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需要审核，讲究这看吧。但是很可能七杀碑1950年实际上已经被GCD毁掉了。这块碑在民国时期长期立在成都少城公园公开展览，也就是现在成都市市中心的人民公园公开展览，1950年的时候移交给解放军军代表接收，后来再也不知下落。

有人说这块碑现在还在四川省博物馆内，但是又说这块碑上现在已经没有任何文字，可能文字在解放后被中g全部铲掉了，目前四川省博物馆库房内确实有一块无字的碑，上面一个字都没有。

30年代，华西大学博物馆林名均先生曾写过篇《四川张献忠碑屺》(见1937年7月出版之《逸经》第33期)，对这通七杀碑有记载：“幼时曾到成都县署，见有碑一通，以土拥之，外围以栅，相传为‘七杀碑’。迷信人言，偶有开视者，即不利于县官，故人多不敢观。”
后民教馆被日本飞机炸后，原陈列大楼全毁(现在这座大楼是五十年代在原址上重新修建的)，可是那通“七杀碑”却幸存下来。该馆馆长周树人(广安人)便把它连同宋代乾道年间碑等一并移在该馆内原动物园(现盆景园)空房舍内搁置，一直到1949年12月成都解放。1950年春天，馆内各项器物连同此碑逐一造册，移交给接收的军代表张追光点收。时年该馆又把这些古物移交给川西博物馆(现四川省博物馆)。现在，明代铜铸之江渎太子及其两妃大铜像及一大钟，均尚存于人民南路省博物馆偏北职工宿舍的空坝子内。而张献忠的“七杀碑”却从此如石沉大海，再无人见到过它的真面目。有人撰文称张献忠的“七杀碑”至今还在四川省博物馆内，但实际上现在四川省博物馆内只有一块无字碑，上面不仅没有杀字，连任何一个字都没有。又有史料说“民国三年……但怒刚(懋辛)做府知事，以成都县署办团练讲习所，唐仲寅君为所长，与兄旧交，一日，兄往成都县署看‘七杀碑’，唐君云：‘因全体学生破除 迷信，打成粉碎抛弃矣。’”

这是督师的吧，能不能不要有的没的都整进来。我要呼唤吧务删帖了。

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自古及今，农民起义军都被恶意夸大的栽赃陷害。
甚至包括和他们有同样性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执政党。
个中原因，自思自量。

后民教馆被日。本飞机炸后，原陈列大楼全毁(现在这座大楼是五十年代在原址上重新修建的)，可是那通“七 。杀。碑”却幸存下来。该馆馆长周树人(广安人)便把它连同宋代乾道年间碑等一并移在该馆内原动物园(现盆景园)空房舍内搁置，一直到1949年12月成都解放。1950年春天，馆内各项器物连同此碑逐一造册，移交给接收的军。代表张追光点收。时年该馆又把这些古物移交给川西博物馆(现四川省博物馆)。现在，明代铜铸之江渎太子及其两妃大铜像及一大钟，均尚存于人民南路省博物馆偏北职工宿舍的空坝子内。而张献忠的“七杀碑”却从此如石沉大海，再无人见到过它的真面目。有人撰文称张献忠的“七杀碑”至今还在四川省博物馆内，但实际上现在四川省博物馆内只有一块无字碑，上面不仅没有杀字，连任何一个字都没有。又有史料说“民国三年……但怒刚(懋辛)做府知事，以成都县署办团练讲习所，唐仲寅君为所长，与兄旧交，一日，兄往成都县署看‘七杀碑’，唐君云：‘因全体学生破除迷信，打成粉碎抛弃矣。’”

后民教馆被日本飞机炸后，原陈列大楼全毁(现在这座大楼是五十年代在原址上重新修建的)，可是那通“七杀碑”却幸存下来。该馆馆长周树人(广安人)便把它连同宋代乾道年间碑等一并移在该馆内原动物园(现盆景园)空房舍内搁置，一直到1949年12月成都解放。1950年春天，馆内各项器物连同此碑逐一造册，移交给接收的军代表张追光点收。时年该馆又把这些古物移交给川西博物馆(现四川省博物馆)。现在，明代铜铸之江渎太子及其两妃大铜像及一大钟，均尚存于人民南路省博物馆偏北职工宿舍的空坝子内。而张献忠的“七杀碑”却从此如石沉大海，再无人见到过它的真面目。有人撰文称张献忠的“七杀碑”至今还在四川省博物馆内，但实际上现在四川省博物馆内只有一块无字碑，上面不仅没有杀字，连任何一个字都没有。又有史料说“民国三年……但怒刚(懋辛)做府知事，以成都县署办团练讲习所，唐仲寅君为所长，与兄旧交，一日，兄往成都县署看‘七杀碑’，唐君云：‘因全体学生破除迷信，打成粉碎抛弃矣。’”

30年代，华西大学博物馆林名均先生曾写过篇《四川张献忠碑屺》(见1937年7月出版之《逸经》第33期)，对这通七杀碑有记载：“幼时曾到成都县署，见有碑一通，以土拥之，外围以栅，相传为‘七杀碑’。迷信人言，偶有开视者，即不利于县官，故人多不敢观。”
后民教馆被日本飞机炸后，原陈列大楼全毁(现在这座大楼是五十年代在原址上重新修建的)，可是那通“七杀碑”却幸存下来。该馆馆长周树人(广安人)便把它连同宋代乾道年间碑等一并移在该馆内原动物园(现盆景园)空房舍内搁置，一直到1949年12月成都解放。1950年春天，馆内各项器物连同此碑逐一造册，移交给接收的军代表张追光点收。时年该馆又把这些古物移交给川西博物馆(现四川省博物馆)。现在，明代铜铸之江渎太子及其两妃大铜像及一大钟，均尚存于人民南路省博物馆偏北职工宿舍的空坝子内。而张献忠的“七杀碑”却从此如石沉大海，再无人见到过它的真面目。有人撰文称张献忠的“七杀碑”至今还在四川省博物馆内，但实际上现在四川省博物馆内只有一块无字碑，上面不仅没有杀字，连任何一个字都没有。又有史料说“民国三年……但怒刚(懋辛)做府知事，以成都县署办团练讲习所，唐仲寅君为所长，与兄旧交，一日，兄往成都县署看‘七杀碑’，唐君云：‘因全体学生破除迷信，打成粉碎抛弃矣。’”

《老成都》专刊第21期，载有李受天君所写《为何张献忠的七杀碑不可摹?》一文，“有时到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游览，在柳树回绕的荷花池畔，有民众教育馆(前身为通俗教育馆)陈列室，主楼两侧右一栋平房为兵器室，左侧平房为金石文物展览，有明末清初大西农民首领张献忠所书的七杀碑，碑高约一米，碑面好像涂过墨，石刻字迹已经开始风化，碑文竖书两小行为‘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物以报天’，第三行为七个碗大的张脚舞手的‘杀’字……”文的结尾是这样写的：“随着岁月的流逝，1941年7月27日，日机108架疯狂袭击成都，其中的少城公园，竟投下炸弹25枚，民众教育馆也遭此厄难，而“当年你曾在民教馆工作几年，是该馆当事人，新中国成立之后，你办过该馆的移交，对这通碑的下落究竟如何，你该作个交代。还听说广汉张献忠的‘圣谕碑’也与你有点牵扯，也应该作点说明才是!”由于疏懒，久未动笔，近来经过思考，觉得还是应该写上几句，浪费浪费《成都晚报》的篇幅为宜。
明末大西农民军领袖张献忠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清顺治元年)率军进入四川，是年三月下夔州，六月破涪州取重庆，八月攻占成都，建大西国，称大西王，改元大顺，以明蜀王府(相沿叫皇城，现四川省展览馆)为王宫，到清顺治三年(1646年)十二月，被清军肃千的裨将雅布兰射杀于西充凤凰山。张献忠在成都的整个时间不满三年，但关于他的传说却不少。传说是往往拿不出凭证的，可是，传说中的“七杀碑”却是件实物，到今天来说，不管这通碑是真是假，以时间论，它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了。当年，它是怎样会陈列在少城公园民众教育馆的?它的下落又如何?它的真伪又如何?
为了存真，对这通名气很大的碑，而且又是专制时代统治阶层诬为当年张献忠嗜杀的证物，它的来龙去脉，倒确有一写的必要。
1924年邓锡侯任四川省长驻重庆，杨森任“督理四川军务善后事宜”驻成都，杨森便以督理职务监管民政，不顾反对，在成都拆民房修马路，把清代臬台衙门改建为春熙路，在少城公园内开办通俗教育馆，馆内修体育场(今露天舞场一带)，又开辟陈列馆，委卢作孚为首任馆长，把当时成都庙宇及衙署内的古物汇集去陈列，如文庙西街江渎庙(今卫干院)内明代所铸很大的江渎太子及其两妃三座大铜像等，均搬入该馆陈列。他听说那时署前街成都县衙门内，有张献忠的“七杀碑”，便命县长(那时叫知事)林宝慈送去陈列。实际上该衙署内哪有那通碑，但对这位专横督理的命令，又难以违抗。林宝慈左思右想之后，便把衙门内一通早已风化剥蚀、看不清楚字的旧“德政碑”送去冒牌顶替，了此差事。那通碑上除了有点残缺模糊不成字的毛划外，更没有碗大的七个“杀”字的痕迹，是一通“无字碑”。

@啊乌黑一片 早在“七杀碑”最早被公开于众时，就有学者质疑“七杀碑”之传闻名不副实，就连陈列方都怀疑“七杀碑”之说是以讹传讹，而且特意在陈列中说出来，所以在文物名称中没有用“七杀碑”，而用了“献忠碑，世传之七杀碑”，这个文物名称的意思就是说只能肯定它是张献忠留下来的碑，而且就是传闻中所说的那块所谓“七杀碑”，至于碑文是否与“七杀碑”的传说相符----“疑点部份”特意加以指出。而且有照片显示并无一个杀字，，所以你那个《老成都》专刊第21期，载有李受天君所写《为何张献忠的七杀碑不可摹?》一文明明就是假的

人家明明只控制了，成都府，重庆府以及周边一小块地方唉

简言之： 成都少城公园的是块冒牌碑，与所谓的“七杀碑”及“圣谕碑”都没有关系， 广汉的是真碑（“圣谕碑”）。
冒牌碑约在民国三年(1914年)前后，"因全体学生破除迷信，打成粉碎抛弃矣。"（邓穆卿《张献忠‘七杀碑’的下落与‘圣谕碑’》）
现存于广汉房湖公园内的“圣谕碑”上书：
　天有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　　　■＝天
　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二年二月十三日　　　　　　　　■■＝大夏
“七杀碑”系清代为栽赃张献忠所伪造，其为真碑抑或误传的“口碑”，仍属搞不清的一个问题。“然则，所谓之‘七杀碑’者，其有无确可成为问题。意者献忠当时因屠杀过多，于人之印象太深，后人但记其‘六言谕’之前二句，遂附会其辞而为‘七杀碑’；且前二句本为六言，今已变为七言，犹可见口传变迁之迹，非于此‘六言谕’之外另有‘七杀碑’也。”（林名均《四川张献忠碑记》）
参考：
林名均《四川张献忠碑记》及刘黎仙的复信
邓穆卿《张献忠‘七杀碑’的下落与‘圣谕碑’》
陈稻心《漫话“七杀碑”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