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是人类从自我造成的不成熟状态中解脱出来。不成熟是指缺少他人的教导就没有能力运用自己的理智。这种不成熟状态之所以是自我造成的，其原因不在于缺少理智，而在于没有他人的教导就缺乏运用自己理智的决心和勇气。Sapere Aude![要勇于认知] “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 —— 这就是启蒙运动的格言。

人类中之所以还有如此众多的人，即使自然早已将他们从疏离的外在教导中解脱出来（因自然方式而成熟），却依然心甘情愿地终身安处于不成熟状态之中，其原因就在于懒惰和怯懦，这也是为什么另一些人能够轻而易举地把自己标举为他们的监护者。处于不成熟状态可真是轻松安逸。如果我有一本书来充作我自己的见解、有一位牧师来充作我自己的良心、有一名医生来替我自己决定合理的食饮，等等等等诸如此类的，那我又何必要自己劳心费神，那完全没有必要了。我无需思考，只需要有能力支付：其他人就会欣然应命帮我把那些伤脑筋的讨厌活儿全都包办了。仁慈慷慨地担负起治理民众之任的监护者们小心翼翼地看护着，以确保民众中的绝大部分人（其中包括全部的女性）视通往成熟之路为畏途，充满了风险，更别说困难重重了。在首先使他们驯养的牲口缄默无声之后，在确信这些温顺的生灵们即使被撤去拴缚在身上的络辔也不会再挪移一步之时，一旦它们试图想要独自迈步，监护者们就会向它们指出种种的威胁。这危险现在看来实际上并没有那么严重，因为在跌倒几次之后，人最终一定能够学会自己走路；但诸如此类的示例却让人心生胆怯，通常就会把他们进一步尝试的所有企图全都吓退了。

因此，对于任何一个个体而言，要把自身从那种几乎已经变成他自己天性的不成熟状态中解脱出来是困难的。他甚至已经开始喜欢上这种状态了，并且在这个时候，的的确确无力运用他自己的理智，因为从未有人允许他去作过这样的尝试。条例和规程，这些基于他的自然禀赋的理性运用或更像是误用的机械刻板的工具，把他禁锢在永久的不成熟状态中。即使有谁抛开这些禁锢，那也不过是作了一次游移不定而又微乎其微的跳跃，因为他并不**惯于这样的自由行动。其结果是，仅有少数一些人能到达彼岸，通过陶冶他们自己的心智，把他们自己从不成熟状态中解救出来，从而踏上一条切实坚信的道路。

然而，如果公众要启蒙自己，那却更有可能；事实上，公众即使仅被赋予了自由，启蒙就几乎是无可避免的了。因为即使在那些根深节错的群氓监护者们中间，一些人也总是会自己独立进行思考的，一些人在他们自己摆脱了不成熟状态的羁绊后，将会传扬理性评估他们自身价值、并且理性评估每一个人受其天性召唤进行独立思考的那种精神。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如果原本被监护者束缚羁绊的公众是被一群未能经受启蒙思想洗礼的人煽动起来的，他们就可能会使用暴力强制把监护者们自己禁锢在羁绊中 —— 种下偏见真是太有害了，因为它们最终会将复仇引向其始作俑者，亦或他们的后代。因此，公众只能通过缓慢渐进的方式经受启蒙洗礼。也许一场革命能够推翻个人专制、贪欲或权势欲的压迫，但革命永远无法带来思想方式的真正变革；相反，新的偏见，一如它们所取代的旧偏见，又将成为套在不进行独立思考的群氓身上的一条皮项圈。

启蒙所需要的，不是别的，仅仅是自由；并且我们这里所讨论的自由也是所有形式中最不具有危害性的，亦即能够在一切事务上公开地运用理性的自由。但是，环顾周遭我听见的却是 “不许争辩！” 军官说：“不许争辩，只管操练！” 税务官说：“不许争辩，只管纳税！” 牧师说：“不许争辩，只管相信！” 世上只有一位君主［注：腓德烈大王］说过：“随你所愿尽管去争辩吧，争什么都可以，但是必须服从！” 在这种种事例中，我们看见对自由的限制无所不在。

然而，哪些限制阻碍了启蒙，哪些限制非但没有阻碍、实际上还推动了启蒙呢？我的回答是：公开地运用自己的理性必须享有永久的自由，仅此一点就能够在人类中间带来启蒙；而私下运用理性通常可能要被限制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以使其不致于妨碍启蒙运动的进步为界限。就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而言，我的理解是，任何一个人就像一个学者在全部知识界面前那样运用自己的理性

我所说的私下运用理性，是指一个人在其社会身份或公职上受托时所运用的理性。在为了共同体利益的诸多事务中，有必要形成一套特定的社会机制，以此为依据，共同体中的部分成员必须以一种完全被动的姿态行事，通过这种人为促成的一致性，政府就可以引导他们朝向公共的目标，或者至少防止他们损害这些公共目标的实现。在这时他自然就不应去争辩，相反他必须要服从。

然而，只要社会机制的这一部分同时也把他视为全体公民社会中的一员，甚或是世界公民社会中的一员，从而能够以一个有智识教养的学者（在其本然的正确含义上而言）的身份面对公众时，他当然毫无疑义地能够去争辩，而不至于损害到他作为一员在其中被动行事并对此负有部分责任的社会机制的事务。如果一个正在服役的军官在接到长官指令时怀疑其正当性和有效性，其结果将是灾难性的。他必须服从。但是作为一个有智识教养的学者，他对军队事务上的错误进行评论或把它们提交给公众来作判断时，对其加以任何限制就不公正了。公民不能拒绝缴纳向他征收的税负；事实上，对于所加税负不恰当的指责甚至可以当作不实之毁（因为这可能会导致普遍的不服从）而加以惩处。

但是，同样的这个人，在作为一个有智识教养的学者公开表达他对于这种赋税的不适宜性甚或不正当性的想法时，他的行动并没有违背公民的义务。同理，一个牧师有义务依从他所服务的那个教廷的教义，向他的学生和教众们宣教，因为他是根据这一条件才被选任的。但是作为一个有智识教养的学者他却有充分的自由，甚或说是天职，把他经过深思熟虑并满怀善意的对教义上的错解的思考，还有他对于如何更好地安排宗教和教会事务的建议，传达给公众。在这么做时，他不应有任何良心的重负。作为教会的一个仆人，对于因职务身份所应讲授的内容，他并没有按自己内心所见随意处置的权利，相反，这是以他人名义、在他人指示下讲授的内容。他会说，“我们的教会教导这些或那些，这些就是它所引用的证据。” 他因此能够从那些他自己也并未完全信服、却还是能担负起宣讲职责的戒律中，为其教众抽取出具有实际意义的内容来，因为真理就隐藏在其中并非完全不可能，而且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其中都不存在与宗教内在本质相矛盾的地方。假如他相信能在这些戒律中发现矛盾，他就不能保持良心的安宁继续待在这个职位上；他将不得不辞职。因此一个受委任的宣教士在其教众面前运用理性就纯属于私下运用理性，因为无论教众有多少人，理性的运用都只限于家庭式的聚会。就这个意义而言，作为牧师，他是不自由的而且当他在他人的指示下行事时是不可能自由的。与此相对的，一个牧师——当其作为一个有智识教养的学者以他的著述面向公众、面向世界宣讲之时——享受着无限的自由公开地去运用他的理性并以他自己的心智去表白。如果一个民族（精神事务）的监护者们自身尚处于不成熟状态，那就成荒谬了，是那种由荒谬导向荒谬的无休止的循环。

但是，一个牧师团体，或是一个宗教会议或是令人敬畏的长老会（如同荷兰人在其中间自称的那样），通过宣誓形成对一种特定的不可更改的信条的义务、以期对它的每一个成员、并通过这些成员进而对其全体人民享有千秋万代绵延不断的永续监护权，这样做是否有其正当性呢？我说，这是完全不可能的。这样的一份旨在把人类所有进一步的启蒙都预先封死的契约，即使它受到了最高权利的认可，受到国会的认可，受到了最庄严神圣的和平条约的认可，依然是绝对空洞和无效的。一个时代决不能使自己背负这样的义务，因而也是一种阴谋，竟使得后来的时代无法扩展自己时代的知识（尤其在其十分迫切需要的地方）、无法清除自身的错误，从而在广义上增进启蒙。那将是有违人性的犯罪，因为人性的最根本的目标恰恰就在于这种进步；后世的人们因而有完全的正当性抛开那些毫无权利依据并且是犯罪行为的协议条规。

凡是可由一个民族经共识并以法律形式予以确认的每一件事务，其检验标准存在于这样的一个问题中：这个民族是否可以把这样的一种法律施加于其自身？为期待一种更好的事态，在一个特定的、短暂的时期内现在或许可以引入一种临时性的秩序，即对于所有的公民，尤其是牧师，在其作为一个有智识教养的学者的意义上，给予公开评论的自由，如通过写作，来揭示现行制度的弊病。这种临时性的秩序可能要一直持续下去，直到对于这类事情本质的洞见已被广泛传播并变得显而易见，因而公众的集体的呼声（即使不是完全一致的话）已经可以向王位提出建议，要求把他们那些教众置于符合他们自己对更佳构想的见解的、变革后的宗教组织的监护下，同时却不妨碍到那些仍愿意象先前一样留存在旧制度中的教众们。但是，当他们联合成为一个人终其一生都无法对其公开质疑的宗教组织时，这是绝对应当加以禁止的，因为这么做，将否认、阻碍并损害后来的时代朝向人类进步的目标迈进。一个人也许会推迟对自己本应加以认识的事物的启蒙，当然仅限于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而且只针对于他本人；但公然放弃对他自己的启蒙，甚或让后一世代的人们也放弃启蒙，那就是违反并且践踏人类的神圣权利了。

如果现在被问及，“我们当前是否生活在一个启蒙后的时代？” 回答是，“不是，但我们的的确确是生活在一个启蒙的时代。” 目前的情形表明，要让全体民众无需外部教导就能够在宗教事务上自信地运用自己的理智，甚或说是将他们自己摆放到这样的一个位置中去，这一目标的实现也仍存在巨大的缺失。不过我们的确看见明白无误的征兆，人类朝向这一目标自由前行的道路已被开启，通向广泛意义上的启蒙的那些阻碍——那些从自我造成的不成熟状态中解脱出来的阻碍——正在逐渐减少。在这个意义上，这个时代乃是启蒙的时代，一个腓德烈的世纪。

一个君主如果不认为这样的观点与其身份不符—— 即他认为自己的义务不是去规定任何东西，而是在宗教事务上给予人们完全的自由，并因此拒绝使用宽容这样一个傲慢的称谓—— 那么这位君主本身就已经是受启蒙洗礼了的，作为将人类从不成熟的状态中解救出来并且让每一个人在所有精神事务上都有运用其理性的自由的第一人，或者至少就政权方面而言的第一人，被心怀感激的现世和后世的人们所赞颂。在他的治理下，受人尊敬的牧师们，可以以一个有智识教养的学者的身份，自由地并且公开地把他们自己的各种判断和见解提交给全体公众来检验，而这么做又无损于他们自己的职责，即使这些判断和见解在这里或那里偏离了既定教义。至于那些不承担任何公职的人，那就更为自由了。这种自由精神也在向外扩展，甚至扩展到与误解了其自身职能的政权这一外部阻碍发生斗争冲突的地步。它向这种政权启示了一种范例，即自由的存在并非完全无视公共秩序和共同体的和谐一致。只要他们不再处心积虑地让民众停留在野蛮状态，民众自己将会逐渐从野蛮状态中走出来。

我在论述启蒙运动的主要观点时把焦点放在了宗教事务上，即人类从自我造成的不成熟状态中之解脱，其原因首先就在于我们的统治者并无兴趣在艺术和科学方面对他们的臣民尽到监护之责，其次则因为这一不成熟状态既是最有害的也是最可耻的。但是，一个支持宗教启蒙的国家元首其思想气度要比这更进一步，因为他意识到，允许他的臣民公开地运用他们自己的理性、并向世界公开展示他们关于更好立法的思想并不会威胁到他的法统，即使这会带来对现行法律的坦诚批评。在我们面前矗立着一个光辉的典范，我们尊敬的这位君主［注：腓德烈大王］，没有任何一个君主可以超越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