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乡？故乡？
——试探三线遗址保护与三线建设者的精神家园
刘洪浩
这是大型文献纪录片《大三线》对一位来自上海的三线建设者的采访实录，在讨论本文的话题之前，先让我们来听听他的心声：“我就是也挺困惑自己的身份的，到底是四川人，还是上海人？因为我父母亲是上海人，我初中毕业之后，又回到上海生活，这样在两头都生活很长时间。我虽然是上海的身份证，上海的户口，可是生我长我的地方却是四川锦江厂，那里有我许多的记忆，也可说是我的故乡。可是现在这个工厂没有了，我回不去了。两头哪里都不成，我的身份挺漂移的。”
他的名字叫姜晓星，是四川锦江油泵油嘴厂的子弟，小时候随父母从上海来到成都支援三线建设，工厂破产后最终回到出生地上海生活。然而在他的内心，却一直在寻找一种精神的归属。他的想法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许多三线建设者内心的困惑，或者说是一种选择的艰难。这样的感受贯穿于《大三线》一片调研采访的全过程之中。
2014年底，经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中央电视台新影制作中心开始组织拍摄大型十集文献纪录片《大三线》，以此为三线人留名，为三线历史存证。
在《大三线》一片前期八个月的调研和第一阶段拍摄的三个多月时间里，摄制组先后采访了五百余位三线建设者和他们的后代（包括二代和三代）、研究三线建设的专家学者、以及三线城市的管理者、三线企业的相关负责人等。通过调研和采访的切身体会，我们深深理解了姜晓星们的感受，也由此得出了这篇文章的题目。希望以我们的所见所闻，我们了解到的三线人所思所想，为三线建设遗址保护提供一种视角、一个思路。
从三线建设伊始，来自北京、上海、哈尔滨、大连、山东、河南等十几个省市的几百万建设者奔赴三线地区，在这之后国家相关政策又为广大建设者解决了家属到当地落户、安排工作、入学等，由此与三线建设相关的人口达到了上千万，几十年后，当年的三线家庭繁衍生息，这一人数保守估计也应在一亿人以上（因在这方面尚无权威统计，只能根据当时的情况和三线省区人口基数做出如上估算，不准确之处还希望能够得到相关机构指导斧正）。因此，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应该是三线遗址保护开发需要关注的人群。在《大三线》开拍前，我们对方案进行了临时调整，增加了一集“三线遗存”，从物质和精神层面来解读三线人关于故乡、他乡的身份认同。
在很多三线人的精神世界中，出生、成长的故乡和参加建设的三线地区是内心两种不同的情感。一边是故土难忘，一边是奉献了青春、终身甚至是子孙的老厂。用姜晓星的话说，原来父辈生活的大城市就像一杯咖啡，而老厂所在地是一杯白开水。在这两地之间，既有基本的区别，又有一种内在的牵连。因此，在开展有形的三线遗址保护的同时，是否可以将三线人这种内心的情感以物质或文艺的形式融入其中，让咖啡和白开水有机融合，使这些建筑遗址更具生命力。通过《大三线》一片的拍摄见闻，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供大家参考：
一、在三线遗址的建设保护过程中，是否可以引进味觉记忆的概念？摄制组在东方汽轮机厂采访时，发现这里的职工食堂常年在售卖哈尔滨红肠（该厂是哈尔滨和上海俩家单位包建的）来自哈尔滨的三线职工和他们的后代都在排队购买。而在贵州的六盘水，街头都可以找到纯正的东北菜馆。这是三线建设者留给当地的一种家乡情结，那么我想在三线遗址保护开发的过程中可否考虑把一些具有外来地方特色的文化元素纳入其中。
二、在很多三线人的眼中，老厂是寄托他们内心情感的地方，有的甚至比出生的故乡在心中占比还要重。在采访之余，很多人表达了这样的感受：现在很多老厂要再利用，搞遗址保护，很好，但是有些开发机构在保护利用的过程中却将原来的厂房、生活设施变得面目全非，他们的内心难以接受。在他们的情感中，希望看到记忆中熟悉的老厂，在那里有他们的回忆，也会让很多外来者感受到当年的生活。基于此，是否可以在遗址保护开发的同时，考虑最大限度的保留工厂原有格局？在开发过程中融入体验式旅游的概念？例如可以保留生活区的宿舍原貌。将其内部改为三线时期风格的旅社，将原来的职工食堂变为对参观者营业、子弟校里不定期的请游客进行当年的课堂体验等等。这样既可以让三线人的情感在这里寻找到归宿，又可以让其他游客感受到三线时期的生活，成为遗址旅游中的一处风景，避免了走马观花式的参观游览。
三、可以在开发过程中引进不定期的活动，以使更多人关注三线遗址保护利用。例如在拍摄过程中，我们曾经组织了一次百人重返老厂的活动，很多人不远千里万里赶来，只为看一看当年生活的地方，见一见那些熟悉的面孔。类似这样的活动每年都在三线地区不定期进行着。例如陕西华商报的摄影记者李杰，利用业余时间拍摄了大量的老厂图片，并以此为主题编辑了一本画册《三线记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销量不错，广受欢迎，书中不少图文被国内多家杂志转载。
目前，《大三线》摄制组正在和相关部门协商，计划举办每年一届的以三线遗存为主题的纪录片或者电视节，若这一想法可以实施，相信会在三线遗址保护利用、三线人精神家园的探寻方面做出一些有益的尝试。此外，还有一些机构计划拍摄与三线建设相关的影视剧，对于三线遗址保护利用也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以上仅是根据纪录片《大三线》的采访拍摄得出的一些感受和不成熟的建议，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不周之处还请相关专家学者斧正。
2015年12月4日写于遵义
作者简介
刘洪浩，男，1974年生，内蒙古人，毕业于中国新闻学院，曾先后就职于新华通讯社、中央电视台。大型纪录片《永远的铁道兵》导演、制片人，该片获得2014年度国家广电总局优秀国产纪录片奖以及2015年金熊猫国际电视节长篇类优秀奖；央视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大三线》总制片人、执行总导演。
——试探三线遗址保护与三线建设者的精神家园
刘洪浩
这是大型文献纪录片《大三线》对一位来自上海的三线建设者的采访实录，在讨论本文的话题之前，先让我们来听听他的心声：“我就是也挺困惑自己的身份的，到底是四川人，还是上海人？因为我父母亲是上海人，我初中毕业之后，又回到上海生活，这样在两头都生活很长时间。我虽然是上海的身份证，上海的户口，可是生我长我的地方却是四川锦江厂，那里有我许多的记忆，也可说是我的故乡。可是现在这个工厂没有了，我回不去了。两头哪里都不成，我的身份挺漂移的。”
他的名字叫姜晓星，是四川锦江油泵油嘴厂的子弟，小时候随父母从上海来到成都支援三线建设，工厂破产后最终回到出生地上海生活。然而在他的内心，却一直在寻找一种精神的归属。他的想法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许多三线建设者内心的困惑，或者说是一种选择的艰难。这样的感受贯穿于《大三线》一片调研采访的全过程之中。
2014年底，经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中央电视台新影制作中心开始组织拍摄大型十集文献纪录片《大三线》，以此为三线人留名，为三线历史存证。
在《大三线》一片前期八个月的调研和第一阶段拍摄的三个多月时间里，摄制组先后采访了五百余位三线建设者和他们的后代（包括二代和三代）、研究三线建设的专家学者、以及三线城市的管理者、三线企业的相关负责人等。通过调研和采访的切身体会，我们深深理解了姜晓星们的感受，也由此得出了这篇文章的题目。希望以我们的所见所闻，我们了解到的三线人所思所想，为三线建设遗址保护提供一种视角、一个思路。
从三线建设伊始，来自北京、上海、哈尔滨、大连、山东、河南等十几个省市的几百万建设者奔赴三线地区，在这之后国家相关政策又为广大建设者解决了家属到当地落户、安排工作、入学等，由此与三线建设相关的人口达到了上千万，几十年后，当年的三线家庭繁衍生息，这一人数保守估计也应在一亿人以上（因在这方面尚无权威统计，只能根据当时的情况和三线省区人口基数做出如上估算，不准确之处还希望能够得到相关机构指导斧正）。因此，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应该是三线遗址保护开发需要关注的人群。在《大三线》开拍前，我们对方案进行了临时调整，增加了一集“三线遗存”，从物质和精神层面来解读三线人关于故乡、他乡的身份认同。
在很多三线人的精神世界中，出生、成长的故乡和参加建设的三线地区是内心两种不同的情感。一边是故土难忘，一边是奉献了青春、终身甚至是子孙的老厂。用姜晓星的话说，原来父辈生活的大城市就像一杯咖啡，而老厂所在地是一杯白开水。在这两地之间，既有基本的区别，又有一种内在的牵连。因此，在开展有形的三线遗址保护的同时，是否可以将三线人这种内心的情感以物质或文艺的形式融入其中，让咖啡和白开水有机融合，使这些建筑遗址更具生命力。通过《大三线》一片的拍摄见闻，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供大家参考：
一、在三线遗址的建设保护过程中，是否可以引进味觉记忆的概念？摄制组在东方汽轮机厂采访时，发现这里的职工食堂常年在售卖哈尔滨红肠（该厂是哈尔滨和上海俩家单位包建的）来自哈尔滨的三线职工和他们的后代都在排队购买。而在贵州的六盘水，街头都可以找到纯正的东北菜馆。这是三线建设者留给当地的一种家乡情结，那么我想在三线遗址保护开发的过程中可否考虑把一些具有外来地方特色的文化元素纳入其中。
二、在很多三线人的眼中，老厂是寄托他们内心情感的地方，有的甚至比出生的故乡在心中占比还要重。在采访之余，很多人表达了这样的感受：现在很多老厂要再利用，搞遗址保护，很好，但是有些开发机构在保护利用的过程中却将原来的厂房、生活设施变得面目全非，他们的内心难以接受。在他们的情感中，希望看到记忆中熟悉的老厂，在那里有他们的回忆，也会让很多外来者感受到当年的生活。基于此，是否可以在遗址保护开发的同时，考虑最大限度的保留工厂原有格局？在开发过程中融入体验式旅游的概念？例如可以保留生活区的宿舍原貌。将其内部改为三线时期风格的旅社，将原来的职工食堂变为对参观者营业、子弟校里不定期的请游客进行当年的课堂体验等等。这样既可以让三线人的情感在这里寻找到归宿，又可以让其他游客感受到三线时期的生活，成为遗址旅游中的一处风景，避免了走马观花式的参观游览。
三、可以在开发过程中引进不定期的活动，以使更多人关注三线遗址保护利用。例如在拍摄过程中，我们曾经组织了一次百人重返老厂的活动，很多人不远千里万里赶来，只为看一看当年生活的地方，见一见那些熟悉的面孔。类似这样的活动每年都在三线地区不定期进行着。例如陕西华商报的摄影记者李杰，利用业余时间拍摄了大量的老厂图片，并以此为主题编辑了一本画册《三线记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销量不错，广受欢迎，书中不少图文被国内多家杂志转载。
目前，《大三线》摄制组正在和相关部门协商，计划举办每年一届的以三线遗存为主题的纪录片或者电视节，若这一想法可以实施，相信会在三线遗址保护利用、三线人精神家园的探寻方面做出一些有益的尝试。此外，还有一些机构计划拍摄与三线建设相关的影视剧，对于三线遗址保护利用也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以上仅是根据纪录片《大三线》的采访拍摄得出的一些感受和不成熟的建议，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不周之处还请相关专家学者斧正。
2015年12月4日写于遵义
作者简介
刘洪浩，男，1974年生，内蒙古人，毕业于中国新闻学院，曾先后就职于新华通讯社、中央电视台。大型纪录片《永远的铁道兵》导演、制片人，该片获得2014年度国家广电总局优秀国产纪录片奖以及2015年金熊猫国际电视节长篇类优秀奖；央视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大三线》总制片人、执行总导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