生?只因《红楼梦》这部空前的未有的小说,其作者、背景、文字、思想、一切,无不遭到了罕闻的奇冤,其真相原貌蒙受了莫大的篡乱,读者受到了彻底的欺蔽。红学的产生和任务,就是破除假象,显示真形。”
    但是,周汝昌虽然认识到了这一点,却还不能像笔者后来表述得那样思路清晰而逻辑严密,因为这是有一个思考认识过程的。所以周老和郭豫适先生在《文艺报》争论时,其表述也有点绕来绕去,未能把道理说透亮。我也是直到1998年写《学术范型的意义》一文时,才把这个问题想透彻表述清楚。周建临就是看了这篇文章后对我说,你把我父亲的思路理清楚了。所以对我的表述大家不作批判。但是,对周汝昌,要批判,为什么?这就是表达的隔阂,以及思考和表述的过程性现象。
    你从字面上看,他就是那样说的呀,他就是说,红学就是那四个分支,其他的一般小说学研究就不是红学。所以,我们要理解他的表达方式,行文方式,治学方式,以及思考和表述的历史过程,这对于我们当代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隔膜。很多问题,都是从这里产生的。所以,实际上我们说的许多问题,都没有说到他的本意上。所以周汝昌他也不会服气,说你们就没有听懂我的话。但我们也会反问他,你为什么要这样表达?因为周汝昌是个民国过来的人,他的教育决定了他的表达方式,他那样表达惯了。他写论文,俞平伯也有这个特点,就是有点散文化的,意在言外的,要启示你想想我背后什么意思的,而不是我们现在西方范式进来以后,那样一种所谓规范化的,因为,所以,大前提,小前提的表达。再说,思考和表述也是逐渐清晰和严密的。重要的是周汝昌那么早就敏锐地觉察到了红学的核心问题和根本症结所在,而许多红学研究者直到今天还云里雾里而纠缠不清。
    所以,这里面有思考的过程问题,有周先生的表达问题,也有我们的理解问题。而对我们来说,要把问题搞清楚,是要更注重理解问题的。周汝昌的表达方式已经固定了,你也不能让他改变,而且他已经走了。深一点说,其实这就涉及了我们在理论层面争论的科学化生存还是诗意的栖居的文明的悖论、人的存在的悖论等对现代化的反思问题。这是一个时代的错谬。
    此外,就是历史的情状,是十分复杂的,这种复杂性,并不是我们能够根据一些现有的文献,仔细爬梳,就能整出来,搞明白。有个别批判周汝昌的学者,就有这样的问题,他好像深入了很多史料、资料,好像说的都有根有据,但到了关键地方,就一个跳跃,得出一个结论,表面看,好像分析出的结论都是有根据的,实际上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比如说聂绀弩,据说他私下说过“周汝昌不懂《红楼梦》”,另一方面,周汝昌又说聂绀弩曾经写了一首诗称赞自己,就是:“少年风骨仙乎仙,三国红楼掂复掂。不是周郎著《新证》,谁知历史有曹宣。”于是有人就说,这首诗是周汝昌为了标榜自己,自己写的,冒了聂绀弩的名,因为反正聂已经去世了,死无对证。但周汝昌会这么无聊吗?我觉得这里面就是一个历史情状的复杂性。就是聂绀弩完全可以某一天写了这首诗,那时周汝昌刚调进来,工作努力,有才华,《红楼梦新证》刚出版,影响很大,作为单位领导,是学者,又是诗人,聂绀弩很高兴,对下级写诗调侃加鼓励。
    但另一方面,聂绀弩作为从延安走过来的这样一个革命知识分子,主要是接受俄苏文艺理论的这样一种审美方式,他对《红楼梦新证》的许多观点,应该说是不认同的,不理解的。所以他说“周汝昌不懂《红楼梦》”,这也完全是真实的。而这种历史的复杂性,你不能用简单的形式逻辑说,既然聂绀弩说周汝昌不懂《红楼梦》,又怎么会写这首诗?那么这首诗就是周汝昌伪造的。这就把历史的情状简单化了。
    同样,《爽秋楼旧句》问题,以及曹雪芹佚诗的问题,我们也不能简单化对待。我首先要表明,周汝昌先生这样做是不对的,我这个立场从来没有改变过。不管什么原因,周先生这种做法是欠妥的,造成了一些很消极的后果。这一点周先生自己也是承认的,他也写过一篇文章表示道歉。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理解,这是不是周汝昌有意要造假?还是有着更复杂的一些情况?
    首先我觉得,这和周汝昌的才子气,以及他想留名后世的这样一种内心的欲望有关系。《爽秋楼旧句》你要是严格地看它的排序,你完全可以看出来,根据时间排,那就是民国时期的人写的。并不是有意要造一个假古董。但是,他为什么不说明是自己写的呢?那就是我要是说明是我周汝昌自己写的,那有点自我吹嘘吧,但是我又想,我觉得我和过去的这些红学者是能够并列的,我是做出了很大贡献的,所以我也要把这首诗搞进去,这也是重要的历史文献。反正爽秋楼你们考证一下,是我们周家的楼。实际上他想给自己一个历史定位,我是可以和历史上那些红学者并列的,但又不好意思直接说是自己写的。当然,这样的做法很不好,至少效果是很不好的。但他已经这样做了,这就是才子气、名士气导致的结果。
    关于“曹雪芹佚诗”,这本书(《周汝昌致梁归智书信笺释》)里面附有周伦玲的那些谈话,我觉得基本上把话说清楚了,它也有一个“文革”后期的那一个特殊历史背景的情况,那不是他有意地就是想捉弄大家,来造一个假诗。就是才子气、诗人,而不是一个严谨学者的这样一个作风。我再次说,我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对的,即使对周先生本人,我也委婉地说过这个意思。
    所以就是说,历史的情状非常复杂,我们必须客观地把这些情况搞清楚。我再说一个情况,关于梅节先生。1995年我去美国讲课,回来时路过香港,梅先生约了几个朋友,还请我吃了一顿饭呢。但1986年哈尔滨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上,我曾经发言赞扬梅节先生批评红学界中的新索隐。前两年我看见张义春写的《红学那些人》那本书中,说梅先生在文章中回忆这一段,说我这个人有点笨,没听懂他的意思,他不点名批评周汝昌搞新索隐,而我还称赞他批得好。很搞笑。实际上1986年霍国玲闯到会议上,宣传“竺香玉和曹雪芹合谋毒死雍正皇帝”的观点,是一种新索隐,我知道梅节先生批判新索隐实际上是指周汝昌,但霍国玲的索隐更奇葩,所以我发言称赞梅节先生批评新索隐。但梅先生却以为我没听懂他的话,认为我这个人智力比较低下。因此也可见历史的复杂性妨碍我们知人论世。
    实际上知人论世非常难以做到。我们要经过巨大的努力,秉持公心,尊重每一个客观的细节,才能够真正达到知人论世。只有在知人论世的基础上,才可能深入到学术的核心问题,才能够对每一个学者有彻底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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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楼2017-01-21 13:36
      第二个关键词,文史哲。也可以说是真善美,也可以说是考证、论证、悟证。对周汝昌批判的一个核心问题是说他悟证太多,考证比较随意。但实际上,文史哲这三者是不能割裂的。而《红楼梦》就比较特殊,为什么红学的问题比较大呢?因为《红楼梦》既是一个杰出的艺术品,又和曹家的历史密切地牵扯到一起,同时里面还有很深刻的哲学内涵。而研究者,往往都是从自己比较擅长的角度切入。比如搞历史的,我们对历史更熟悉,因此更愿意从历史角度;搞文学的从文学的角度;搞思想的从思想的角度,比如刘再复。这样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所偏,但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自觉。
      而我觉得,周汝昌先生,他在文、史、哲三个方面,都有相当的修养。也就是顾随先生当年所说的:“等慧地论文,龙门作史,高密笺经。”当然今天有人说,这个评价太高了,《红楼梦新证》没有达到这样一个程度。但我们至少可以说,《红楼梦新证》有这三个方面的维度。而且在周汝昌整个研究红学的过程中,他一直是努力把这三个维度结合起来搞的。
      那么我个人的看法是,周汝昌慧地论文第一,高密笺经第二,龙门作史第三。也就是悟证第一,艺术的感悟是别人难以达到的,取得了最高的成就。他也有对曹雪芹深刻思想的某些领会,他始终是一个思考者,也总是在思考着红学的问题和发展,他提出红学四大分支,又提出红学是中华文化之学,是新国学,都是一种思考的表现,这也是许多人达不到的。第三才是他的考证。我在我的许多文章中都说到了这一点,当然有不同的表达方式。
      实际上,周汝昌他的主要贡献不在考证,而在于艺术,在诗。而海德格尔早就说过,一切艺术本质上都是诗。而《红楼梦》的根本特点,是它是一部诗化的小说。所以,如果你没有能力领略《红楼梦》诗的本质,那么老实说,对《红楼梦》,你就有点隔靴搔痒。当然我们仍然可以在其他方面做出很多成绩。所以说文史哲,周汝昌的特点,不在于他在每个方面都取得了很多成就,有些地方可能犯了不少错误。但他和别人不一样的是,他在三个方面都有一定的造诣,而且在努力地要把它们融合在一起,要把三个方面结合起来,才能探究曹雪芹《红楼梦》真正的价值。
      我们也可以说这样一句话,过去,在周汝昌之前,阅读《红楼梦》的热点是为拥黛还是拥钗而争得“几挥老拳”,我拥护黛玉,你拥护宝钗,意见不一致,而几挥老拳。这个争论作为主流一直延续到周汝昌之前。
      周汝昌之后,它变了。变成了什么?我们为了争论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曹雪芹原著和高鹗续书,而不能对话,甚至闹到红学的微信群里面退群。我的两位老朋友,宋健,于鹏,在微信群里就无法对话。宋健说,于鹏你以后发言我绝不评论,但于鹏还偏喜欢发言,针对宋健发言。前两天还有两位网友,从“红迷驿站”里退群了。
      不再为拥钗拥黛而几挥老拳,而是为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而几挥老拳,这是何时发生的?就是从周汝昌开始的。拥钗或拥黛而几挥老拳,其观念基础是认同一百二十回为一个“整体”,后四十回的“钗黛争婚”“黛死钗嫁”是高潮。是一种《红楼梦》。而争论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的优劣,则变成了两种《红楼梦》的观念了。
      周汝昌先生对高鹗的表述,我个人是不赞成的。比如他对高鹗过多的情绪化的表达,以及说乾隆皇帝让高鹗续写红楼,是政治阴谋,我认为没有根据,至少是根据不足。但是我们要看到,它的背后反映的是,周汝昌对曹雪芹原著和高鹗续书两种《红楼梦》审美本质的巨大差异,其认识和感受的强烈程度。而对这一点,我们的许多红学研究者是达不到的。
      我的文章一直强调一点,要严格区分曹雪芹原著和高鹗续书是两种《红楼梦》,但要给高鹗以充分的评价,续书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作用。归根结底,文史哲会通,才能对两种《红楼梦》的区别认识更深刻,感受更强烈。
      我想了一下,我们可以这样表述:曹雪芹原著是李贺李商隐的诗,高鹗续书是白居易元稹的诗。它们都是诗,都有很大的审美价值,但是,李贺李商隐的诗和白居易元稹的诗是截然不同的。我们知道,敦诚和敦敏他们,都是以李贺比曹雪芹的。所谓“直追昌谷破篱樊”,“牛鬼遗文悲李贺”,“诗追李昌谷”。你说我们是理解李贺容易,还是理解白居易容易?白居易的影响肯定比李贺的影响更广泛。因此后四十回它的积极作用和影响永远不会消失。
      我们不用担心,因为周汝昌说了,以及许多红迷也对后四十回有些看法了,后四十回就不起作用了,不可能的。后四十回有它的价值,而且会永远存在下去。但是我们要严格区分两种《红楼梦》,它们针对着不同审美层次、不同性质的读者,各有各的价值。有趣的是,它们就是要交叉在一起,因此就引起了很多争论。
      与此相关的,是中华文化的本质,那就是儒、释、道,樊志斌先生说儒、释、道都是中道,但我们也要注意,儒、释、道的核心,中华文化的本质就是诗。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禅宗和道家都是诗化哲学。所以两种《红楼梦》都是诗化的产物,但一个是李贺的诗,一个是白居易的诗。因而为什么在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的考证方面,我们会格格不入。在有些人看来,这还用说吗?两者的区别这么大,你怎么就看不出来呢?而另外一些人就会说,明明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就一样嘛。这个问题,只有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很多人为这个问题要“对话”其实没有意义。许多所谓要求“对话”是为了宣传自己,引起你的注意,我就有影响了。
      所以历史是非常复杂的,比如刘心武在百家讲坛讲红,我的书(《周汝昌致梁归智书信笺释》)里面说了一些情况,大家不一定读到那儿,也不一定注意某些情节。实际上百家讲坛在“红楼六家谈”之后,是首先找我去讲《红楼梦》八十回以后情节的。但是我失败了,我已经试镜讲了两集,但失败了。因为我没有当过中学老师,我的表达不行,刘心武当过中学老师,他会表达。刘心武确实有他的问题,但正像樊志斌先生在微信群里所说,刘心武对于普及严格区分两种《红楼梦》,那还是起了不小的作用的。没有百家讲坛,难道我们现在对两种《红楼梦》的尖锐分歧会那么严重吗?我们拥护后四十回的读者会那么义愤填膺吗?因为现在实际上拥护后四十回的读者,已经觉得赞成探佚的太多了,在微信群里面不断地老在争论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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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楼2017-01-21 13:38
        第三个关键词:理解的同情。上面说到的情况,都说明历史是复杂的,我们不要幻想舆论一律。我们不会因为这次讨论会,就对周汝昌的看法一致起来,那是幻想。周汝昌的价值在于,他留下的话题,使我们的红学受到关注,永远是热点。比如红学的新索隐,此起彼伏,这难道是周汝昌造成的吗?从乾隆皇帝开始,索隐就没有间断过。那为什么现在成了热点呢?那是由于信息化社会嘛,是由于微信,博客,公众号,太普及了,人人都可以表达,人人有发言权,整个社会结构变了,我们的主流和精英无法垄断了。这和周汝昌有什么关系?
        我们必须面对现实,每个人做好自己那一方面的工作。文史哲的会通,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不可能的。每个人都只能做好自己比较擅长的那种工作。但我们可以采取这样一种态度,首先要做到扬长知短,就是我在历史方面比较强,我要扬我的长,但我也知道我的短。如果你能进一步,做到扬长补短,就是我对我不太了解的哲和文的方面,我也努力学习了解,他们为什么那样想,就更好一点。但是千万不要扬长就扬短,因为我这方面长,别的就是错的。我们每个人都有局限,不可能是万能的,但要努力了解一下自己不了解的领域,那么也许你的观点会有某些变化。这样就更容易达到理解的同情。

        2017年1月14日于北京

        “周汝昌与现代红学”专题座谈会于2017年1月14日在北京湘西往事酒楼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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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楼2017-01-21 13:39
          转自梁归智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63ab1aa0102xphu.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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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楼2017-01-21 1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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