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0万光棍？
　　真的有？
　　引子
　　超高的男女性别比似乎是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成为社会热点话题，让公众倍感忧虑。
　　挑起本轮“光棍危机”话题的是浙江财经大学一位教授的“雄文”，把“穷人可以合娶老婆”作为解决3000万光棍问题的途径，一时间网络哗然，议论蜂起。
　　无论是支持还是拍砖，共同的前提是认同中国已经存在或者在2020年之前即将出现至少3000万“光棍”。
　　但是，沈阳师范大学人口学教授王立波和她的研究生周平梅的一项研究结论却是：“3000万光棍”不存在。
　　人口统计的数据指向出现了偏差
　　“光棍危机”一词已经列为百度词条，记者遍查了近些年网上关于“光棍危机”的各种新闻和言论，力求找出“3000万光棍”一说的源头。总结起来，大致有两个跟“3000万”有关的数字。
　　第一个“3000万”来自于2014年底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最新人口数字：“2014年末中国大陆人口136782万人，其中男性人口70079万人，女性人口66703万人。 ”男性和女性人口数量正好相差约3000万人。
　　对这个数字，沈阳师范大学人口学教授王立波的解释是：从这组数字显示的中国大陆的性别比为105.66，处于国际通行的103－107的合理区间之内，并不算高。而“光棍危机”的说法当中的“光棍”指的并不是所有年龄段的男性，仅仅是适婚年龄的男性。所以，这个数字没有参考价值。
　　另一个“3000万”来自于一个推论，依据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中国大陆出生性别比112、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出生性别比118，就此推论出 “到2020年，将会有3000万至4000万处于婚育年龄的男青年无妻可娶”，甚至还有相当多的文章引用外媒的说法，认为中国大陆的性别比早在 1980年就超过了官方公布的数字，所以3000万“光棍危机”已经出现。
　　对此，王立波认为：根据出生性别比来推论各年龄组人口成年时的性别比是国际通行的做法，从理论上和逻辑上来说没有错，在大多数国家，因为没有生育的限制，所以出生人口数量统计反映的是人口的真实状况，以此来推论成年人口的性别比是科学有效的；但中国的现实是，30多年来所实行的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使超生家庭漏报和瞒报新生儿的情况不同程度存在，由此推论成年期的性别比也就存在较大风险了。
　　王立波用一组令人匪夷所思的数据证明这一点：众所周知，人口数量从出生开始就应该在死亡率的作用下不断减少，虽然不同年龄段减少的比例不同，但总体上下降的趋势是必然的。但考察中国大陆同一个年龄组在不同年龄节点上的人口规模，却会发现，这个数字居然不降反升。例如，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0至9岁的男性和女性人数分别为11268万人和10309万人，到了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均有所增加，分别为11822万和11020万。而到了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男性人数下降到11484万人，考虑到这一年龄组男性的死亡率为每年3‰－4‰这个因素，这一数字尚算合理，而女性人数则继续不降反升，达到了11358万人，比出生时凭空多出了1050万人。这些人，应该就是出生时漏报、瞒报的了。
　　适婚年龄组性别比并未报警
　　既然上述的统计方法不可行，那么正确的方法是什么呢？
　　王立波引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官方数字进行比较：以中国大陆平均结婚年龄27岁作为参照，将适婚年龄组限在20岁至34岁这个年龄段，通过汇总1982年、1990年、2000年、2010年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可以看出，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前和以后出生的人口性别比相差不大，甚至2000年和2010年的数据还更低些，2010年婚龄期的性别比为四组中最低，只有102。而这个数据，与日本2000年、2010年两次人口普查的数据相比也是低的。
　　2010年，我国20岁至29岁的男性人口总数为1.1484亿人，同年龄段女性为1.1358亿人，两者只差126万人，远没有3000万人那么大的差距。
　　这个结论是惊人的，因为它颠覆了流行许久的一个观点：在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的管控之下，很多家庭为了生男孩，用B超等手段检测胎儿性别，使女婴流产。尽管我国法律禁止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但这种情况仍然存在。
　　按照王立波的研究结果，不仅超高的出生性别比并不真实，而且西方国家用以攻击中国人权问题的 “大量女婴被扼杀”的说法也并不符合实际。
　　王立波这样解释从出生性别比到适婚期性别比的变化，她认为，中国具有男孩偏好的家长在生出女孩以后，并不是像人们想象得那样把女婴溺死或者抛弃，性别选择性流产也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普遍，在儒家传统文化熏陶中的中国城乡，男孩偏好并没有把中国父母的基本伦理纲常毁灭。更多的人是把出生的女婴或者超生的男婴以各种方式隐藏起来，这些被隐藏的孩子随着年龄的增长，最终总会以各种方式出现。
　　中国的父母总体上还是善良温情的，他们保持着男孩偏好，但也同样爱惜女孩。
　　“光棍村”和“剩女”一样是婚姻价值取向所致
　　虽然王立波的数据支撑非常具有说服力，但由“光棍危机”引发出的一系列令公众忧虑能因此消除吗？
　　从这些年的相关文章中，最集中的忧虑就是“光棍村”的问题。有一篇报道专门讲述了记者在贵阳某村的实地调查，2100多人的村庄就有290个光棍。
　　如果3000万光棍并不存在，光棍村的问题又该如何解释呢？王立波认为，从社会经济地位的阶梯形婚配模式上看，女性择偶往往选择比自己社会地位高的男性，而男性则倾向于选择比自己地位更低的女性，所以，即使婚龄男女不存在性别失衡的问题，同样会有被婚姻市场挤出的人——剩女和剩男。 “剩女”主要存在于城市，“剩男”主要存在于偏远贫困的农村和城市的贫困群体当中，这应该是 “光棍村”产生的主要原因。解决 “光棍危机”，最终还是要靠经济的发展和个人素质的提高来实现。
　　采访中，记者产生了一个疑问：王立波所做的研究依据都是官方公布的数字，为什么根据同样的数字所得出的结论会如此大相径庭呢？王立波对此也有困惑：其实，在人口学研究者当中，持她这种观点的人有很多，但网络上却较少见到。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年研究所副所长邓希泉发表于2014年初的一篇文章认为，近年来，关于剩男剩女或性别比问题的新闻，总是能够强烈地吸引公众的注意，这些貌似充满社会问题意识的新闻报道，似乎并没有对此问题的解决产生多大裨益。相反，这些缺乏科学分析的结论，往往造成了社会和公众对性别比问题的一些误解。
　　邓先生的这篇文章同样被网络世界忽视了。
　　看来，网络更加偏爱充满“忧患意识”的标题，“3000万光棍”显然更符合传播学的某些规律，因此形成了一个“沉默的螺旋”，将那些理性冷静的声音给淹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