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半壁江山，则是欧美流行曲。尤其是1964年The Beatles巡演到香港后，迅速在年轻一代中掀起了英文歌的热潮，罗文、许冠杰、谭咏麟、林子祥都组建或参加过唱英文歌的乐队。1983年入选第一届“香港十大劲歌金曲”的，就有关正杰和黄露仪合唱的《常在我心间》，这首歌其实就是猫王的《Always On My Mind》。在那一代听惯了欧美流行音乐的港人心中，虽然是填了新词，但曲调却是耳熟能详的，所以，《常在我心间》很有人缘地获得了这一届的“季选最受欢迎奖”。
资深的歌迷尚能知道关正杰是谁，但对黄露仪实在陌生。其实，这个名字在那个时代已经非常红了，1979年黄露仪的英文专辑就获得了香港唱片业协会的金唱片奖，日后她的英文唱片竟然超越了外国歌手，在台湾创出外语唱片发行纪录。对很多不习惯听外语歌的歌迷来说，唱英文歌的黄露仪是个陌生的名字，但恐怕没有人不知道1987年的《雪在烧》、1990年的《哭砂》的演唱者黄莺莺——黄露仪就是后来的黄莺莺。
许冠杰、黄莺莺这样的老牌唱将都是唱英文歌起家的，这至少可以说明，香港粤语流行音乐在起步时就很艰难。但是，变化很快就来了。这种文化上的变化也是必然要来的，因为在香港人口暴增的背后，香港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大转型。
仔细分析一下1950~1979年的香港人口数字，我们就能发现另一个问题：1979年香港人口510万，除去罗文这样的100万偷渡客，还剩410万，而1950年的人口则是220万。这意味着什么呢？
很简单，1979年比1950年多出来的人口，除去经偷渡途径外来的，剩下的都是生出来的，其中偷渡客们也在生孩子，刨除死亡人口，那么，战后自然出生的香港新增人口至少有200万。这就是说，1950年后出生在香港的人口数量，几乎等于1950年香港原有的人数。
更重要的是，即使是1950年出生在香港的孩子，到了1978年的时候，也进入了生育年龄。也就是说，1950年结婚成家的香港人，到1979年时都可以当爷爷奶奶了。
这会发生什么呢？我们看另一组让人吃惊的数据：有统计表明，1979年时，20岁以下的青少年占香港总人口的39％。
顺着这个思路再想下去，那么，20世纪80年代的香港经济腾飞，绝不是不可预见的，这将是一个多么年轻、多么有创造力和活力的社会呀。
社会人口的构成不仅影响经济，还会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香港粤语流行音乐的繁荣发展，也会与人口结构产生关联——以上的所有数字隐藏着一个诱发香港社会结构转型的根本因素：在香港人口总量中处于中坚位置的青少年群体，与父辈甚至个别爷爷辈的偷渡、避难不同，他们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
如果说以前来香港定居的人经常有“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漂泊感，心中存有“外来客”的身份焦虑，从而与香港本地有文化隔膜，那么，新增的这一大批人口天生没有这个心理负担，对他们来说，自己就是“香港人”，香港就是“家”。父辈的文化来自五湖四海，搞得五花八门甚至格格不入，可对他们这一代来说，从睁开眼睛起就接受了这种多元文化的格局，并会很自然地认为香港这个“家”本来就是这么丰富多彩。
很多学者曾经分析说，这批香港人在迫切地寻找着属于香港本地的文化，寻找着自己的声音，由此粤语流行音乐开始起步。
其实，真实情况很可能恰恰相反。
这些人年轻、活跃、富有激情，而这样的年轻人又占了社会总人口的四成，他们像鲶鱼一样在多元的香港文化中窜来窜去，必然会迅速填平以往香港社会各种外来文化之间的沟壑，形成一种融合后的新文化。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批年轻人要做的不是“找”一种并不存在的本地文化，而是由他们作为主力军“创造”本地文化。很快，本地文化的声音就唱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