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法医，我常年跟尸体打交道，要说没有遇到过诡异的案子，那是骗人的。
　　写下这些文字，我并非想故弄玄虚，而是想将那些不可思议的案件还原出来，让大家更了解法医这神秘的一行。由于法律和道德等原因，我不能在书中公开一切真实资料，只能点到为止，大家请勿对号入座。
　　我的名字叫朱明川，生于广西，一介草民。恢复高考后，我考上了原南宁地区卫生学校，毕业后就分配到马山县贡川卫生院工作。1986年，我开始在马山县公安局从事法医工作，95年后兼任马山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负责法医鉴定及主持刑事技术工作。前几年，公安局只有我一个法医，在基层做法医，接触高度腐败尸体是家常便饭，凶案现场也极具震撼力，搞得我一度想逃走。
　　世事多变，后来有一个案子让我改变了心态，决定继续干下去。

　我记得，那是1988年夏天，广西的一座县城发生了碎尸案。根据群众举报，有人在县城外一个下水道井口闻到恶臭，找人掀开盖子一看，里面泡着一袋尸块，袋子已经破掉了。这案子震惊全县，公安局经过盘查和搜索，总共找到六个黑塑料袋包装的尸块。因为那个县城同样只有一个法医，我就被借调过去，帮忙做尸检。
　　那个法医叫谢增龙，曾和我一起在南宁学习，后来我们还有过多次联手办案的经历，但这都是后话了。先说，我赶去事发县城时，谢增龙已经把能找到的尸块按人体形态标志拼接排列了。可是，凶手碎尸碎得太彻底了，尸块被砍剁得成肉沫了，骨头没有完整的，别说死者的身份识别检验，甚至不能从骨盆或耻骨来鉴定死者的性别了。
　　在这种情况下，法医可以提取血液或软骨细胞做X、Y染色体检验，以判明死者的性别。可是问题就出在这儿，我们居然检验出来，死者有XX和XY两种染色体。那意味着什么？这是违反科学的！男性的染色体是XY，女性的染色体是XX，按理说，不应该检验出死者有两种染色体才对。当然，世界无奇不有，也许真的会有一个人有两种染色体，即嵌合体，但那几率太小了。
　　若非死者身体异常，那么为什么会检验出男性与女性的染色体？碎尸案中，是不是有两名死者？尸块被我们搞混了？
　　与此同时，公安局经过数天的走访调查，发现一个叫李秀华的女人失踪了，确定她是县城里唯一失踪的人口。听到这消息，我和谢增龙就纳闷了，假设不是警方疏忽，死者亦非阴阳人，那为什么有两种性别的染色体呢？
　　这一点看似对刑侦工作不造成困难，可正是这细微的一点，成了日后我们侦破碎尸案的关键所在。

国际著名法医学家托马斯?野口先生有过这样一段精辟的描述：“面向生者转述死者的惨痛经历，使得法律发挥效能，这正是法医的职责。”这话不假，要转述死者的话，就必须先从尸体那里认真地听。我和谢增龙面对碎尸，检测出两种性别的染色体，进了死胡同，只得从另一方面着手。
　　在碎尸案中，罪犯与被害人往往有亲缘关系或社会的交往关系，杀人现场一般即为分尸现场，但也不一定，这要从尸体的分解方式、包装方式、附着物及抛、埋范围来分析。事发县城的尸块包装得很紧密，每袋都有五层黑色塑料袋，而且抛尸范围非常广，这些都表明分尸极可能是在室内的。如果是在室外分尸，那么尸块的包装物就不会那么多，而抛尸范围也会很集中，甚至是在凶手居住处附近直接掩埋。
　　可是，李秀华的家中干干净净，找不到一点血迹，邻居也说她很多天没回来过了，但经常看见一个中年男人出入她家。由于邻居多为老年人和小孩，他们讲不清中年男人的长相，只依稀记得那个人比较胖。
　　在刑侦过程中，凶案第一现场要尽快确定，这样才能进行凶案现场重建。我们手上的证据只有尸块，还有黑色塑料袋，突破口只能从这两样着手，不能指望警察从摄像头找线索，因为那时候县城连电脑都没有，更别提DNA库了。同样地，警察没有在李秀华家里找到用得上的证据，她上班的单位是一家纺织厂，平时与她生活有交集的员工都是女性，一个嫌疑人都没有，中年胖男人像是蒸发了一样。
　　遗憾的是，我和谢增龙在黑色塑料袋上没有找到一枚指纹，想必凶手怕被查到，戴了手套之类的东西。我们再度检查尸块，这时注意到尸体很干净，可能曾经过清洗，但有的尸块上沾着黑色砂粒，塑料袋里还有黑色砂粒沉淀和草叶等异物——这一点很古怪！
　　室内分尸和室外分尸还有一个区别，那就是尸块的附着物，通常室内分尸，尸块会比较干净，很少有附着物粘附；室外分尸的话，尸块上往往会有泥沙、草、叶等异物，有时尸块的皮肤上还可检见树桩、砖石等造成的拖擦痕。
　　我们一起找到了六个黑色塑料袋，只有下水道的袋子被擦破了，其他袋子被发现时仍包装严实，这就排除了是抛尸现场无关证物污染的可能性。可罪犯若在室外分尸，那为什么抛尸范围这么大，而且碎尸如此彻底，这又形成一个矛盾。不过，在80年代末，许多住户的房子并没有瓷砖地板，都是水泥粗地，尸块有附着物很正常，但尸块上还有草、叶等物，这让我和谢增龙再一次陷入僵局。

事情出现转机，那是一个月后了，李秀华的邻居赶来公安局报案，说那个胖胖的中年男人摸进了李秀华的家里。等民警赶去时，胖男人被逮了个正着，可他坚持否认李秀华的死与他有关，还说他并不知道李秀华已经死了。
　　经查证，那个胖男人叫韦安，住在县城外的林场里，是林场承包人。一年前，韦安认识了李秀华，渐渐地他们就好上了。据韦安交代，一个多月前他到邻县卖木材，现在才回来。李秀华是在一个多月前遇害的，时间过去那么久了，他找不到不在场证明，也没人能为他作证。
　　我和谢增龙跟随民警到林场时，一看见韦安的住处就明白了，那里就是凶案第一现场，因为那是一座偏僻的院子，韦安离异后独居在那里，四周没有一处人家，分尸不必怕被别人撞见。院子明显被人清洗过了，我们也没有在厨房和洗澡房检查，当时一进去，看到院子里的泥砂是黑色的，地上还有落叶，于是就拿起铲子在土色较新的地方挖了挖，结果一挖就挖出带有臭味的土块，血液已经变色了，但仍有些许尸体的肉沫被夹在泥砂中。
　　尽管铁证如山，但韦安仍否认他杀了李秀华，这时他离异的妻子也带着儿子来赶来，一家人都哭哭啼啼地说自己是清白的。李秀华不是本地人，她的亲人一起赶来时，遇到了韦安的家人，两帮人就在公安局门口打了起来。谢增龙去劝架时，被韦安的儿子打破了头，说是我们被李秀华的家人买通了，栽赃了韦安。韦安的前妻和儿子不依不饶，打了人不算，还坚持让别的机构重新验尸。
　　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发布的《尸体解剖规则》第二条明确规定：“法医解剖：限于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查院、公安局以及医学院校附设的法医科（室）进行。”鉴于这条规定，公安局肯定不同意韦安前妻和儿子的要求，况且在2005年以前，社会上能做法医鉴定的机构并不多。（在2005年10月，国家发布了一个规定，全面停止人民法院的法医鉴定，这使得社会的法医鉴定机构如雨后春笋，但也参差不齐。）
　　我看到两家人在外面打起来，拉开了他们，后来谢增龙就跟我说，走，朱明川，今晚再去研究研究，我们不能冤枉好人。那一刻，我忽然觉得法医很难做，可也必须做下去。世界上有太多的不公，我们没有能力做超人拯救世界，但至少可以还一个公道给那两家人。
　　当时，我们先搞清楚了室外分尸和室内分尸的矛盾之处，可仍对两种性染色体有疑问。我帮谢增龙额头的伤做包扎时，嘴里骂了韦安的儿子，想替好兄弟出口气，可忽然灵光一闪，想到了李秀华为什么会有两种染色体。

　在这里，我要解释一下，法医的工作范围，因为上面这段文字看起来，我好像把所有的刑侦工作都做了。法医学的研究包括：尸体检查、活体检查、物证检验、文证审查、现场勘察等五大类。其中，现场勘察是指通过对犯罪现场或事故场所的检查，借以发现与案件相关的人和物及其相关性，为判明案件性质，揭露与真实犯罪进一步提供证据——抛尸现场亦是法医的“地盘”。
　　我看完照片，心里很激动，把想法和谢增龙一说，两人一拍即合。那是什么证据呢？时间过去一个多月了，证据还可能在抛尸地吗？不会被其他人和物污染吗？答案是，不，完全不会！
　　凶手很狡猾，戴了手套，在那个年代就知道不要留下指纹，真的很聪明。可是，凶手记得作案时戴了手套，但抛尸时，很可能是赤手扳开了下水道的井盖，盖子下面留下了指纹。事实证明，我们是对的，盖子下面除了几个无关人员的指纹，还有几枚身份不明者的指纹。
　　也许，大家又会觉得奇怪，凶手抛尸没戴手套，那为什么黑色塑料袋最外层没有指纹？那是因为塑胶手套在80年代末还不广泛，我们猜测凶手使用的是林木砍伐工用的厚手套。那种手套戴上去后，很难扳起下水道井盖，凶手为了快速抛尸，极可能脱掉了手套。既然凶手是在室内分尸，拥有充足的时间，那么尸块包装袋肯定不只五层，十有八九是多套了几个，抛尸后再拿走原本套在最外面的塑料袋。这样不只不会沾上凶手指纹，还能避免袋子不沾上凶案第一现场的任何痕迹。
　　采集到了指纹，我们要比对，那时还没电脑，比对指纹都是人工操作，用的是指纹卡片。我记得，1956年省厅曾派人到公安部第一民警干校学习全国统一的“中国十指指纹分析法”及指纹档案管理业务，有一个人后来调到该县，整理出了1083份罪犯十指指纹卡片。于是，我们经过比对，真的抓到了凶手，令我们没想到，这一次碎尸的人竟是一名女性罪犯。
　　罪犯名叫张娟，在纺织厂上班，和李秀华是工友。张娟曾和韦安谈过关系，后分手，就在此时李秀华认识了韦安，这却点燃了张娟的妒火。一次，张娟以为韦安在家，便回韦安的住所取回她的一件衣服，哪想却碰上了刚洗澡出来的李秀华。两个人一见面，她们就争吵起来，还动了手。张娟怒火中烧，拿起铲子打死了李秀华，恰好韦安外出谈生意，她就在院子里分尸，然后把尸块抛到各处。抛尸的地点实际上都在张娟从林场回家的路线上。张娟原以为，她清洗了现场，不会有人查到她头上，没想到在井盖上栽了跟头。而张娟也忘了，两年前，她曾因盗窃百货商店的东西被拘留过，留下了十指指纹。
　　结案后，韦安和李秀华的两家人不再打闹，双方还向谢增龙道歉。我看着那一幕，对法医这行的退怯感没有了，亦不再迷茫，正如一句法医名言：To Speak for the Dead，To Protect the Living。这句话道出了法医事业的真谛：为死者言，为生者权。
　　以后，我还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案子，每次我都会想起那句话。
　　（第001号案 阴阳尸 完）

　87年10月的一天，马山县食品加工厂的一位女工人在家离奇死亡，他丈夫到医院办理了脑外伤死亡证明，声称死者下楼时不慎摔倒，造成了颅外伤死亡，要求火葬场立即火化。为慎重起见，火葬场负责人将这一情况通知了我。
　　死者名叫冯媛，住在家里的人除了丈夫张国军，还有张国军的父母。我赶到现场时，冯媛的尸体已经经过清洗，并换了一身衣服，楼梯上的血迹也早就搓洗掉了。我一看这情况，倒没想太多，等我现场做完鉴定时，发现死者确系颅外伤死亡，楼梯虽然经过搓洗，但仍有摔倒碰撞的痕迹，火不火化就听我一句话了。
　　光凭查看现场和尸表，我并不能完全肯定，冯媛是意外摔下楼，正常的工作流程还需要进行尸体解剖。可张国军和他父母不同意，只允许我们在家里看看，坚决不同意把尸体带走。我跟民警想劝解，张国军却拿着医院开具的死亡证明，力证妻子冯媛是意外事故死亡，不是他杀。送葬队伍聚集在死者家里，起哄地指责我们不让死者安宁，试图赶走我们。
　　民警不想起冲突，也怕万一查不出来，多添一桩悬案，丢了县公安局的面子。我那时还年轻气盛，心想万一是命案，死者怎么能瞑目？冯媛的娘家也不答应啊！没办法，我只能在现场继续验尸，可尸体经过清洗，就算有证据，也可能被洗掉了，要找线索大多要靠解剖了。当时的情况让我没得选，只能凭经验检查尸表，而且时间紧迫，就像拆炸弹一样。
　　实际上，早在1900年前，《礼记·月令》和《吕氏春秋·孟秋记》都有：“命理瞻伤、察创、视折、审断、决狱讼，必端平”等法医肉眼检查操作的记载。有些尸检，光看尸表亦能找到证据，运气和实力都各占一部分因素。
　　我查看死者的脖子时，发现那里有一个黑点，黑点周边的皮肤有点像金属质，我戴着塑胶手套搓了搓，怎么都搓不掉，原来那是皮肤金属化了。我觉得这一点有问题，告之随同前来的民警，张国军却指责是我的塑胶手套没洗干净，皮肤金属化是我弄脏了死者，还想和我打架。
　　在这里，我又要解释一点，早在上世纪80年代，法医们的工作条件十分简陋，那时还没有防护服，工作时就穿一件白大褂、戴个口罩。就连法医们检验时戴的手套都要回收，一副手套洗了戴，戴了洗，直到破了洞才不再用，从1988年起，法医们才陆续开始用一次性手套。
　　我自认每次手套都洗干净了才再度使用，尽力不会污染尸体，破坏尸表的证据。张国军如此激动，心里肯定有鬼。首先，我怀疑冯媛是被电死的，通常被电死的人身上会有电流斑，是电流热作用所致。电流斑不是每次都会出现，电死的人除了电流斑，还有皮肤金属化的特征。
　　当金属电极与皮肤接触时，由于电极金属气化，金属微粒沉着于皮肤上及其深部，称为皮肤金属化。比如，铜导体与皮肤接触后，铜屑沉积在皮肤上，皮肤就会呈淡绿色或黄褐色；铁导体与皮肤接触后，铁屑沉着在皮肤上，皮肤就会呈灰褐色；铝导体与皮肤接触后，铝屑除可在皮肤上沉着外，还可深入皮下组织与肌肉，而且电流时间越长，金属化就越严重，除非把皮肤割去，否则很难洗干净。
　　死者脖子上的金属化是灰色，我起初以为是死者家属没洗干净，原来他们根本洗不掉，也不知道那是一个破绽。发现了这一点，民警盘问之后，张国军和他父母才交代，冯媛因无法生育，又不肯离婚，张国军经常与她吵架，这一次张国军气过头了，一不小心就把妻子推下楼了。冯媛并没有当场死亡，张国军想要孩子，干脆就顺势接通电源，将妻子电击杀害，并和家人伪造了摔倒致死的现场。由于担心冯媛没被电死，并为了确保犯罪目的得逞，张国军电击了很久，却没料到这样反而让皮肤金属化异常的明显。
　　听到张国军交代一切，送葬队伍一片哗然，我却觉得这很荒唐，因为电死人再伪造现场，其实是办不到的。外表的证据也许能洗去，但张国军不知道，证据还在尸体的体内。
　　电击死时，死者除电流斑、皮肤金属化外，全身改变还与急死、休克相似。电击休克立即死亡者，心脏、大血管内血液不凝，内脏充血、水肿；神经细胞浑肿，尼氏小体消失，脑浆内有空泡形成；电击伤（死）还可引起内脏破裂，尤其是肠破裂。
　　由于这件案子的侦破过程都是在凶案现场完成的，一举一动都在群众眼中，真相大白后，他们不再起哄骂人，转而纷纷赞扬，还有人好奇地问法医是不是经常要触摸尸体。正如达芬奇的一句话：Our life is made by the death of others（中文意思：我们的生活建立在别人的死亡之上），法医这一行正是建立在他人的死亡上。
　　尸体，常伴法医左右，这看似很神秘，但聆听死者最后的遗言才是重中之重。
　　（第002号案件 金属尸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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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知识：上文提到的尼氏小体是神经细胞的胞浆内含有带色素的斑块。

　古罗马著名医生盖仑有一句名言，解剖对医生的重要性，如同建筑师离不开建筑图纸一样。因女我们怀疑死者是溺死的，所以进行尸体解剖时，特别注意检查肺部的溺液、泡沫、泥沙、水草、浮游生物等，还要检查肺部有无淤血、水肿、肺门淋巴结有无肿大。
　　现实中的法医和电视剧里的不一样，他们仅对尸体检验，给出尸检报告，并不会主观地告诉你，谁谁谁是凶手。理论上，尸检报告只是法律证据，确定凶手是谁，并不在法医的职责范围内。换句话说，法医就是专门聆听死者话语的人，那些话语只有法医才能听得到，然后法医再把那些话转述到尸检报告上。
　　在尸检中，我们检验到女尸肺部的溺液确实是海水，这点毋庸质疑。可柳州哪有海呢？我们总不能把这个结果填写到尸检报告交上去，这太没说服力了，肯定不能当作法律证据的。溺尸体表会被水浸泡，大部分细微的证据都丢掉了，而尸体经过多重污染，法医很难鉴定尸表上的证据哪些是与凶案有关，哪些是无关的——那么重要的证据就在尸体内部。
　　溺液在这个案子中是最关键的突破口，我们在检验了溺液后，发现柳州的确有“海”。
　　海水分为两种，一种是天然的，另一种是人工配制的。如今，内地很多不靠海的地方都养有海水鱼类，可从海边运海水过去，费用太昂贵了。那该怎么办？人工配制的海水就应运而生了。
　　人工配置海水只要将人工海水盐按照一定比例与水混合，就可配制成与天然海水较接近的人工海水。其中，国产海水盐含有20种微量元素，进口海水盐含有40种微量元素。人工海水配制的水源，应选用无毒，无味，洁净的过滤水，地下水和晾晒一周的自来水。
　　1997年以前，在柳州一起有13个地方有人工海水养鱼，但只有3个地方采用了进口海水盐，这数据源自“柳州农业部渔业局”的备案记录，而女尸肺部的溺液就含有进口海水盐。这一点让我们有了突破，但那3个地方都不承认死过人，也没有员工失踪。警方考虑，这些地方招工不规范，死者可能是从外地来柳州打工的，没有签用工合同。那些地方也没有摄像头，什么线索都没有，案子又回到了原点，女尸到底在哪里死亡的呢？
　　经过法医的再度检验，发现死部肺部的溺液比较浑浊，还有些许沉淀物堆积。要知道，人工海水刚配制时，通常会很浑浊，水底有沉积物。配制好的人工海水要立即启动水族箱中的循环水过滤装置，加温设备和充氧设备，12小时后才会变得澄清。经一周后，若水质已稳定在合理范围，这时就可饲养海水观赏鱼了。
　　这一点让警方豁然开朗，在那3个有海水鱼的地方中，只有一家在十天前购买了一批进口海水盐，配制了新的人工海水，准备给巨大的水箱换水。这就表明，死者是在配制海水时溺死的。确定了这一条线索，警方一路查下去，而这时死者的丈夫也从异地赶来报案，说妻子失踪了。
　　案子经过半个月的侦察，终于真相大白，原来死者是配制海水时自己跌进去淹死的，可用工单位的负责人怕被死者家属索赔，趁夜把尸体丢到了死水沟里，想误导警方，让大家以为死者是在水沟中失足溺亡的。可用工单位的负责人不知道，淡水和海水溺亡的肺部有区别，他还以为死者没有外伤，这样就不会查到他们身上了。
　　第003号案 淡水海尸 完

好看

等更

挺不错的，不更了吗